涓子生君

新周刊2007-016期

　　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消费主义、性自由和成功学。

　　消费主义以品牌为噱头，以时尚为药效，将人卷入无休止的购买与淘汰的恶性循环中，恋物成瘾；

　　性自由以人性为噱头，以性爱为药效，不断释放暧昧与激情的烟幕弹，纵欲成瘾；

　　成功学以速成为噱头，以名利为药效，误导急于走捷径成为人上人的年轻人投身其中，投机成瘾。

　　三粒毒药中，以成功学危害最巨——它以教育之名，行“毒”化社会气氛、“毒”化人心、破坏多元价值观之实。

　　在成功学的逻辑中，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就证明你不行，你犯了“不成功罪”！

　　助你“实现人生价值”、“开发个人潜能”、“三个月赚到一百万”、“有车有房”、“三十五岁以前退休”……成功学泛滥于职场和网络，上进人群迷失在多款提升课程和短期培训班里，成功学大师满天飞，成功学培训蔚为大观成产业。

　　——我们何时变得如此迫切渴望成功？成功何以变得如此简单粗暴？那些成功学大师除了演讲收钱还能做什么成功的事？我们可不可以不成功？

　　个人奋斗很可嘉，实现自我很诱人，名利滋味很甜美。但一个社会结构中，成功人士不过1%，且离不开长期实干和机遇。若成功一学就会，且成王败寇，成功人士光荣，非成功人士可耻，那么，社会中99%的大多数还怎么活下去？生活中有许多美好事物和价值，是成功学课程所蔑视、给不了的和教不会的。

　　当全民成功变成狂热风潮，成功上升为绝对真理般的、人人趋之若鹜的主流价值观，成功学就是一粒毒药，而信奉成功学的人就沦为牺牲品。

躁动时代的成功迷梦

　　当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日记中写下近似谵语的成功梦想时，我们无从断定这种梦想虚幻与否；当众多的人沉浸在以“别对自己说不可能”之类的朴素箴言达到成功的迷醉当中，我们也无从判断这种成功捷径的可行性；当全社会都奉行着“豪宅、宝马、年入百万”的成功标准时，我们也无法知晓这种价值观的正确性。

　　我们唯一可知的是，我们全社会都在追求成功，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成功。开发潜能、拓展人脉、身心灵平衡，执行力、细节、沟通、行销，感恩、励志、提升……我们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和词汇来表达迫切成功的心情。

　　毫无疑问，在当下的急躁情绪中，成功学讲师已然成功，众多追随者渴望成功，中国正在成功。

　　成功学的文本逻辑

　　卡耐基说拿破仑·希尔的成功学是“经济的哲学”。拿破仑·希尔说乔治·克拉森的《巴比伦富翁》永远有它存在的价值，“因为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始终没有改变”。汤姆·霍普金斯在人生征途上屡战屡败，最后一笔积蓄投给了“世界第一激励大师”金克拉的培训班。“华人成功学大师”陈安之也是在遇到安东尼·罗宾之后，从此走上成功之路，因为“卖产品不如卖自己”。而张锦贵则被陈安之评论为：“张锦贵是唯一能令我感到有压力的华人讲师。”

　　只有成功学大师才能评论成功学大师，而圈外的人则要么举头仰视，要么敬而远之。成功学何以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和话语体系？

　　如果分析一下成功学的基本讲义和惯用词，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是人类世界已知的公理。比如安东尼·罗宾的“必定成功公式”：“第一，决定出你所要追求的是什么；第二，拿出行动来；第三，观察一下哪个行动管用，哪个行动不管用；第四，如果行动方向有偏则修改之，以能达到目标为准。”按照这些无比正确的讲义，理论上当然“必定成功”；但如果不成功，也只能说明你的行为有偏差，而不能说明这些公理不正确。成功学善于比喻、善于利用生活细节说服人，用前些年流行的说法叫做“心灵鸡汤”，美国人则把这叫做“便利店哲学”，即为廉价、方便、随手可得但颠扑不破的正确道理，它们的文本基本上就是用高科技词汇和营销术语来表述的知音文体。成功学也善于化用宗教内核，从美国发端的成功学无不浸透了清教精神，“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化作了“人人都有机会成功”。而在中国的成功学传播过程中，宗教话语变得更加神秘，“感召”、“奉献”、“支持”等似是而非的词汇和刻意营造的环境气氛让某些成功学培训笼罩了一层神秘主义的面纱，这或许是传授者的预设，也或许是受教者的误读。

　　除了善于归纳和化用，成功学也不能不说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沟通维度。成功学无一例外倡导打破陌生人隔阂，试图给中国人灌输陌生人的交往体验，许多培训课程都会号召素不相识的学员拥抱、使用热辣的话语相互鼓励，以他们从来没有过的方式进行沟通。在课外，执着的电话问候、拜访、倾谈和换位理解，也成为成功学的标准手法。毫无疑问，习惯于中国传统沟通方式的人在成功学面前会被极大震撼，越执着于含蓄沟通或者越不善于沟通的人则越容易被夸张、外化的成功学表达方式所颠覆掉，他们会震惊、叹服、小心翼翼地尝试继而从中收获从未有过的精神快感。

　　但，这就是成功学吗？

　　全民成功的时代

　　“华人成功学大师”陈安之的目标是“帮助全中国每一个人、13亿都要成功”，虽然这只是个概念化的说法，但我毫不怀疑众多民众对于成功渴望的狂热程度。

　　在大多数城市的周末或者傍晚，你经常会看到成群结队的西装、衬衣人士忙忙碌碌，他们在某栋写字楼的某间会议室里热诚地参与着某些培训、讲座、分享沙龙。在写字楼电梯里，我们也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

　　“林老师上次讲的什么课啊？”

　　“如何在三个月里赚到100万。”

　　“天啊！我没有听到。”

　　“不要紧，下星期还有一个分享会，林老师会和他的弟子一起来和我们分享心得。”

　　是的，这就是很多人在梦想的事情——通过一次培训或经验分享，就可以“在三个月里赚到100万”，哪怕没有，赚到50万、10万也是物超所值。

　　我们何时变得如此渴望成功？又何时把成功简化为金钱的数字游戏？又是何时为这种成功目标定下了急切的时间表？

　　就在20年前，我们也不会有这么迫切、这么简单粗暴的想法。那个时代的各种群体狂热虽然同样弥漫着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莫名其妙的行为，但无不是以生活、健康等人类的生物本能为诉求，从气功热到各种健康疗法、从红豆杉保健到各种磁疗用具不一而足。用物质、金钱来彰显人的社会地位，是成功学这股热潮所引领并自我标榜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梁理文在一篇文章中把成功学的全面发展归结为保险推销和直销这两个新鲜事物的出现，“这两种销售方式都需要大量招收和培训推销员。培训专家大都受过成功学的训练，他们也喜欢向学员推荐成功学类的励志书籍。那些接受过培训的人，不管是否留下来做推销，都学到了一些过去他们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东西，主要是一些非智力因素在个人成功中的作用。”

　　毫无疑问，保险和直销从业人员都是以个体能力、沟通能力作为第一武器的人员，他们自然成为成功学的试水者。随着整个社会从集体体制向个体自由的趋势转变，成功学也因此在其中茁壮生长起来。

　　个人病就是时代病，个人梦想汇流在一起就是时代狂热。其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成功学。曾经一度，下海是成功的，考公务员是成功的，出国是成功的，读大学是成功的，海归是成功的，在如今买楼也是成功的，炒股更是成功的……在狂热面前，只有一个成功出口，其他都是失败。

　　当丧失了多元化的价值观，成功只能用一种评判标准来衡量的时候，也许有人成功了，整个社会却只能充斥着压抑和失败。

三晚两天就能改变你的人生

　　一门“成功学”课程亲历记

　　这是一门昂贵的课程。“探索”、“突破”、“领导锻炼”三种级别的课程，学费分别为3900元、7700元、3900元，时长分别为三晚两天、五天、三个月(每月一个周末，共六天)。

　　这也是一门充满仪式感、“成年人的体验式”、有争议的“生命”课程。

　　从“励进”到“睿力”

　　课程手册里写道：“睿力课程所有培训以活动体验式为主导。源自欧美，课程系统以探索、突破及领导锻炼三个主课程为核心，配合其他工作坊，以达到开发潜能、自我提升、改善生活素质等效益。”

　　主办方广州市睿力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在广州市林乐路的一栋写字楼内办公，距广州天河区的CBD符号中信大厦只有10分钟行程。看上去是个很普通的写字间，在角落里的沙发上，四五位女职员拿着花名册正在开会，主持会议的张莉萍拿出一本蓝色册子和一个黄色信封，分别是探索课程手册和“睿力个人才华提升之探索课程报名协议书”。她介绍，“睿力的特色就是体验，这个课程最早开始于美国，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都很流行，后来传到香港，再到内地”。她说，睿力在广州、成都、上海都有分部。

　　“睿力”的前身是“励进”。LP(领导锻炼)57期的学员郑刚告诉记者，“它注册差不多十年了，现在在成都、上海还叫励进，在广州不能叫励进，据说是涉及到一些工商税务等原因。人员没变，公司也没变，我现在还叫它励进。”郑的身份是广州一家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的副总经理。

　　工作人员徐文英解释：更名发生在2007年1月，原因是“违反了教育局的‘课室和办公室不能在一起’的教学规定”，所以从天阳路搬迁至林乐路。

　　张莉萍介绍，授课导师“以前是老外，后来是位香港的华人，现在已经有国内完成课程的一些学员成为导师，教起课来不会有障碍。”郑刚说，“每个课程不止一个导师，有时有两三个。我上探索班的第一节课是刘志伟(音)，据说，他是佐丹奴以前的老板，后来在美国投资不太顺利，人生起起落落，后来，他成为励进学员，再做小组长，又做了导师，讲课很实在。”

　　工作人员和学员都拒绝透露课程的详细内容，理由是课程有保密协议，而且提前知道内容会影响新学员的心理体验。“学过的人就知道不贵，关键是要看对自己人生的意义。”张莉萍说，她以前做事拖拉的毛病就在几年前的学习中得到改变，“你如果真的觉得不好，还可以退钱”，她指着协议书上的第7条：“若参加者完成五天课程后得不到任何效益，可申办退款手续。手续需于课程的导师授课部份完成后48小时内呈交书面申请要求退款。本公司将会先安排面谈，退款则会在接获退款申请和面谈后一至两个星期内，将已付学费扣除退款手续费用人民币1000元整后之余额退还。”

　　泪流满面的结业典礼

　　7月29日晚6点30分，天河北一家宾馆16楼的多功能会议厅，LP61期结束“突破课程”进入“领导锻炼”的结业典礼正在进行。会场约100平方，聚集了100余人，大部分席地而坐。LP61结业班的29名学员和5名小组长盘腿坐在主席台，其他的60余位老LP学员、“感召人”和家属则坐在会场中央，最后一排坐着的是10余位西装革履的导师和工作人员。

　　穿深紫色长裙的肖导师出来宣布：29位学员进行总结、感恩。话音刚落，便有四五名学员同时起身争抢话筒。29个学员的总结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大家好，我是XXX，我是一个真诚、自信、冒险、负责任的男人(女人)！”台下立即齐声呼应：“Yes！”

　　“以前我是一个没有志气，总是逃避，没有勇气的人，通过五天的学习，我突破了自己，现在感到很轻松、很快乐。”台下是整齐划一、雷鸣般的掌声。远处的导师朝演讲者竖起两个大拇指。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感召人XXX，感谢从‘探索班’到‘突破班’的各位导师，也要感谢小组长们，还有我身后的28位死党!”许多人声音嘶哑。“感召人”起身，双手交叉放于胸前，朝四周作90度鞠躬表示回礼。

　　感谢中充满了温情，丈夫感谢妻子，妹妹感谢姐姐，母亲感谢儿子，儿子感谢父亲。一个中年女子说：“我已经放下了多年放不下的一些痛苦的事情，现在我活了。”一个酒吧歌手经纪人说：“妈妈，下辈子我还做你的儿子”，他的母亲正举着DV，脸上堆满笑容。一个年轻女子说：“我老公以前老说我顶多是个小学生，现在我觉得我是个大学生！”一个称自己以前胆小的男子，当众拥抱并亲吻了自己的妻子，流下了热泪。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跑上台，给父亲送上一束鲜花。

　　感恩结束，肖导师的声音再次响起：“请给我们29位学员掌声，嘉许他们的胸襟和开放度。挚爱的亲朋们，他们真的非常棒。”5名坐在一旁“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小组长接着上台总结和感恩，一位女组长说：“看到他们一天一天变化，真的好像比拿到黄金还要开心！”

　　肖导师重新站回会场中央，身后跟着一位提篮子的女工作人员，“我们有几份礼物送给小组长，礼物本身没有多大价值，但它是会发光发热的东西，代表的是一个世界，因为有你，这个世界发光、发亮。”声音里有了哭腔。肖导师每发完一份礼物，都会双手交叉放于胸前，90度鞠躬，然后再进行拥抱，轻轻耳语几句，接下来的29位学员也排队重复进行。在人群中，身材墩厚的组长郑刚在一次次拥抱中泪流满面。

　　这场持续一个多小时的结业典礼，以老LP的抱团激励和小组长们的及时小结划上句号。在一楼的大厅，那个酒吧歌手经纪人热情不减，“我告诉你，对个人自信，绝对有百分百的提升。”

　　“你会错过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

　　课程手册里写道：“我的朋友不断向我推荐，甚至说服我参加课程，是否有金钱回报？是否涉及传销？——不，只是因为他们在课程中得到效益及探索到所有的力量！他们急于与你分享，他们真正的好处是，当您完成课程后，他与您共同拥有新的力量。”

　　结业典礼上，郑刚成为了记者的“感召人”。7月30日，郑刚为“感召”记者参加课程，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他穿着一件橙色LP队服，左胸绣着大大的“爱”字、右衣袖绣着“4”、后背印着“LP57”。

　　郑刚说小组长纯粹是做“奉献”，他还“感召”了妹妹参加课程，完全没有利益关系。“我有自己的公司，赚自己的钱，没必要给别人做业务员。”他边解释边拿出一份报名材料放到桌上，“别再犹豫了，对你来说确实是冒一个小风险，但为了你未来的生活，这点投资是微不足道的。”

　　8月1日，是“嘉宾分享会”，同样在宾馆16楼的多功能会议厅，同样是晚上6点半。

　　“分享会”被定义为老LP学员的“自发行动”，被“感召”来的嘉宾将有机会体验到探索班的部分内容。多功能会议厅里整齐摆下了80张椅子，被“感召”到场的嘉宾约有50余人，其余则是LP61学员和工作人员。到场者的身份被区分为“导师”、“老LP”“小组长”、“感召人”、“死党”和“嘉宾”。他们来自广州、深圳、东莞、香港、温州、长沙各地，有服装店老板、音响店老板、私企副总、企业高管，还有大学教师和医院护士长，年龄在三四十岁之间。

　　分享开始前，郑刚带记者去见工作人员徐文英，以解决就读前的一些疑惑。问：“我看有报道说你们的课程有穿丁字裤跳艳舞，模仿性姿势的内容？”答：“我不能说媒体说的属不属实，但我可以告诉你，眼睛看到的东西有时候不一定是真的，要怎样使我们的心也能看到。关键是你有没有需要，想要超越自己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

　　“探索课程”体验正式开始，LP61班的两位男学员担任主持。第一项体验：跟人打招呼时，将自己比喻成一种动物，体验时间两分钟。会场里开始热闹起来。

　　A：你好，我是一只可爱的小狗。

　　B：你好，我是一头勤劳的黄牛。

　　A：你好，我是怪兽。

　　B：你好，我是一条狼。

　　A：你好，我是老虎。

　　B：你好，我是一头大肥猪。

　　主持人将体验人的心态分为“主动式”、“被动式”、“古板式”(从头至尾称自己是一种动物)、“强权式”(从头到尾所称的动物要大过对方)——“这其实也就是我们对待人生、对待生活的一种心态。”主持人说。

　　第二项体验：叫一名女子将手放在一名男子的手心处，目的是让两者“用身体感觉一样东西，体验紧张和不知所措”。

　　第三项体验：“开放式的坐姿”。两人相向端坐，手放在膝盖处，两人膝盖间隔两个拳头的距离，用眼神默默注视对方一分钟。100余人端着凳子找搭档，会场里再次闹腾起来。一位男嘉宾在体验结束后说：“这样看人是特别不礼貌的事，我老师这样教我，我父母也这样教我，今天，我对面坐着一个靓女，我确实不敢看她，我倒是想看看满场的其他人都什么眼神，大家都这么看着，我感觉特别可乐。”一个女嘉宾则觉得“好像是回到了童年”。

　　接下，老LP学员开始宣讲。

　　一名LP57女学员，自称是拿到了“最高学历”的大学教师，之后又回来任LP59小组长，“三个晚上两个白天，让我彻底对自己有了360度的认识。我今天诚心诚意请大家敞开你的心扉，相信今天带你来的朋友或亲人，为你自己负责，为你的生命负责，放下你的看法，接受一些跟你未来有非常非常重要关系的一些事，可以吗？”另一名自称50岁、来自香港的男学员说，“1998年，我在香港上这个课，那时我欠银行20多万，上了课后一年时间，我把欠债都还光，然后重建生意，现在，我有15家店。”

　　主持人趁热打铁，介绍了将于8月15日开班的探索课程，包括上课时间、费用等等，并建议每四到六人组成一个小组，与老LP们进行交流，而工作人员则在后排准备好报名材料，随时准备接受报名。“一般报满120人就截止，招得差不多就开班，最短一个月一班。”郑刚说他上探索班时是72人，到突破班剩下42人，到领导锻炼班剩下39人。

　　与记者在同一小组的一位LP61女组长，说自己是东莞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坐了两个多小时车才到广州，“我三年前读的，如果真是人家洗脑，也不会洗三年吧。三年了，我赚到一群很好的死党，无论什么事情，他们都第一个跑出来支持我。想想，我毕业十多天举行了婚礼，40多个死党都来喝我的喜酒，陪我出嫁，多幸福的事！”

　　时间已近10点，记者起身向郑刚告辞。他坚持把记者送到一楼大厅，“我感觉你在逃离，一刻都不想呆。你是个谨慎过头的人，你不报名，你不去，就会错过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

可不可以不成功

　　不成功，便成人

　　和所有成功学讲师一样，电影《阳光小美女》中的爸爸信奉的是这样的信条：“人只有两种，成功者和失败者。”这也是这个社会的普世价值观：所有的企业，不管是本土企业还是国际化企业，都削尖了脑袋要挤进世界500强；所有的父母，不管是还没离婚还是已经离婚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No.1；所有的励志图书，不管是原版还是引进版，都在教你怎样一步一步爬上成功的顶峰；所有的选秀活动，不管是电视上还是网络上的，都在宣扬一夜成名、从此名利双收的神话……你成功了，你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失败？对不起，你不但是个Loser，还是个连自己也无法原谅的罪人，罪名就是：你居然还没有成功！

　　但是，人生真的非如此不可吗？是谁断定了不成功的人生就是没有价值的人生？是谁告诉我们“求上进”才是人生正道？成功人生除了成功或者失败，就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吗？

　　如果所有人都被置于“成功/失败”二元对立的语境下，这个社会肯定出了问题。当那么多人被“榜样”和“导师”教导着踏上漫漫“成功”的时候，还有谁会真正按照自己个人的意愿来生活、依循自己独立的标准来选择？

　　成功学，还是“伪成功学”

　　事实上，在“成王败寇”的价值观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美国，人们已经开始在反思。《纽约时报》前著名记者亚历山德拉·罗宾斯出版了《过度追求成就者：身不由己学子的秘密生活》一书提醒人们，现在全世界的学生处在比以前更为强大的成功压力之下。她以中学母校的优秀学生为个案，他们承认自己已经努力到了极限，感到孤独、无奈、惶恐、无法形容的痛苦和心力交瘁；有的学生为了弥补精力上的不足，甚至用毒品来提神，而这也得到了父母的默许。罗宾斯说：“如果孩子们过度追求成功，那么，无论他们获得多大成就都感到远远不够。”

　　人们对成功的普遍焦虑，成就了成功学这门产业，同时也由于过于渴望、过于焦虑，使得人们对成功学的缺陷视而不见。首先，在目前流行的成功学话语中，只存在成功/失败的二元对立，对成功者捧得越高，对失败者的唾弃则越狠：都30岁了，男的还没房没车、女的还没钓到一个金龟婿，你彻底完了！——在这样的语境下，还没有成功的人只会日益感到压抑；其次，“成功”的概念被置换为“发大财”、“出人头地”，“成功人士”被塑造为住洋楼、养番狗、开名车、穿名牌，并且基本排斥除此之外的其他价值观，淡泊名利、闲云野鹤、满足现状、小情小调，通通都属浪费生命。——难道过有趣味的生活不算成功？其三，成功学鼓吹成功有捷径，可以复制、可以速成，“成功”仿佛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业产品，人人唾手可得。——有几个人是通过学习这些所谓“成功法则”成功的？贩卖“成功法则”的人倒真的赚大钱了。其四，成功学宣扬只要目标、计划明确，就一定能达到目的，“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往前冲”；“如果我不能，我就一定要，如果我一定要，我就一定能”。——这不是现代版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吗？还真有人相信每天背诵“成功语录”能发达的，不过此人后来得了强迫症。

　　不靠谱的成功学导师

　　《阳光小美女》中的爸爸，身为成功学讲师，到处演讲推广“成功九步法”，自己却从未体验过成功的滋味。

　　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王文元撰文提及，为了搞清成功学的奥秘，曾专门去听一个名气没有陈安之响、但也属重量级的台湾成功学大师的授课。他说这位成功学大师讲的，无非是“去掉我执”、“返璞归真”之类的禅言或道论，而且错漏百出。他的观感是：“明明授课者在‘我执’，却要听者去掉‘我执’；明明授课者是在进行‘现代化’运营，却让听者去铜臭，归璞真；明明授课者自己并未真正成功，却要喋喋不休地大讲成功之道……好一副霸道相。听后令我绝倒：原来不过如此如此。这哪里是成功学，分明是一种舌辩术，完全是效法苏秦、张仪故技，凭借成稔于胸的骗人说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有人评论陈安之的演讲煽动能力确实很强，“但就是因为太强了才是真正的致命之处”。他的演讲、培训费动辄成千上万，只要有人来听他演讲，他就算成功，因为赚到钱了，而且还不少。至于听众成不成功，他不必打包票，因为成功了是可以解释为他激励有效，不成功则是你自己不够认真、努力。这就是成功学大师的赚钱之道。他们也许称得上“成功”，但这个“成功”是建立在更多渴望“成功”的人身上的。

　　什么样的成功才叫成功

　　如果一个社会只允许有“成功/失败”的二元对立语境存在，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事实上，本来就不应该用这种武断的二元对立模式来进行价值判断，有人愿意成功向上、出人头地，这无可厚非；但也要允许一些人发发呆、做做梦，过点没有多少追求的小日子。每个人的性格、成长经历都各自不同，不是非得每个人都得走不是成功就是失败这两条路，在这两条路之间，还有N条路通向各人所理解的成功。

　　比如说，男人和女人的价值判断会有所不同。有调查显示，9成香港专业女性认为成功的定义是拥有快乐家庭，其余依次为能够发展个人兴趣、经济独立和健康；多数受访者并未将子女成绩优异、到了某特定年龄要在工作上达至某个薪酬或级别，看作主要的成功指标。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同时自己也得到快乐；如果机遇和运气都不错，有钱也不坏，但这并非体现成功的唯一方式——这个网友的看法颇具代表性。

　　“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一生没工作，情事不断还是个同性恋，花20年写了一本没几个人看的小说。但晚年回首人生，他发现那些难熬的日子才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因为那些日子造就了他。而快活的日子全是浪费时间，没有任何收获。”这是《阳光小美女》结尾的一段台词，说的是普鲁斯特。什么叫成功，什么又叫失败，其实并不绝对。

萧红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的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

鲁迅先生生病，刚好了一点，窗子开着，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火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

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往下又说了别的。

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去，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

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过了一会又加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混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混浊得很，所以把红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统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

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

“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一说你该不穿了。”

那天下午要赴一个筵会去，我要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先生拿了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经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笑，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并且许先生很开心地说着：

“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地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

鲁迅先生这一看，他就生气了，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我们这边看着：

“不要那样装她……”

许先生有点窘了。

我也安静下来。

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许先生常跟我讲，她在女师大读书时，周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她们，这种眼光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里曾自己述说过，而谁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我开始问：“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

“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

“什么时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买的书吗？”

“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

“看了有趣味吗？”

“随便看看……”

“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

“……”没有回答。好像很难以回答。

许先生在旁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

在鲁迅先生家里做客人，刚开始是从法租界来到虹口，搭电车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工夫，所以那时候来的次数比较少，还记得有一次谈到半夜了，一过十二点电车就没有的，但那天不知讲了些什么，讲到一个段落就看看旁边小长桌上的圆钟，十一点半了，十一点四十五分了，电车没有了。

“反正已十二点，电车已没有，那么再坐一会。”许先生如此劝着。

鲁迅先生好像听了所讲的什么引起了幻想，安顿的举着像牙烟嘴在沉思着。

一点钟以后，送我（还有别的朋友）出来的是许先生，外边下着蒙蒙的小雨，弄堂里灯光全然灭掉了，鲁迅先生嘱咐许先生一定让坐小汽车回去，并且一定嘱咐许先生付钱。

以后也住到北四川路来，就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

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饭。还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喜欢吃硬的东西，就是后来生病的时候，也不大吃牛奶。鸡汤端到旁边用调羹舀了一二下就算了事。

有一天约好我去包饺子吃，那还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带了外国酸菜和用绞肉机绞成的牛肉。就和许先生站在客厅后边的方桌边包起来，海婴公子围着闹得起劲，一会把按成圆饼的面拿去了，他说做了一只船来，送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看它，转身他又做了一只小鸡，许先生和我都不去看它，对他竭力避免加以赞美，若一赞美起来，怕他更做得起劲。

客厅后没到黄昏就先黑了，背上感到些微的寒凉，知道衣裳不够了，但为着忙，没有加衣裳去。等把饺子包完了看看那数目并不多，这才知道许先生我们谈话谈得太多，误了工作。许先生怎样离开家的，怎样到天津读书的，在女师大读书时怎样做了家庭教师，她去考家庭教师的那一段描写，非常有趣，只取一名，可是考了好几十名，她之能够当选算是难的了。指望对于学费有一点补足，冬天来了，北平又冷，那家离学校又远，每月除了车子钱之外，若伤风感冒还得自己拿出买阿司匹林的钱来，每月薪金十元要从西城跑到东城……

饺子煮好，一上楼梯，就听到楼上明朗的鲁迅先生的笑声冲下楼梯来，原来有几个朋友在楼上也正谈得热闹。那一天吃得是很好的。

以后我们又做过韭菜合子，又做过合叶饼，我一提议鲁迅先生必然赞成，而我做得又不好，可是鲁迅先生还是在饭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我再吃几个吗？”

因为鲁迅先生的胃不大好，每饭后必吃“脾自美”胃药丸一二粒。

有一天下午鲁迅先生正在校对着一本别人的著作，我一走进卧室去，从那圆转椅上鲁迅先生转过来了，向着我，还微微站起了一点。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边说着一边向我点头。

刚刚我不是来过了吗？怎么会好久不见？就是上午我来的那次周先生忘记了，可是我也每天来呀……怎么都忘记了吗？

周先生转身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来，他是在开着玩笑。

梅雨季，很少有晴天，一天的上午刚一放晴，我高兴极了，就到鲁迅先生家去了，跑得上楼还喘着，鲁迅先生说：“来啦！”我说：“来啦！”
我喘着连茶也喝不下。

鲁迅先生就问我：“有什么事吗？”

我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

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展然的会心的笑。

海婴一看到我非拉我到院子里和他一道玩不可，拉我的头发或拉我的衣裳。

为什么他不拉别人呢？据周先生说：“他看你梳着辫子，和他差不多，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大人，就看你小。”

许先生问着海婴：“你为什么喜欢她呢？不喜欢别人？”

“她有小辫子。”说着就来拉我的头发。

鲁迅先生家里生客人很少，几乎没有，尤其是住在他家里的人更没有。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在二楼上鲁迅先生的卧室里摆好了晚饭，围着桌子坐满了人。每逢礼拜六晚上都是这样的，周建人先生带着全家来拜访的。在桌子边坐着一个很瘦的很高的穿着中国小背心的人，鲁迅先生介绍说：“这是一位同乡，是商人。”

初看似乎对的，穿着中国裤子，头发剃得很短。当吃饭时他还让别人酒，也给我倒一盅，态度很活泼，不大像个商人；等吃完了饭，又谈到《伪自由书》及《二心集》。这个商人，开明得很，在中国不常见。没有见过的，就总不大放心。

下一次是在楼下客厅后的方桌上吃晚饭，那天很晴，一阵阵地刮着热风，虽然黄昏了，客厅后还不昏黑。鲁迅先生是新剪的头发，还能记得桌上有一碗黄花鱼，大概是顺着鲁迅先生的口味，是用油煎的。鲁迅先生前面摆着一碗酒，酒碗是扁扁的，好像用做吃饭的饭碗。那位商人先生也能喝酒，酒瓶手就站在他的旁边。他说蒙古人什么样，苗人什么样，从西藏经过时，那西藏女人见了男人追她，她就如何如何。

这商人可真怪，怎么专门走地方，而不做买卖？并且鲁迅先生的书他也全读过，一开口这个，一开口那个。并且海婴叫他×先生，我一听那×字就明白他是谁了。×先生常常回来得很迟，从鲁迅先生家里出来，在弄堂里遇到了几次。

有一天晚上×先生从三楼下来，手里提着小箱子，身上穿着长袍子，站在鲁迅先生的面前，他说他要搬了。他告了辞，许先生送他下楼去了。这时候周先生在地板上绕了两个圈子，问我说：“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吗？”

“是的。”我说。

鲁迅先生很有意思地在地板上走几步，而后向我说：“他是贩卖私货的商人，是贩卖精神上的……”

×先生走过二万五千里回来的。

青年人写信，写得太草率，鲁迅先生是深恶痛绝之的。

“字不一定要写得好，但必须得使人一看了就认识，青年人现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赶快胡乱写完了事，别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这费了多少工夫，他不管。反正这费的工夫不是他的。这存心是不太好的。”

但他还是展读着每封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济时，便戴起眼镜来看，常常看到夜里很深的时光。

珂勒惠支的画，鲁迅先生最佩服，同时也很佩服她的做人，珂勒惠支受希特勒的压迫，不准她做教授，不准她画画，鲁迅先生常讲到她。

史沫特莱，鲁迅先生也讲到，她是美国女子，帮助印度独立运动，现在又在援助中国。

鲁迅先生介绍给人去看的电影：《夏伯阳》、《复仇艳遇》……其余的如《人猿泰山》……或者非洲的怪兽这一类的影片，也常介绍给人的。鲁迅先生说：“电影没有什么好看的，看看鸟兽之类倒可以增加些对于动物的知识。”

鲁迅先生不游公园，住在上海十年，兆丰公园没有进过，虹口公园这么近也没有进过。春天一到了，我常告诉周先生，我说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周先生答应选个晴好的天气，选个礼拜日，海婴休假日，好一道去，坐一乘小汽车一直开到兆丰公园，也算是短途旅行，但这只是想着而未有做到，并且把公园给下了定义，鲁迅先生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

我是去过兆丰公园，也去过虹口公园或是法国公园的，仿佛这个定义适用在任何国度的公园设计者。

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石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

胶皮底鞋夏天特别热，冬天又凉又湿，鲁迅先生的身体不算好，大家都提议把这鞋子换掉。鲁迅先生不肯，他说胶皮底鞋子走路方便。
      　　
“周先生一天走多少路呢？也不就一转弯到××书店走一趟吗？”

鲁迅先生笑而不答。

“周先生不是很好伤风吗？不围巾子，风一吹不就伤风了吗？”

鲁迅先生这些个都不习惯，他说：“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戴不惯。”

鲁迅先生一推开门从家里出来时，两只手露在外边，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腋下挟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里边包着书或者是信，到老靶子路书店去了。

那包袱每天出去必带出去，回来必带回来，出去时带着回给青年们的信，回来又从书店带来新的信和青年请鲁迅先生看的稿子。

鲁迅先生抱着印花包袱从外边回来，还提着一把伞，一进门客厅里早坐着客人，把伞挂在衣架上就陪客人谈起话来。谈了很久了，伞上的水滴顺着伞杆在地板上已经聚了一堆水。

鲁迅先生上楼去拿香烟，抱着印花包袱，而那把伞也没有忘记，顺手也带到楼上去。

鲁迅先生的记忆力非常之强，他的东西从不随便散置在任何地方。

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口味。许先生想请一个北方厨子，鲁迅先生以为开销太大，请不得的，男佣人，至少要十五元钱的工钱。
      　　
所以买米买炭都是许先生下手，我问许先生为什么用两个女佣人都是年老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许先生说她们做惯了，海婴的保姆，海婴几个月时就在这里。

正说着那矮胖胖的保姆走下楼梯来了，和我们打了个迎面。

“先生，没吃茶吗？”她赶快拿了杯子去倒茶，那刚刚下楼时气喘的声音还在喉管里咕噜咕噜的，她确是年老了。

来了客人，许先生没有不下厨房的，菜食很丰富，鱼，肉……都是用大碗装着，起码四五碗，多则七八碗。可是平常就只三碗菜：一碗素炒碗豆苗，一碗笋炒咸菜，再一碗黄花鱼。

这菜简单到极点。

鲁迅先生的原稿，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我得到了一张，是译《死魂灵》的原稿，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不以为稀奇。许先生倒很生气。

鲁迅先生出书的校样，都用来揩桌子，或做什么的。请客人在家里吃饭，吃到半道，鲁迅先生回身去拿来校样给大家分着，客人接到手里一看，这怎么可以？鲁迅先生说：

“擦一擦，拿着鸡吃，手是腻的。”

到洗澡间去，那边也摆着校样纸。

许先生从早晨忙到晚上，在楼下陪客人，一边还手里打着毛线。不然就是一边谈着话一边站起来用手摘掉花盆里花上已干枯了的叶子。许先生每送一个客人，都要送到楼下的门口，替客人把门开开，客人走出去而后轻轻地关了门再上楼来。

来了客人还要到街上去买鱼或鸡，买回来还要到厨房里去工作。

鲁迅先生临时要寄一封信，就得许先生换起皮鞋子来到邮局或者大陆新村旁边的信筒那里去。落着雨的天，许先生就打起伞来。

许先生是忙的，许先生的笑是愉快的，但是头发有些是白了的。

夜里去看电影，施高塔路的汽车房只有一辆车，鲁迅先生一定不坐，一定让我们坐。许先生，周建人夫人……海婴，周建人先生的三位女公子。我们上车了。

鲁迅先生和周建人先生，还有别的一二位朋友在后边。

看完了电影出来，又只叫到一部汽车，鲁迅先生又一定不肯坐，让周建人先生的全家坐着先走了。

鲁迅先生旁边走着海婴，过了苏州河的大桥去等电车去了。等了二三十分钟电车还没有来，鲁迅先生依着沿苏州河的铁栏杆坐在桥边的石围上了，并且拿出香烟来，装上烟嘴，悠然地吸着烟。

海婴不安地来回乱跑，鲁迅先生还招呼他和自己并排地坐下。

鲁迅先生坐在那儿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

鲁迅先生吃的是清茶，其余不吃别的饮料。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类，家里都不预备。

鲁迅先生陪客人到夜深，必同客人一道吃些点心，那饼干就是从铺子里买来的，装在饼干盒子里，到夜深许先生拿着碟子取出来，摆在鲁迅先生的书桌上，吃完了，许先生打开立柜再取一碟，还有向日葵子差不多每来客人必不可少。鲁迅先生一边抽着烟，一边剥着瓜子吃，吃完了一碟鲁迅先生必请许先生再拿一碟来。

鲁迅先生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是绿听子的，我不认识那是什么牌子，只记得烟头上带着黄纸的嘴，每五十枝的价钱大概是四角到五角，是鲁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另一种是白听子的，是前门烟，用来招待客人的，白烟听放在鲁迅先生书桌的抽屉里。来客人鲁迅先生下楼，把它带到楼下去，客人走了，又带回楼上来照样放在抽屉里。而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是鲁迅先生随时吸着的。

鲁迅先生的休息，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鲁迅先生自己说：

“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鲁迅先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过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喝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就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陪到夜里十二点，这么长的时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地吸着烟。

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阖一阖眼睛，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里边睡着了（许先生为什么睡得这样快?因为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就要起来管理家务）。海婴这时也在三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

全楼都寂静下去，窗外也是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

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

有时许先生醒了，看着玻璃窗白萨萨的了，灯光也不显得怎样亮了，鲁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里那样黑大。

鲁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旧坐在那里。

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海婴从三楼下来，背着书包，保姆送他到学校去，经过鲁迅先生的门前，保姆总是吩咐他说：

“轻一点走，轻一点走。”

鲁迅先生刚一睡下，太阳就高起来了。太阳照着隔院子的人家，明亮亮的；照着鲁迅先生花园的夹竹桃，明亮亮的。

鲁迅先生的书桌整整齐齐的，写好的文章压在书下边，毛笔在烧瓷的小龟背上站着。

一双拖鞋停在床下，鲁迅先生在枕头边睡着了。

鲁迅先生喜欢吃一点酒，但是不多吃，吃半小碗或一碗。鲁迅先生吃的是中国酒，多半是花雕。

鬼到底是有的是没有的？传说上有人见过，还跟鬼说过话，还有人被鬼在后边追赶过，吊死鬼一见了人就贴在墙上。但没有一个人捉住一个鬼给大家看看。

鲁迅先生讲了他看见过鬼的故事给大家听：

“是在绍头……”鲁迅先生说，“三十年前……”

那时鲁迅先生从日本读书回来，在一个师范学堂里也不知是什么学堂里教书，晚上没有事时，鲁迅先生总是到朋友家去谈天，这朋友住得离学堂几里路，几里路不算远，但必得经过一片坟地。谈天有的时候就谈得晚了，十一二点钟才回学堂的事也常有。有一天鲁迅先生就回去得很晚，天空有很大的月亮。

鲁迅先生向着归路走得很起劲时，往远处一看，远远有一个白影。

鲁迅先生不相信鬼的，在日本留学时是学的医，常常把死人抬来解剖的，鲁迅先生解剖过二十几个，不但不怕鬼，对死也不怕，所以对于坟地也就根本不怕。仍旧是向前走的。

走了不几步，那远处的白影没有了，再看突然又有了。并且时小时大，时高时低，正和鬼一样。鬼不就是变换无常的吗？

鲁迅先生有点踌躇了，到底向前走呢？还是回过头来走？本来回学堂不止这一条路，这不过是最近的一条就是了。

鲁迅先生仍是向前走，到底要看一看鬼是什么样，虽然那时候也怕了。

鲁迅先生那时从日本回来不久，所以还穿着硬底皮鞋，鲁迅先生决心要给那鬼一个致命的打击。等走到那白影的旁边时，那白影缩小了，蹲下了，一声不响地靠住了一个坟堆。

鲁迅先生就用了他的硬皮鞋踢出去。

那白影噢的一声叫出来，随着就站起来，鲁迅先生定眼看去，他却是个人。

鲁迅先生说在他踢的时候，他是很害怕的，好像若一下不把那东西踢死，自己反而会遭殃的，所以用了全力踢出去。

原来是个盗墓子的人在坟场上半夜做着工作。

鲁迅先生说到这里就笑了起来。

“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

我想，倘若是鬼常常让鲁迅先生踢踢倒是好的，因为给了他一个做人的机会。

从福建菜馆叫的菜，有一碗鱼做的丸子。

海婴一吃就说不新鲜，许先生不信，别的人也都不信。因为那丸子有的新鲜，有的不新鲜，别人吃到嘴里的恰好都是没有改味的。

许先生又给海婴一个，海婴一吃，又是不好的，他又嚷嚷着。别人都不注意，鲁迅先生把海婴碟里的拿来尝尝。果然是不新鲜的。鲁迅先生说：

“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

以后我想起这件事来，私下和许先生谈过，许先生说：“周先生的做人，真是我们学不了的。那怕一点点小事。”

鲁迅先生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到整整齐齐，常常把要寄出的书，鲁迅先生从许先生手里拿过来自己包。许先生本来包得多么好，而鲁迅先生还要亲自动手。

鲁迅先生把书包好了，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而后拿起剪刀，把捆书的那绳头都剪得整整齐齐。

就是包这书的纸都不是新的，都是从街上买东西回来留下来的。许先生上街回来把买来的东西一打开随手就把包东西的牛皮纸折起来，随手把小细绳圈了一个圈，若小细绳上有一个疙瘩，也要随手把它解开的。准备着随时用随时方便。

鲁迅先生住的是大陆新村九号。

一进弄堂口，满地铺着大方块的水门汀，院子里不怎样嘈杂，从这院子出入的有时候是外国人，也能够看到外国小孩在院子里零星的玩着。

鲁迅先生隔壁挂着一块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一个“茶”字。

鲁迅先生的客厅摆着长桌，长桌是黑色的，油漆不十分新鲜，但也并不破旧，桌上没有铺什么桌布，只在长桌的当心摆着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花瓶里长着几株大叶子的万年青，围着长桌有七八张木椅子。尤其是在夜里，全弄堂一点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那夜，就和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道坐在长桌旁边喝茶的。当夜谈了许多关于伪满洲国的事情，从饭后谈起，一直谈到九点钟十点钟而后到十一点，时时想退出来，让鲁迅先生好早点休息，因为我看出来鲁迅先生身体不大好，又加上听许先生说过，鲁迅先生伤风了一个多月，刚好了的。

但是鲁迅先生并没有疲倦的样子。虽然客厅里也摆着一张可以卧倒的藤椅，我们劝他几次想让他坐在藤椅上休息一下，但是他没有去，仍旧坐在椅子上。并且还上楼一次，去加穿了一件皮袍子。

那夜鲁迅先生到底讲了些什么，现在记不起来了。也许想起来的不是那夜讲的而是以后讲的也说不定。过了十一点，天就落雨了，雨点淅沥淅沥地打在玻璃窗上，窗子没有窗帘，所以偶一回头，就看到玻璃窗上有小水流往下流。夜已深了，并且落了雨，心里十分着急，几次站起来想要走，但是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再说坐一下：“十二点钟以前终归有车子可搭的。”所以一直坐到将近十二点，才穿起雨衣来，打开客厅外面的响着的铁门，鲁迅先生非要送到铁门外不可。我想为什么他一定要送呢？对于这样年轻的客人，这样的送是应该的么？雨不会打湿了头发，受了寒伤风不又要继续下去么？站在铁门外边，鲁迅先生说，并且指着隔壁那家写着有“茶”字的大牌子：“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就是这个‘茶’的隔壁。”而且伸出手去，几乎是触到了钉在铁门旁边的那个九号的“九”字，“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九号。”

于是脚踏着方块的水门汀，走出弄常来，回过身去往院子里边看了一看，鲁迅先生那一排房子统统是黑洞洞的，若不是告诉得那样清楚，下次来恐怕要记不住的。

鲁迅先生的卧室，一张铁架大床，床顶上遮着许先生亲手做的白布刺花的围子，顺着床的一边折着两床被子，都是很厚的，是花洋布的被面。挨着门口的床头的方面站着屉柜。一进门的左手摆着八仙桌，桌子的两旁藤椅各一，立柜站在和方桌一排的墙角，立柜本是挂衣裳的，衣裳却很少，都让糖盒子，饼干筒子，瓜子罐给塞满了，有一次××老板的太太来拿版权的图章花，鲁迅先生就从立柜下边大抽屉里取出的。沿着墙角望窗子那边走，有一张装饰台，台子上有一个方形的满浮着绿草的玻璃养鱼池，里边游着的不是金鱼而是灰色的扁肚子的小鱼，除了鱼池之外另有一只圆的表，其余那上边满装着书。铁架床靠窗子的那头的书柜里书柜外都是书。最后是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那上边也都是书。

鲁迅先生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鲁迅先生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休息时的藤椅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

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面向着窗子，上海弄堂房子的窗子差不多满一面墙那么大，鲁迅先生把它关起来，因为鲁迅先生工作起来有一个习惯，怕吹风，他说，风一吹，纸就动，时时防备着纸跑，文章就写不好。所以屋子热得和蒸笼似的，请鲁迅先生到楼下去，他又不肯，鲁迅先生的习惯是不换地方。有时太阳照进来，许先生劝他把书桌移开一点都不肯。只有满身流汗。

鲁迅先生的写字桌，铺了一张蓝格子的油漆布，四角都用图钉按着。桌子上有小砚台一方，墨一块，毛笔站在笔架上，笔架是烧瓷的，在我看来不很细致，是一个龟，龟背上带着好几个洞，笔就插在那洞里。鲁迅先生多半是用毛笔的，钢笔也不是没有，是放在抽屉里。桌上有一个方大的白瓷的烟灰盒，还有一个茶杯，杯子上戴着盖。

鲁迅先生的习惯与别人不同，写文章用的材料和来信都压在桌子上，把桌子都压得满满的，几乎只有写字的地方可以伸开手，其余桌子的一半被书或纸张占有着。

左手边的桌角上有一个带绿灯罩的台灯，那灯泡是横着装的，在上海那是极普通的台灯。

冬天在楼上吃饭，鲁迅先生自己拉着电线把台灯的机关从棚顶的灯头上拔下，而后装上灯泡子，等饭吃过了，许先生再把电线装起来，鲁迅先生的台灯就是这样做成的，拖着一根长的电线在棚顶上。

鲁迅先生的文章，多半是在这台灯下写的。因为鲁迅先生的工作时间，多半是在下半夜一两点起，天将明了休息。

卧室就是如此，墙上挂着海婴公子一个月婴孩的油画像。

挨着卧室的后楼里边，完全是书了，不十分整齐，报纸和杂志或洋装的书，都混在这屋子里，一走进去多少还有些纸张气味，地板被书遮盖得太小了，几乎没有了，大网篮也堆在书中。墙上拉着一条绳子或者是铁丝，就在那上边系了小提盒，铁丝笼之类；风干荸荠就盛在铁丝笼里，扯着的那铁丝几乎被压断了在弯弯着。一推开藏书室的窗子，窗子外边还挂着一筐风干荸荠。

“吃罢，多得很，风干的，格外甜。”许先生说。

楼下厨房传来了煎菜的锅铲的响声，并且两个年老的娘姨慢重重地在讲一些什么。

来了客人都是许先生亲自倒茶，即或是麻烦到娘姨时，也是许先生下楼去吩咐，绝没有站到楼梯口就大声呼唤的时候。所以整个的房子都在静悄悄之中。

只有厨房比较热闹了一点，自来水花花地流着，洋瓷盆在水门汀的水池子上每拖一下磨着擦擦地响，洗米的声音也是擦擦的。鲁迅先生很喜欢吃竹笋的，在菜板上切着笋片笋丝时，刀刃每划下去都是很响的。其实比起别人家的厨房来却冷清极了，所以洗米声和切笋声都分开来听得样样清清晰晰。

客厅的一边摆着并排的两个书架，书架是带玻璃橱的，里面有朵斯托益夫斯基的全集和别的外国作家的全集，大半多是日文译本，地板上没有地毯，但擦得非常干净。

海婴公子的玩具橱也站在客厅里，里边是些毛猴子，橡皮人，火车汽车之类，里边装得满满的，别人是数不清的，只有海婴自己伸手到里边找什么就有什么，过新年时在街上买的兔子灯，纸毛上已经落了灰尘了，仍摆在玩具橱顶上。

客厅只有一个灯头，大概五十烛光，客厅的后门对着上楼的楼梯，前门一打开有一个一方丈大小的花园，花园里没有什么花看，只有一棵很高的七八尺高的小树，大概那树是柳桃，一到了春天，喜欢生长蚜虫，忙得许先生拿着喷蚊虫的机器，一边陪着谈话，一边喷着杀虫药水。沿了墙根，种了一排玉米，许先生说：“这玉米长不大的，这土是没有养料的，海婴一定要种。”

春天，海婴在花园里掘着泥沙，培植着各种玩艺。

三楼则特别静了，向着太阳开着两扇玻璃门，门外有一个水门汀的突出的小廊子，春天很温暖地抚摸着门口长垂着的帘子，有时候帘子被风打得很高，飘扬的饱满得和大鱼泡似的，那时候隔院的绿树照进玻璃门扇里来了。

海婴坐在地板上装着小工程师在修着一座楼房，他那楼房是用椅子横倒了架起来修的，而后遮起一张被单来算做屋瓦，全个房子在他自己拍着手的赞誉声中完成了。

这间屋感到些空旷和寂寞，既不像女工住的屋子，又不像儿童室。海婴的眠床靠着屋子的一边放着那大圆顶帐子日里也不打起来，长拖拖的好像从棚顶一直垂到地板上，那床是非常讲究的属于刻花的木器一类的。许先生讲过，租这房子时，从前一个房客转留下来的。海婴和他的保姆，就睡在五六尺宽的大床上。

冬天烧过的火炉，三月里还冷冰冰地在地板上站着。

海婴不大在三楼上玩的，除了到学校去，就是在院子里踏脚踏车，他非常喜欢跑跳，所以厨房，客厅，二楼，他是无处不跑的。

三楼整天在高处空着，三楼的后楼住着另一个老女工，一天很少上楼来，所以楼梯擦过之后，一天到晚干净得溜明。

1936年3月里鲁迅先生病了，靠在二楼的躺椅上，心脏跳动得比平日厉害，脸色略微灰了一点。

许先生正相反的，脸色是红的，眼睛显得大了，讲话的声音是平静的，态度并没有比平日慌张。在楼下，一走进客厅来许先生就告诉说：

“周先生病了，气喘……喘得厉害，在楼上靠在躺椅上。”

鲁迅先生呼喘的声音，不用走到他的旁边，一进了卧室就听得到的。鼻子和胡须在煽着，胸部一起一落。眼睛闭着，差不多永久不离开手的纸烟，也放弃了。藤躺椅后边靠着枕头，鲁迅先生的头有些向后，两只手空闲地垂着。眉头仍和平日一样没有聚皱，脸上是平静的，舒展的，似乎并没有任何痛苦加在身上。

“来了吗？”鲁迅先生睁一睁眼睛，“不小心，着了凉……呼吸困难……到藏书的房子去翻一翻书……那房子因为没有人住，特别凉……回来就……”

许先生看周先生说话吃力，赶快接着说周先生是怎样气喘的。

医生看过了，吃了药，但喘并未停，下午医生又来过，刚刚走。

卧室在黄昏里边一点一点地暗下去，外边起了一点小风，隔院的树被风摇着发响。别人家的窗子有的被风打着发出自动关开的响声，家家的流水道都是花拉花拉地响着水声，一定是晚餐之后洗着杯盘的剩水。晚餐后该散步的散步去了，该会朋友的会友去了，弄堂里来去的稀疏不断地走着人，而娘姨们还没有解掉围裙呢，就依着后门彼此搭讪起来。小孩子们三五一伙前门后门地跑着，弄堂外汽车穿来穿去。

鲁迅先生坐在躺椅上，沉静的，不动的阖着眼睛，略微灰了的脸色被炉里的火光染红了一点。纸烟听子蹲在书桌上，盖着盖子，茶杯也蹲在桌子上。

许先生轻轻地在楼梯上走着，许先生一到楼下去，二楼就只剩了鲁迅先生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呼喘把鲁迅先生的胸部有规律性地抬得高高的。

鲁迅先生必得休息的，须藤老医生是这样说的。可是鲁迅先生从此不但没有休息，并且脑子里所想的更多了，要做的事情都像非立刻就做不可，校《海上述林》的校样，印珂勒惠支的画，翻译《死魂灵》下部；刚好了，这些就都一起开始了，还计算着出三十年集。

鲁迅先生感到自己的身体不好，就更没有时间注意身体，所以要多做，赶快做，当时大家不解其中的意思，都以为鲁迅先生不加以休息不以为然，后来读了鲁迅先生《死》的那篇文章才了然了。

鲁迅先生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时间没有几年了，死了是不要紧的，只要留给人类更多，鲁迅先生就是这样。

不久书桌上德文字典和日文字典又都摆起来了，果戈里的《死魂灵》又开始翻译了。

鲁迅先生的身体不大好，容易伤风，伤风之后，照常要陪客人，回信，校稿子。所以伤风之后总要拖下去一个月或半个月的。

《海上述林》校样，1935年冬，1936年的春天，鲁迅先生不断地校着，几十万字的校样，要看三遍，而印刷所送校样来总是十页八页的，并不是统统一道地送来，所以鲁迅先生不断地被这校样催索着，鲁迅先生竟说：

“看吧，一边陪着你们谈话，一边看校样的，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

有时客人来了，一边说着笑话，一边鲁迅先生放下了笔。有的时候也说：“就剩几个字了……请坐一坐……”

1935年冬天许先生说：

“周先生的身体不如从前了。”

有一次鲁迅先生到饭馆里去请客，来的时候兴致很好，还记得那次吃了一只烤鸭子，整个的鸭子用大钢叉子叉上来时，大家看着这鸭子烤得又油又亮的，鲁迅先生也笑了。

菜刚上满了，鲁迅先生就到竹躺椅上吸一支烟，并且阖一阖眼睛。一吃完了饭，有的喝多了酒的，大家都乱闹了起来，彼此抢着苹果，彼此讽刺着玩，说着一些刺人可笑的话，而鲁迅先生这时候，坐在躺椅上，阖着眼睛，很庄严地在沉默着，让拿在手上纸烟的烟丝，慢慢地上升着。

别人以为鲁迅先生也是喝多了酒吧！

许先生说，并不是的。

“周先生的身体是不如从前了，吃过了饭总要阖一阖眼稍微休息一下，从前一向没有这习惯。”

周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大概说他喝多了酒的话让他听到了。

“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时候，母亲常提到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所以我不多喝的……从来没有喝醉过……”

鲁迅先生休息好了，换了一支烟，站起来也去拿苹果吃，可是苹果没有了。鲁迅先生说：

“我争不过你们了，苹果让你们抢没了。”

有人抢到手的还在保存着的苹果，奉献出来，鲁迅先生没有吃，只在吸烟。

1936年春，鲁迅先生的身体不大好，但没有什么病，吃过了晚饭，坐在躺椅上，总要闭一闭眼睛沉静一会。

许先生对我说，周先生在北京时，有时开着玩笑，手按着桌子一跃就能够跃过去，而近年来没有这么做过，大概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了。

这话许先生和我是私下讲的，鲁迅先生没有听见，仍靠在躺椅上沉默着呢。

许先生开了火炉的门，装着煤炭花花地响，把鲁迅先生震醒了。一讲起话来鲁迅先生的精神又照常一样。

鲁迅先生吃饭，是在楼上单开一桌，那仅仅是一个方木盘，许先生每餐亲手端到楼上去，那黑油漆的方木盘中摆着三四样小菜，每样都用小吃碟盛着，那小吃碟直径不过二寸，一碟豌豆苗或菠菜或苋菜，把黄花鱼或者鸡之类也放在小碟里端上楼去，若是鸡，那鸡也是全鸡身上最好的一块地方拣下来的肉，若是鱼，也是鱼身上最好一部分许先生才把它拣下放在小碟里。

许先生用筷子来回地翻着楼下的饭桌上菜碗里的东西，菜拣嫩的，不要茎，只要叶，鱼肉之类，拣烧得软的，没有骨头没有刺的。

心里存着无限的期望，无限的要求，用了比祈祷更虔诚的目光，许先生看着她自己手里选得精精致致的菜盘子，而后脚板触着楼梯上了楼。

希望鲁迅先生多吃一口，多动一动筷，多喝一口鸡汤。鸡汤和牛奶是医生所嘱的，一定要多吃一些的。

把饭送上去，有时许先生陪在旁边，有时走下楼来又做些别的事，半个钟头之后，到楼上去取这盘子。这盘子装得满满的，有时竟照原样一动也没有动又端下来了，这时候许先生的眉头微微地皱了一点。旁边若有什么朋友，许先生就说：“周先生的热度高，什么也吃不落，连茶也不愿意吃，人很苦，人很吃力。”

有一天许先生用着波浪式的专门切面包的刀切着一个面包，是在客厅后边方桌上切的，许先生一边切着一边对我说：

“劝周先生多吃些东西，周先生说，人好了再保养，现在勉强吃也是没用的。”

许先生接着似乎问着我：

“这也是对的。”

而后把牛奶面包送上楼去了。一碗烧好的鸡汤，从方盘里许先生把它端出来了。就摆在客厅后的方桌上。许先生上楼去了，那碗热的鸡汤在桌子上自己悠然地冒着热气。

许先生由楼上回来还说呢：

“周先生平常就不喜欢吃汤之类，在病里，更勉强不下了。”

那已经送上去的一碗牛奶又带下来了。

许先生似乎安慰着自己似的：

“周先生人强，欢喜吃硬的，油炸的，就是吃饭也喜欢吃硬饭……”

许先生楼上楼下地跑，呼吸有些不平静，坐在她旁边，似乎可以听到她心脏的跳动。

鲁迅先生开始独桌吃饭以后，客人多半不上楼来了，经许先生婉言把鲁迅先生健康的经过报告了之后就走了。

鲁迅先生在楼上一天一天地睡下去，睡了许多日子就有些寂寞了，有时大概热度低了点就问许先生：

“有什么人来过吗？”

看鲁迅先生精神好些，就一一地报告过。

有时也问到有什么刊物来。

鲁迅先生病了一个多月了。

证明了鲁迅先生是肺病，并且是肋膜炎，须藤老医生每天来了，为鲁迅先生先把肋膜积水用打针的方法抽净，共抽过两三次。

这样的病，为什么鲁迅先生自己一点也不晓得呢，许先生说，周先生有时觉得肋痛了就自己忍着不说，所以连许先生也不知道，鲁迅先生怕别人晓得了又要不放心，又要看医生，医生一定又要说休息。鲁迅先生自己知道做不到的。

福民医院美国医生的检查，说鲁迅先生肺病已经二十年了。这次发了怕是很严重。

医生规定个日子，请鲁迅先生到福民医院去详细检查，要照X光的。

但鲁迅先生当时就下楼是下不得的，又过了许多天，鲁迅先生到福民医院去查病去了。照X光后给鲁迅先生照了一个全部的肺部的照片。

这照片取来的那天许先生在楼下给大家看了，右肺的上尖角是黑的，中部也黑了一块，左肺的下半部都不大好，而沿着左肺的边边黑了一大圈。

这之后，鲁迅先生的热度仍高，若再这样热度不退，就很难抵抗了。

那查病的美国医生，只查病，而不给药吃，他相信药是没有用的。

须藤老医生，鲁迅先生早就认识，所以每天来，他给鲁迅先生吃了些退热的药，还吃停止肺部菌活动的药。他说若肺不再坏下去，就停止在这里，热自然就退了，人是不危险的。

鲁迅先生在四月里，曾经好了一点，有一天下楼去赴一个约会，把衣裳穿得整整齐齐，腋下挟着黑花包袱，戴起帽子来，出门就走。

许先生在楼下正陪客人，看鲁迅先生下来了，赶快说：

“走不得吧，还是坐车子去吧。”

鲁迅先生说：“不要紧，走得动的。”

许先生再加以劝说，又去拿零钱给鲁迅先生带着。

鲁迅先生说不要不要，坚决地就走了。

“鲁迅先生的脾气很刚强。”

许先生无可奈何地，只说了这一句。

鲁迅先生晚上回来，热度增高了。

鲁迅先生说：

“坐车子实在麻烦，没有几步路，一走就到。还有，好久不出去，愿意走走……动一动就出毛病……还是动不得……”

病压服着鲁迅先生又躺下了。

七月里，鲁迅先生又好些。

药每天吃，记温度的表格照例每天好几次在那里画，老医生还是照常地来，说鲁迅先生就要好起来了，说肺部的菌已停止了一大半，肋膜也好了。

客人来差不多都要到楼上来拜望拜望，鲁迅先生带着久病初愈的心情，又谈起话来，披了一张毛巾子坐在躺椅上，纸烟又拿在手里了，又谈翻译，又谈某刊物。

一个月没有上楼去，忽然上楼还有些心不安，我一进卧室的门，觉得站也没有地方站，坐也不知坐在那里。

许先生让我吃茶，我就倚着桌子边站着，好像没有看见那茶杯似的。

鲁迅先生大概看出我的不安来了，便说：

“人瘦了，这样瘦是不成的，要多吃点。”

鲁迅先生又在说玩笑话了。

“多吃就胖了，那么周先生为什么不多吃点？”

鲁迅先生听了这话就笑了，笑声是明朗的。

从七月以后鲁迅先生一天天地好起来了，牛奶，鸡汤之类，为了医生所嘱也隔三差五地吃着，人虽是瘦了，但精神是好的。

鲁迅先生说自己体质的本质是好的，若差一点的，就让病打倒了。

这一次鲁迅先生保持了很长的时间，没有下楼更没有到外边去过。

在病中，鲁迅先生不看报，不看书，只是安静地躺着。但有一张小画是鲁迅先生放在床边上不断看着的。

那张画，鲁迅先生未生病时，和许多画一道拿给大家看过的，小得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多。那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花的花朵。

记得是一张苏联某画家着色的木刻。

鲁迅先生有很多画，为什么只选了这张放在枕边？

许先生告诉我的，她也不知道鲁迅先生为什么常常看这小画。

有人来问他这样那样的，他说：

“你们自己学着做，若没有我呢！”

这一次鲁迅先生好了。

还有一样不同的，觉得做事要多做……

鲁迅先生以为自己好了，别人也以为鲁迅先生好了。

准备冬天要庆祝鲁迅先生工作三十年。

又过了三个月。

1936年10月17日，鲁迅先生病又发了，又是气喘。

17日，一夜未眠。

18日，终日喘着。

19日，夜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像他平日一样，工作完了，他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