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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8月30日

    目送

    龙应台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著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枒因为负重而沈沈下垂，越出了树篱，勾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著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麼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著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著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著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作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著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於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乎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像，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著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著，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著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彷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著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著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著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沈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麼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著，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著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15:58 | 添加评论 | 固定链接 | 写入日志 | 个人
    7月20日

    新周刊：有一种毒药叫成功

    新周刊2007-016期

    　　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消费主义、性自由和成功学。

    　　消费主义以品牌为噱头，以时尚为药效，将人卷入无休止的购买与淘汰的恶性循环中，恋物成瘾；

    　　性自由以人性为噱头，以性爱为药效，不断释放暧昧与激情的烟幕弹，纵欲成瘾；

    　　成功学以速成为噱头，以名利为药效，误导急于走捷径成为人上人的年轻人投身其中，投机成瘾。

    　　三粒毒药中，以成功学危害最巨——它以教育之名，行“毒”化社会气氛、“毒”化人心、破坏多元价值观之实。

    　　在成功学的逻辑中，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就证明你不行，你犯了“不成功罪”！

    　　助你“实现人生价值”、“开发个人潜能”、“三个月赚到一百万”、“有车有房”、“三十五岁以前退休”……成功学泛滥于职场和网络，上进人群迷失在多款提升课程和短期培训班里，成功学大师满天飞，成功学培训蔚为大观成产业。

    　　——我们何时变得如此迫切渴望成功？成功何以变得如此简单粗暴？那些成功学大师除了演讲收钱还能做什么成功的事？我们可不可以不成功？

    　　个人奋斗很可嘉，实现自我很诱人，名利滋味很甜美。但一个社会结构中，成功人士不过1%，且离不开长期实干和机遇。若成功一学就会，且成王败寇，成功人士光荣，非成功人士可耻，那么，社会中99%的大多数还怎么活下去？生活中有许多美好事物和价值，是成功学课程所蔑视、给不了的和教不会的。

    　　当全民成功变成狂热风潮，成功上升为绝对真理般的、人人趋之若鹜的主流价值观，成功学就是一粒毒药，而信奉成功学的人就沦为牺牲品。

    躁动时代的成功迷梦

    　　当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日记中写下近似谵语的成功梦想时，我们无从断定这种梦想虚幻与否；当众多的人沉浸在以“别对自己说不可能”之类的朴素箴言达到成功的迷醉当中，我们也无从判断这种成功捷径的可行性；当全社会都奉行着“豪宅、宝马、年入百万”的成功标准时，我们也无法知晓这种价值观的正确性。

    　　我们唯一可知的是，我们全社会都在追求成功，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成功。开发潜能、拓展人脉、身心灵平衡，执行力、细节、沟通、行销，感恩、励志、提升……我们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和词汇来表达迫切成功的心情。

    　　毫无疑问，在当下的急躁情绪中，成功学讲师已然成功，众多追随者渴望成功，中国正在成功。

    　　成功学的文本逻辑

    　　卡耐基说拿破仑·希尔的成功学是“经济的哲学”。拿破仑·希尔说乔治·克拉森的《巴比伦富翁》永远有它存在的价值，“因为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始终没有改变”。汤姆·霍普金斯在人生征途上屡战屡败，最后一笔积蓄投给了“世界第一激励大师”金克拉的培训班。“华人成功学大师”陈安之也是在遇到安东尼·罗宾之后，从此走上成功之路，因为“卖产品不如卖自己”。而张锦贵则被陈安之评论为：“张锦贵是唯一能令我感到有压力的华人讲师。”

    　　只有成功学大师才能评论成功学大师，而圈外的人则要么举头仰视，要么敬而远之。成功学何以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和话语体系？

    　　如果分析一下成功学的基本讲义和惯用词，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是人类世界已知的公理。比如安东尼·罗宾的“必定成功公式”：“第一，决定出你所要追求的是什么；第二，拿出行动来；第三，观察一下哪个行动管用，哪个行动不管用；第四，如果行动方向有偏则修改之，以能达到目标为准。”按照这些无比正确的讲义，理论上当然“必定成功”；但如果不成功，也只能说明你的行为有偏差，而不能说明这些公理不正确。成功学善于比喻、善于利用生活细节说服人，用前些年流行的说法叫做“心灵鸡汤”，美国人则把这叫做“便利店哲学”，即为廉价、方便、随手可得但颠扑不破的正确道理，它们的文本基本上就是用高科技词汇和营销术语来表述的知音文体。成功学也善于化用宗教内核，从美国发端的成功学无不浸透了清教精神，“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化作了“人人都有机会成功”。而在中国的成功学传播过程中，宗教话语变得更加神秘，“感召”、“奉献”、“支持”等似是而非的词汇和刻意营造的环境气氛让某些成功学培训笼罩了一层神秘主义的面纱，这或许是传授者的预设，也或许是受教者的误读。

    　　除了善于归纳和化用，成功学也不能不说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沟通维度。成功学无一例外倡导打破陌生人隔阂，试图给中国人灌输陌生人的交往体验，许多培训课程都会号召素不相识的学员拥抱、使用热辣的话语相互鼓励，以他们从来没有过的方式进行沟通。在课外，执着的电话问候、拜访、倾谈和换位理解，也成为成功学的标准手法。毫无疑问，习惯于中国传统沟通方式的人在成功学面前会被极大震撼，越执着于含蓄沟通或者越不善于沟通的人则越容易被夸张、外化的成功学表达方式所颠覆掉，他们会震惊、叹服、小心翼翼地尝试继而从中收获从未有过的精神快感。

    　　但，这就是成功学吗？

    　　全民成功的时代

    　　“华人成功学大师”陈安之的目标是“帮助全中国每一个人、13亿都要成功”，虽然这只是个概念化的说法，但我毫不怀疑众多民众对于成功渴望的狂热程度。

    　　在大多数城市的周末或者傍晚，你经常会看到成群结队的西装、衬衣人士忙忙碌碌，他们在某栋写字楼的某间会议室里热诚地参与着某些培训、讲座、分享沙龙。在写字楼电梯里，我们也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

    　　“林老师上次讲的什么课啊？”

    　　“如何在三个月里赚到100万。”

    　　“天啊！我没有听到。”

    　　“不要紧，下星期还有一个分享会，林老师会和他的弟子一起来和我们分享心得。”

    　　是的，这就是很多人在梦想的事情——通过一次培训或经验分享，就可以“在三个月里赚到100万”，哪怕没有，赚到50万、10万也是物超所值。

    　　我们何时变得如此渴望成功？又何时把成功简化为金钱的数字游戏？又是何时为这种成功目标定下了急切的时间表？

    　　就在20年前，我们也不会有这么迫切、这么简单粗暴的想法。那个时代的各种群体狂热虽然同样弥漫着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莫名其妙的行为，但无不是以生活、健康等人类的生物本能为诉求，从气功热到各种健康疗法、从红豆杉保健到各种磁疗用具不一而足。用物质、金钱来彰显人的社会地位，是成功学这股热潮所引领并自我标榜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梁理文在一篇文章中把成功学的全面发展归结为保险推销和直销这两个新鲜事物的出现，“这两种销售方式都需要大量招收和培训推销员。培训专家大都受过成功学的训练，他们也喜欢向学员推荐成功学类的励志书籍。那些接受过培训的人，不管是否留下来做推销，都学到了一些过去他们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东西，主要是一些非智力因素在个人成功中的作用。”

    　　毫无疑问，保险和直销从业人员都是以个体能力、沟通能力作为第一武器的人员，他们自然成为成功学的试水者。随着整个社会从集体体制向个体自由的趋势转变，成功学也因此在其中茁壮生长起来。

    　　个人病就是时代病，个人梦想汇流在一起就是时代狂热。其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成功学。曾经一度，下海是成功的，考公务员是成功的，出国是成功的，读大学是成功的，海归是成功的，在如今买楼也是成功的，炒股更是成功的……在狂热面前，只有一个成功出口，其他都是失败。

    　　当丧失了多元化的价值观，成功只能用一种评判标准来衡量的时候，也许有人成功了，整个社会却只能充斥着压抑和失败。

    三晚两天就能改变你的人生

    　　一门“成功学”课程亲历记

    　　这是一门昂贵的课程。“探索”、“突破”、“领导锻炼”三种级别的课程，学费分别为3900元、7700元、3900元，时长分别为三晚两天、五天、三个月(每月一个周末，共六天)。

    　　这也是一门充满仪式感、“成年人的体验式”、有争议的“生命”课程。

    　　从“励进”到“睿力”

    　　课程手册里写道：“睿力课程所有培训以活动体验式为主导。源自欧美，课程系统以探索、突破及领导锻炼三个主课程为核心，配合其他工作坊，以达到开发潜能、自我提升、改善生活素质等效益。”

    　　主办方广州市睿力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在广州市林乐路的一栋写字楼内办公，距广州天河区的CBD符号中信大厦只有10分钟行程。看上去是个很普通的写字间，在角落里的沙发上，四五位女职员拿着花名册正在开会，主持会议的张莉萍拿出一本蓝色册子和一个黄色信封，分别是探索课程手册和“睿力个人才华提升之探索课程报名协议书”。她介绍，“睿力的特色就是体验，这个课程最早开始于美国，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都很流行，后来传到香港，再到内地”。她说，睿力在广州、成都、上海都有分部。

    　　“睿力”的前身是“励进”。LP(领导锻炼)57期的学员郑刚告诉记者，“它注册差不多十年了，现在在成都、上海还叫励进，在广州不能叫励进，据说是涉及到一些工商税务等原因。人员没变，公司也没变，我现在还叫它励进。”郑的身份是广州一家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的副总经理。

    　　工作人员徐文英解释：更名发生在2007年1月，原因是“违反了教育局的‘课室和办公室不能在一起’的教学规定”，所以从天阳路搬迁至林乐路。

    　　张莉萍介绍，授课导师“以前是老外，后来是位香港的华人，现在已经有国内完成课程的一些学员成为导师，教起课来不会有障碍。”郑刚说，“每个课程不止一个导师，有时有两三个。我上探索班的第一节课是刘志伟(音)，据说，他是佐丹奴以前的老板，后来在美国投资不太顺利，人生起起落落，后来，他成为励进学员，再做小组长，又做了导师，讲课很实在。”

    　　工作人员和学员都拒绝透露课程的详细内容，理由是课程有保密协议，而且提前知道内容会影响新学员的心理体验。“学过的人就知道不贵，关键是要看对自己人生的意义。”张莉萍说，她以前做事拖拉的毛病就在几年前的学习中得到改变，“你如果真的觉得不好，还可以退钱”，她指着协议书上的第7条：“若参加者完成五天课程后得不到任何效益，可申办退款手续。手续需于课程的导师授课部份完成后48小时内呈交书面申请要求退款。本公司将会先安排面谈，退款则会在接获退款申请和面谈后一至两个星期内，将已付学费扣除退款手续费用人民币1000元整后之余额退还。”

    　　泪流满面的结业典礼

    　　7月29日晚6点30分，天河北一家宾馆16楼的多功能会议厅，LP61期结束“突破课程”进入“领导锻炼”的结业典礼正在进行。会场约100平方，聚集了100余人，大部分席地而坐。LP61结业班的29名学员和5名小组长盘腿坐在主席台，其他的60余位老LP学员、“感召人”和家属则坐在会场中央，最后一排坐着的是10余位西装革履的导师和工作人员。

    　　穿深紫色长裙的肖导师出来宣布：29位学员进行总结、感恩。话音刚落，便有四五名学员同时起身争抢话筒。29个学员的总结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大家好，我是XXX，我是一个真诚、自信、冒险、负责任的男人(女人)！”台下立即齐声呼应：“Yes！”

    　　“以前我是一个没有志气，总是逃避，没有勇气的人，通过五天的学习，我突破了自己，现在感到很轻松、很快乐。”台下是整齐划一、雷鸣般的掌声。远处的导师朝演讲者竖起两个大拇指。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感召人XXX，感谢从‘探索班’到‘突破班’的各位导师，也要感谢小组长们，还有我身后的28位死党!”许多人声音嘶哑。“感召人”起身，双手交叉放于胸前，朝四周作90度鞠躬表示回礼。

    　　感谢中充满了温情，丈夫感谢妻子，妹妹感谢姐姐，母亲感谢儿子，儿子感谢父亲。一个中年女子说：“我已经放下了多年放不下的一些痛苦的事情，现在我活了。”一个酒吧歌手经纪人说：“妈妈，下辈子我还做你的儿子”，他的母亲正举着DV，脸上堆满笑容。一个年轻女子说：“我老公以前老说我顶多是个小学生，现在我觉得我是个大学生！”一个称自己以前胆小的男子，当众拥抱并亲吻了自己的妻子，流下了热泪。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跑上台，给父亲送上一束鲜花。

    　　感恩结束，肖导师的声音再次响起：“请给我们29位学员掌声，嘉许他们的胸襟和开放度。挚爱的亲朋们，他们真的非常棒。”5名坐在一旁“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小组长接着上台总结和感恩，一位女组长说：“看到他们一天一天变化，真的好像比拿到黄金还要开心！”

    　　肖导师重新站回会场中央，身后跟着一位提篮子的女工作人员，“我们有几份礼物送给小组长，礼物本身没有多大价值，但它是会发光发热的东西，代表的是一个世界，因为有你，这个世界发光、发亮。”声音里有了哭腔。肖导师每发完一份礼物，都会双手交叉放于胸前，90度鞠躬，然后再进行拥抱，轻轻耳语几句，接下来的29位学员也排队重复进行。在人群中，身材墩厚的组长郑刚在一次次拥抱中泪流满面。

    　　这场持续一个多小时的结业典礼，以老LP的抱团激励和小组长们的及时小结划上句号。在一楼的大厅，那个酒吧歌手经纪人热情不减，“我告诉你，对个人自信，绝对有百分百的提升。”

    　　“你会错过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

    　　课程手册里写道：“我的朋友不断向我推荐，甚至说服我参加课程，是否有金钱回报？是否涉及传销？——不，只是因为他们在课程中得到效益及探索到所有的力量！他们急于与你分享，他们真正的好处是，当您完成课程后，他与您共同拥有新的力量。”

    　　结业典礼上，郑刚成为了记者的“感召人”。7月30日，郑刚为“感召”记者参加课程，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他穿着一件橙色LP队服，左胸绣着大大的“爱”字、右衣袖绣着“4”、后背印着“LP57”。

    　　郑刚说小组长纯粹是做“奉献”，他还“感召”了妹妹参加课程，完全没有利益关系。“我有自己的公司，赚自己的钱，没必要给别人做业务员。”他边解释边拿出一份报名材料放到桌上，“别再犹豫了，对你来说确实是冒一个小风险，但为了你未来的生活，这点投资是微不足道的。”

    　　8月1日，是“嘉宾分享会”，同样在宾馆16楼的多功能会议厅，同样是晚上6点半。

    　　“分享会”被定义为老LP学员的“自发行动”，被“感召”来的嘉宾将有机会体验到探索班的部分内容。多功能会议厅里整齐摆下了80张椅子，被“感召”到场的嘉宾约有50余人，其余则是LP61学员和工作人员。到场者的身份被区分为“导师”、“老LP”“小组长”、“感召人”、“死党”和“嘉宾”。他们来自广州、深圳、东莞、香港、温州、长沙各地，有服装店老板、音响店老板、私企副总、企业高管，还有大学教师和医院护士长，年龄在三四十岁之间。

    　　分享开始前，郑刚带记者去见工作人员徐文英，以解决就读前的一些疑惑。问：“我看有报道说你们的课程有穿丁字裤跳艳舞，模仿性姿势的内容？”答：“我不能说媒体说的属不属实，但我可以告诉你，眼睛看到的东西有时候不一定是真的，要怎样使我们的心也能看到。关键是你有没有需要，想要超越自己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

    　　“探索课程”体验正式开始，LP61班的两位男学员担任主持。第一项体验：跟人打招呼时，将自己比喻成一种动物，体验时间两分钟。会场里开始热闹起来。

    　　A：你好，我是一只可爱的小狗。

    　　B：你好，我是一头勤劳的黄牛。

    　　A：你好，我是怪兽。

    　　B：你好，我是一条狼。

    　　A：你好，我是老虎。

    　　B：你好，我是一头大肥猪。

    　　主持人将体验人的心态分为“主动式”、“被动式”、“古板式”(从头至尾称自己是一种动物)、“强权式”(从头到尾所称的动物要大过对方)——“这其实也就是我们对待人生、对待生活的一种心态。”主持人说。

    　　第二项体验：叫一名女子将手放在一名男子的手心处，目的是让两者“用身体感觉一样东西，体验紧张和不知所措”。

    　　第三项体验：“开放式的坐姿”。两人相向端坐，手放在膝盖处，两人膝盖间隔两个拳头的距离，用眼神默默注视对方一分钟。100余人端着凳子找搭档，会场里再次闹腾起来。一位男嘉宾在体验结束后说：“这样看人是特别不礼貌的事，我老师这样教我，我父母也这样教我，今天，我对面坐着一个靓女，我确实不敢看她，我倒是想看看满场的其他人都什么眼神，大家都这么看着，我感觉特别可乐。”一个女嘉宾则觉得“好像是回到了童年”。

    　　接下，老LP学员开始宣讲。

    　　一名LP57女学员，自称是拿到了“最高学历”的大学教师，之后又回来任LP59小组长，“三个晚上两个白天，让我彻底对自己有了360度的认识。我今天诚心诚意请大家敞开你的心扉，相信今天带你来的朋友或亲人，为你自己负责，为你的生命负责，放下你的看法，接受一些跟你未来有非常非常重要关系的一些事，可以吗？”另一名自称50岁、来自香港的男学员说，“1998年，我在香港上这个课，那时我欠银行20多万，上了课后一年时间，我把欠债都还光，然后重建生意，现在，我有15家店。”

    　　主持人趁热打铁，介绍了将于8月15日开班的探索课程，包括上课时间、费用等等，并建议每四到六人组成一个小组，与老LP们进行交流，而工作人员则在后排准备好报名材料，随时准备接受报名。“一般报满120人就截止，招得差不多就开班，最短一个月一班。”郑刚说他上探索班时是72人，到突破班剩下42人，到领导锻炼班剩下39人。

    　　与记者在同一小组的一位LP61女组长，说自己是东莞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坐了两个多小时车才到广州，“我三年前读的，如果真是人家洗脑，也不会洗三年吧。三年了，我赚到一群很好的死党，无论什么事情，他们都第一个跑出来支持我。想想，我毕业十多天举行了婚礼，40多个死党都来喝我的喜酒，陪我出嫁，多幸福的事！”

    　　时间已近10点，记者起身向郑刚告辞。他坚持把记者送到一楼大厅，“我感觉你在逃离，一刻都不想呆。你是个谨慎过头的人，你不报名，你不去，就会错过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

    可不可以不成功

    　　不成功，便成人

    　　和所有成功学讲师一样，电影《阳光小美女》中的爸爸信奉的是这样的信条：“人只有两种，成功者和失败者。”这也是这个社会的普世价值观：所有的企业，不管是本土企业还是国际化企业，都削尖了脑袋要挤进世界500强；所有的父母，不管是还没离婚还是已经离婚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No.1；所有的励志图书，不管是原版还是引进版，都在教你怎样一步一步爬上成功的顶峰；所有的选秀活动，不管是电视上还是网络上的，都在宣扬一夜成名、从此名利双收的神话……你成功了，你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失败？对不起，你不但是个Loser，还是个连自己也无法原谅的罪人，罪名就是：你居然还没有成功！

    　　但是，人生真的非如此不可吗？是谁断定了不成功的人生就是没有价值的人生？是谁告诉我们“求上进”才是人生正道？成功人生除了成功或者失败，就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吗？

    　　如果所有人都被置于“成功/失败”二元对立的语境下，这个社会肯定出了问题。当那么多人被“榜样”和“导师”教导着踏上漫漫“成功”的时候，还有谁会真正按照自己个人的意愿来生活、依循自己独立的标准来选择？

    　　成功学，还是“伪成功学”

    　　事实上，在“成王败寇”的价值观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美国，人们已经开始在反思。《纽约时报》前著名记者亚历山德拉·罗宾斯出版了《过度追求成就者：身不由己学子的秘密生活》一书提醒人们，现在全世界的学生处在比以前更为强大的成功压力之下。她以中学母校的优秀学生为个案，他们承认自己已经努力到了极限，感到孤独、无奈、惶恐、无法形容的痛苦和心力交瘁；有的学生为了弥补精力上的不足，甚至用毒品来提神，而这也得到了父母的默许。罗宾斯说：“如果孩子们过度追求成功，那么，无论他们获得多大成就都感到远远不够。”

    　　人们对成功的普遍焦虑，成就了成功学这门产业，同时也由于过于渴望、过于焦虑，使得人们对成功学的缺陷视而不见。首先，在目前流行的成功学话语中，只存在成功/失败的二元对立，对成功者捧得越高，对失败者的唾弃则越狠：都30岁了，男的还没房没车、女的还没钓到一个金龟婿，你彻底完了！——在这样的语境下，还没有成功的人只会日益感到压抑；其次，“成功”的概念被置换为“发大财”、“出人头地”，“成功人士”被塑造为住洋楼、养番狗、开名车、穿名牌，并且基本排斥除此之外的其他价值观，淡泊名利、闲云野鹤、满足现状、小情小调，通通都属浪费生命。——难道过有趣味的生活不算成功？其三，成功学鼓吹成功有捷径，可以复制、可以速成，“成功”仿佛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业产品，人人唾手可得。——有几个人是通过学习这些所谓“成功法则”成功的？贩卖“成功法则”的人倒真的赚大钱了。其四，成功学宣扬只要目标、计划明确，就一定能达到目的，“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往前冲”；“如果我不能，我就一定要，如果我一定要，我就一定能”。——这不是现代版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吗？还真有人相信每天背诵“成功语录”能发达的，不过此人后来得了强迫症。

    　　不靠谱的成功学导师

    　　《阳光小美女》中的爸爸，身为成功学讲师，到处演讲推广“成功九步法”，自己却从未体验过成功的滋味。

    　　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王文元撰文提及，为了搞清成功学的奥秘，曾专门去听一个名气没有陈安之响、但也属重量级的台湾成功学大师的授课。他说这位成功学大师讲的，无非是“去掉我执”、“返璞归真”之类的禅言或道论，而且错漏百出。他的观感是：“明明授课者在‘我执’，却要听者去掉‘我执’；明明授课者是在进行‘现代化’运营，却让听者去铜臭，归璞真；明明授课者自己并未真正成功，却要喋喋不休地大讲成功之道……好一副霸道相。听后令我绝倒：原来不过如此如此。这哪里是成功学，分明是一种舌辩术，完全是效法苏秦、张仪故技，凭借成稔于胸的骗人说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有人评论陈安之的演讲煽动能力确实很强，“但就是因为太强了才是真正的致命之处”。他的演讲、培训费动辄成千上万，只要有人来听他演讲，他就算成功，因为赚到钱了，而且还不少。至于听众成不成功，他不必打包票，因为成功了是可以解释为他激励有效，不成功则是你自己不够认真、努力。这就是成功学大师的赚钱之道。他们也许称得上“成功”，但这个“成功”是建立在更多渴望“成功”的人身上的。

    　　什么样的成功才叫成功

    　　如果一个社会只允许有“成功/失败”的二元对立语境存在，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事实上，本来就不应该用这种武断的二元对立模式来进行价值判断，有人愿意成功向上、出人头地，这无可厚非；但也要允许一些人发发呆、做做梦，过点没有多少追求的小日子。每个人的性格、成长经历都各自不同，不是非得每个人都得走不是成功就是失败这两条路，在这两条路之间，还有N条路通向各人所理解的成功。

    　　比如说，男人和女人的价值判断会有所不同。有调查显示，9成香港专业女性认为成功的定义是拥有快乐家庭，其余依次为能够发展个人兴趣、经济独立和健康；多数受访者并未将子女成绩优异、到了某特定年龄要在工作上达至某个薪酬或级别，看作主要的成功指标。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同时自己也得到快乐；如果机遇和运气都不错，有钱也不坏，但这并非体现成功的唯一方式——这个网友的看法颇具代表性。

    　　“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一生没工作，情事不断还是个同性恋，花20年写了一本没几个人看的小说。但晚年回首人生，他发现那些难熬的日子才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因为那些日子造就了他。而快活的日子全是浪费时间，没有任何收获。”这是《阳光小美女》结尾的一段台词，说的是普鲁斯特。什么叫成功，什么又叫失败，其实并不绝对。

    0:09 | 添加评论 | 固定链接 | 写入日志 | 民生
    7月14日

    无书有读

    黄碧云
     
    　　如今脸面观照，人事全非。
    　　我左手姆指有一疤痕，一直不觉得，突然一天左手抽搐，平日我用左手，才发觉这是小时候坐我长兄的单车尾，摔下来的手节骨移位的伤痕。
    　　我兄已于年前逝世。
    　　死前他为我收拾了一袋遗物，有两万元人民币现金，他要还我的钱，他一定要还我，一叠照片，三架照相机，几只他戴的手表，其中一个是他临终戴在左手上，一包电池，他写上“NEW BATTERIES”和日期，我细看是他死前一个星期，一支金钢笔。
    　　现金我拿去用了。照片我分给了姊妹，三架照相机，一架拿回乡间给帮忙造坟的表哥，一架拿去陈洪附近的一间照相店卖了，问他，要不要，他说，你想要多少，我说，你说吧，他说，一百皮。我说，下，连镜头？他说，这你卖不卖？我说，卖。一架是艺康的手动胶卷单镜反光机，我第一架照相机是我兄帮我买的，也是艺康手动胶卷单镜反光机，我留着，因为我会用。手表也分了，一只没留，电池随便放着我的电池堆里。金钢笔我问我姊，好像是我送他的。她说，应该是人家送的，他不会舍得花钱买钢笔。我买给他的，我拿回来用。但笔嘴已经很旧，墨水流得漫，我闲来便拆开修理洗干净，换了吸墨筒，但仍无法写得好，只好放着。
    　　我记得读的第一本书是《西游记》，我当时六岁，小学一升二年级，很记得因为很多字都不认得。
    　　书是我兄留在床下的。多年后我跟他说起，他笑，是么，我中学读的书，我都忘了。其后读了他留下的《水浒传》《三国演义》。
    　　他还留下了《红楼梦》，我小六那年十一岁读过，觉得很闷。再读时十八岁，已经是大人了。
    　　九岁那一年我生日他给我买了书，是黄思聘的《得奖者》。当时我跟他说，我长大了想做作家。
    　　他只是笑，没有答我。
    　　其实他当时也是个少年，十八岁。
    　　姊姊知道我无聊读书，什么都拿给我读，我就这样读了巴金的《家》《春》《秋》，翻译小说，狄更斯的《苦海孤雏》《块肉余生记》《双城记》，布郎宁的《简爱》，还有《金银岛》《基度山恩仇录》《小人国历险记》《鲁滨逊漂流记》。六年级那年姊姊又给我成千页的《飘》即电影《乱世佳人》我无聊读了三次。还有一本不知什么《历尽沧桑一美人》我很自恋的觉得就在说我。十一二岁，读《圣经启示录》，说有一个大淫妇，我好惊因为我觉得也是我。
    　　我一个姊姊是基督徒，给我《天路历程》我亦照读。每本书都读几次因为没有事好做。父亲不准我出去玩，又不准看电视，功课我很快做完，很空闲。父亲不管我，我不做功课他亦不知，成天在看小说，乡村小学好易读，我年年考第一，所以他什么都没有问。
    　　小五小六开始读琼瑶的言情小说，我最喜欢《六个梦》和《烟雨濛濛》。我长兄知道便骂我，读埋D无聊小说。
    　　我继续读，有点不好意思，原来这是无聊小说。
    　　也读《安娜卡列莲娜》，不大明白，只记得有列火车。大学时期再读，比较有感受。
    　　张爱玲也读，郭良蕙也读，我完全不觉得有什么分别，边个打边个。
    　　现在想，当初读的全是小说而不是诗，后来会写小说，并不偶然。
    　　也读探险小说，后来去当记者。
    　　读言情小说，搞到伤春悲秋，至今死性不改。
    　　我兄不是文学青年，但他带我成长，时常说我，你不要这样，冇家教。
    　　我父亲也不是文学青年，但他写给姊姊的家书，第一句是“天不假年”。现今我常细味“天不假年”，就是年头无法虚数。
    　　有一年我十五岁，在台北，不肯去上学，成天在家读小说。楼下书店的小说给我全读完。
    　　也弹琴画画。现在琴一点都不懂，画再画，赫然一恍三十年。
    　　我兄从那个骑单车载我去看电影的乡村少年，结婚，生子，工作，移民，离婚，而至病死。终年五十五。
    　　他死前两年我去过美国探他。当年有冰风暴，风暴刚过，我第一次见到冰风暴的裂痕。“很静很静，冰风暴无声。然后树木裂开，电灯柱倒下。我们都停了电。”他说。“不很冷，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冷。”
    　　这时候我才发觉原来他酗酒。
    　　他很聪明，隐藏得很好。到他家才见到水桶那么大的威士忌瓶装。记得我姊说，一支威士忌，他两三天喝完。
    　　喝酒，他说。我不想再生活下去。生活没有意思，我不想活。
    　　我们坐在客厅的地毡上。我望着没有开着的电视，没有话。
    　　我住了一个星期。一天他开车两个小时，和我去一个名店出口站去逛。我买了一张被，一副月历。
    　　月历是第加的芭蕾女子图。
    　　后来我画粉彩，才细看第加的芭蕾女子，粉彩那么散那么脏他都画得像油彩。
    　　月历我用了三年。每年重头再来，将旧有的日子用改错水涂掉。用到第二年，他死了。其后我一直守哀。
    　　他死前一年给我一个电邮，细数他一生人对的和错的决定。
    　　他做厂，做什么都像在做工厂生产流程图。
    　　对的和错数目差不多，看来算是打和。
    　　数目和重要性不对称。有时候一个决定已经足够决定其他。
    　　我的是文学思维。他的厂思维以数目衡量。
    　　其中一个对的决定是关于我的：当年我不理所有其他人的想法，供你读书。我十五岁那年闹了一次自杀。我父亲非常恨我。我所有的兄姊都骂我。
    　　只有我哥哥说，如果你想读书，你好好读。
    　　可能他记得我小时候说，我想做作家。
    　　停了两年学再读。再读的时候读寄宿学校，远离家人。
    　　我哥哥送我入校，在清水湾。他说，环境很好，像度假。
    　　离现在已经很久很久，但我还会梦到那间学校。男宿叫小男斋，女宿当然是小女斋了。
    　　吃素。当年已经吃麦包，喝豆奶。在那里我学会纪律。
    　　每天早上五时起来，比学校规定起来的时间早一个小时。我跑步，读圣经，祈祷。现在不跑步，不读经，不祈祷，但要做的事情，我还是很有耐性的每天做。
    　　因为读书很难才争取到，所以很珍惜。
    　　校内成绩很好，第一个学期，直A。
    　　这时候我的抽屉书是《庄子》《道德经》《论语》。老师发觉我上课自己偷看书，见到我读的书，奈何我不得。
    　　教英文的沈博士，长得非常细小，头发都白了。他是第一个将我当作一个会读书的成年人看待的人。
    　　我在他的办公室谈沙特的《呕吐》。当时我也在读卡缪的《异乡人》，三岛由纪夫的《假面的告白》《金阁寺》芥川龙之介的《地狱变》川端康成的《美丽与哀愁》。
    　　我说读不明白《呕吐》。他说这是关于人生的苦闷，你这个年纪，很难明白。
    　　会考之后我离开学校，去工厂打工。每年暑假我都到工厂打工，做电子厂，玩具厂。在工厂生产线上我读的是《红楼梦》。这时算是读会了。
    　　我离开学校后沈博士给我写过信。都在讨论人生问题，不过其中一封信说，他要见我。
    　　我觉得有点难为。好像在学校里面见他，老师和学生，比较纯正。
    　　但我还是去见了他。没什么，没有什么难以忘记的内容。
    　　很多年后我已经大学毕业出来做事了，收到他太太一个电话口讯，说，请给我你的地址，我儿子想寄一点东西给你。
    　　他们已经回美国，很多年没有联络。
    　　记得他儿子叫竹亭。不会说中文，叫自己竹的时候，有K尾音。
    　　比我小两岁，跟他父亲一样瘦小，架个大眼镜，很喜欢读书，但不是我会读的小说。
    　　他物理成绩比我好，数学化学大家就差不多，算是竞争对手，但有时我们会一起计算题，化解化学方程式。
    　　他弹琴，有时经过他家见他在练琴。
    　　后来收到一盒录音带，内容很奇异，是一些“女人是什么”的反复思考。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寄给我。他只说了一句“你是女人”。
    　　可能是一个憎恨女人宣言，找我来出气。
    　　又可能，他父子都爱上我，嘿。
    　　我永远不会知道，因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我带着疑惑与创伤，进入我的成年期。
    　　大学是我的阅读乐园。我开始阅读非小说类。大学里面第一个男朋友，读社会学。他教我读韦伯，德肯，说我“太多愁善感了”又嘲笑我没教养“像个工厂妹”。
    　　我没说我每年暑假都去做工厂，每星期去做侍应赚零用钱。
    　　我哥哥替我交学费宿费杂费，零用钱自己赚。
    　　 “没教养”的意思大概是，不像知识份子。
    　　后来很努力，直到很多年后，张来看我，见到我的房子，说，很知识份子的房子。我不大明白她的意思。大概是很多书，没有毛毛公仔或任何无用之物。
    　　一个同事占士来我家，见到我的书架，问，你有没有闲书。我说，有呀，随手拿了一本Lonely Planet。以后他就在其他同事面前笑说哦，多么知识份子，她唯一的闲书是旅游书。
    　　但知识份子？现在已经是责任而无虚荣可言。
    　　开始读那些“知识份子”的书的时候多么快乐，多么骄傲。
    　　四年级那年去旁听郑树森的课。在他的课第一次听到罗兰巴特，索绪尔，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他叫我们去看俞振飞，当时不知道昆曲是什么。当然还读张爱玲，红楼梦，宗白华《美学的散步》。那一门课叫《中西比较文学》，原来文学可以这样读，很理性很远离。这是我知道原来“多愁善感”和“知识份子”并不排斥。
    　　那一年开始时常带一本笔记本，记下所读的书，电影，自己写的诗，短小说。
    　　这个习惯，一直维持至今。
    　　我和祖利安都迷上郑树森。大家要上他的课就很快乐。
    　　有一次不知要交点什么，在他办公室外等他，见他远处走来就一直心跳。
    　　真的是年轻女子。对白大概是：郑先生，这个。
    　　如今还记得长廊的期待与快乐。永远不再。
    　　后来认识了郑树森的朋友。他听我说我和同学都很迷他，他有点不知妒忌还是不解：“怎么会？”
    　　现今想来，可能是迷恋他的知识。他讲课的时候，自言自语，就觉得像听一个人的知识独白。
    　　祖利安和我同年。现在也在大学教书。最近得了一个重病。
    　　我们都到了病，老，死的年纪。
    　　每天摸到脖子，都想，什么时候会有肿瘤，什么时候到我。
    　　我哥哥很会捱痛。一直肋骨痛，他都觉得，挺得住。
    　　一次我姊姊打电话给我，说哥哥痛到在电话里一直哭泣。我打电话给他，没人听。他死后我还打他的电话，怀疑会有人接。
    　　一个人突然消失，再也无法找到他。
    　　存在到底有多真实？
    　　工作的时候，读书是一种工作需要，谈不上追求。
    　　像香港很会工作的人一样，很即食。读完一本书写书评，读期刊照抄写专栏。或许这时候开始养成扔书的习惯，读完扔，免浪费地方。
    　　后来有废纸回收，一车一车的拖出去给回收。
    　　很多年，很急很急的读书，现在一点都记不起来。
    　　直到离开工作岗位，做一个没用的闲人。我又开始读书了。
    　　闲人才读书，我又回到了童年光景。
    　　第一年在西班牙那一个圣诞假期，我重读了大学时期读过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们》。这一次会读着停下来，想。
    　　不时会再翻那一篇《宗教大法官》。又读了很多本分析这本书的俄国著作。
    　　去看了Peter Brook改变的独幕剧《宗教大法官》。时常想着弥赛亚的沉默；他什么都没有说。他只是吻了审判他的宗教大法官的脸。
    　　我时常想着这沉默之中的悲悯。
    　　尼采一本一本的读。中学的时候读过《悲剧的诞生》，大学再读一次，人到中年万事哀时再读，就开始一本一本，读到他进入精神病院后写的《我妹妹与我》。
    　　读柏拉图《对话录》。书有一次张来探我，拿走了。
    　　但奇怪，后来读的书，一次又一次有人引述《裴多篇》。好像我已经将《裴多篇》读完又读。
    　　
    　　我们都被死亡之前的热情吸引。苏格拉底死前讨论灵魂的不死；两年前的一个圣诞前后，伊拉克的侯赛因被吊死前的短片播完又播，当时我们在格林达一间阿拉伯餐厅，见到吊死的镜头就难以吃下去，所以很记得。Robert Capa最令人难忘的一幅照片是西班牙内战时期一个士兵被枪决的照片，多年前我去深圳看那宣判大会，群众都在热烘烘地看死囚行刑前的形相。
    　　齐克果其实是在写小说。他的《诱惑者的日记》好像卡夫卡在写信给米莲娜。他的《或此或彼》可以是《卡拉玛佐夫兄弟》其中的一章。
    　　我也说不出来为何会被海德格尔吸引，读《存在与时间》好像小时候读小说，会追。
    　　应该说，他试着解答存在的疑惑。
    　　他写《尼采》，是重读，既读尼采也读着海德格尔。
    　　他写荷尔德林的诗，也是重读，既读诗，也读他写语言。
    　　近年写作生命限于困顿与枯竭。
    　　我写着“重写”，也就是，我写阅读生活的时候也写着生命的其他。
    　　几年前去过一个文学讲座。当时坐在我身旁的是老顽童刘教授。
    　　几十岁人还传纸仔，好像我们还是大学生，是同学。他给我传了一张纸仔，骂我还没有写到杜妥托也夫斯基这样的作品。即是说，你还没有交到好功课。
    　　纸仔我已经扔了，人我也多年没见，但说话我还记得，每次坐在电脑前都觉得有支惊心棒。
    　　我是个细心长久的读者，我知道什么作品是灵巧，什么作品是严酷的，什么作品触动人生的重要命题。
    　　我可以写得很灵巧。但我已经不是灵巧的年纪了。
    　　所以很难。很多年都没有完成一本书。
    　　读Sandor Marais的时候会想，这也是我会想写的一本书，很冷静，很忧郁，厌世，远离，但触动人生的重要命题。
    　　米兰昆德拉，他太聪明了，写得近乎狡猾。
    　　最近喜欢读的是Em Cieron。真的愤世嫉俗。
    　　读他的《解体练习》时去元朗屏山探一个精神病康复者。去之前到殡仪馆去拿我哥哥的骨灰，他的遗愿是要将骨灰拿回家乡埋葬，他说这好，每年清明有族祭，有人拜山。拿到骨灰，用一个布袋盛着，再给我一个红胶袋。我放在手袋里面。约定病人的时间还没有到，我去海皇粥店吃一碗粥。吃粥的时候拿骨灰出来看看。很粗，像一堆白沙。粥就吃不下去，吃了两口。到中途宿舍，是个旧理民府官邸，很白很黑，外面有一片草地，很多蚊。
    　　他很会说话。他说命运。他说他一手毁灭他创造的命运。
    　　他自杀多次，最后一次，很多人和他一起死。
    　　问他关于死。他说死有什么好怕。死前想的才可怕呢。
    　　他说鬼。人我怕还来不及呢，我为什么会怕鬼。人才可怕。
    　　我不禁呀的道，你说的很像一个法国罗马尼亚的哲学家，叫做Em Cieron。
    　　我再去探他时给他带了一本《解体练习》。
    　　我们无法分辨，哲学家与精神病人。
    　　我希望他会读那本书。他说他会读。
    　　我还在读《史记》《古诗源》，曹植，苏轼，韩愈，重读《道德经》《论语》。回到古典时刻。
    　　这些时会写这些我年轻时极不屑的回顾文章，回顾大学生活，悼亡友。
    　　我第一篇小说在《号外》刊登。那时候的编辑是冯礼慈，大学时住在隔壁的男宿，头发很长，外号沙僧，念地理。我不认识只认得他，不敢和他说话因为他看很多电影。小说投到《号外》时不算认识他，没想到他为我登了
    　　如果没有这个开始，可能我不会写小说。人生走着不同的道路。
    　　现在路已经走了很长。
    　　我时常想一个作家开始回顾写自传时就到了创作衰竭，人生的终点。
    　　萨拉马高，德哥拉斯，马奎斯，都写了自传。
    　　我目前的只有过去，衰败，死亡。
    　　将老未死，人生的悬浮点，真是难。
    　　吴君死前我见他的朋友送他书。其实病人好忙，痛要止痛上个厕所都要费半天劲，还会幻视幻听，忙于应付那些不存在的人和他们的谈话，哪有时间看书？
    　　所以我想，读书都有个终结的时刻。
    　　到那个时候，什么都不需要了。
    　　不读书，不说话，只静静地离开。
    　　但读书就是我曾经有过的生命。
    　　哎我还欠老顽童教授一份功课。
    21:48 | 添加评论 | 固定链接 | 写入日志 | 个人
    1月31日

    Memorable quotes for 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

    Along the way you bump into people who make a dent on your life. Some people get struck by lightning. Some are born to sit by a river. Some have an ear for music. Some are artists. Some swim the English Channel. Some know buttons. Some know Shakespeare. Some are mothers. And some people can dance.

    Your life is defined by its opportunities... even the ones you miss.

    It's a funny thing about comin' home. Looks the same, smells the same, feels the same. You'll realize what's changed is you.

    I'm always lookin' out my own eyes.

    I wanna remember us just as we are now.

    Sometimes we're on a collision course, and we just don't know it. Whether it's by accident or by design, there's not a thing we can do about it. A woman in Paris was on her way to go shopping, but she had forgotten her coat - went back to get it. When she had gotten her coat, the phone had rung, so she'd stopped to answer it; talked for a couple of minutes. While the woman was on the phone, Daisy was rehearsing for a performance at the Paris Opera House. And while she was rehearsing, the woman, off the phone now, had gone outside to get a taxi. Now a taxi driver had dropped off a fare earlier and had stopped to get a cup of coffee. And all the while, Daisy was rehearsing. And this cab driver, who dropped off the earlier fare; who'd stopped to get the cup of coffee, had picked up the lady who was going to shopping, and had missed getting an earlier cab. The taxi had to stop for a man crossing the street, who had left for work five minutes later than he normally did, because he forgot to set off his alarm. While that man, late for work, was crossing the street, Daisy had finished rehearsing, and was taking a shower. And while Daisy was showering, the taxi was waiting outside a boutique for the woman to pick up a package, which hadn't been wrapped yet, because the girl who was supposed to wrap it had broken up with her boyfriend the night before, and forgot.When the package was wrapped, the woman, who was back in the cab, was blocked by a delivery truck, all the while Daisy was getting dressed. The delivery truck pulled away and the taxi was able to move, while Daisy, the last to be dressed, waited for one of her friends, who had broken a shoelace. While the taxi was stopped, waiting for a traffic light, Daisy and her friend came out the back of the theater. And if only one thing had happened differently: if that shoelace hadn't broken; or that delivery truck had moved moments earlier; or that package had been wrapped and ready, because the girl hadn't broken up with her boyfriend; or that man had set his alarm and got up five minutes earlier; or that taxi driver hadn't stopped for a cup of coffee; or that woman had remembered her coat, and got into an earlier cab, Daisy and her friend would've crossed the street, and the taxi would've driven by. But life being what it is - a series of intersecting lives and incidents, out of anyone's control - that taxi did not go by, and that driver was momentarily distracted, and that taxi hit Daisy, and her leg was crushed.

    For what it's worth: it's never too late or, in my case, too early to be whoever you want to be. There's no time limit, stop whenever you want. You can change or stay the same, there are no rules to this thing. We can make the best or the worst of it. I hope you make the best of it. And I hope you see things that startle you. I hope you feel things you never felt before. I hope you meet people with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I hope you live a life you're proud of. If you find that you're not, I hope you have the strength to start all over again.

    Benjamin, we're meant to lose the people we love. How else would we know how important they are to us?

    You can be as mad as a mad dog at the way things went. You could swear, curse the fates,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end, you have to let go.

    You never know what's comin' for ya.

    Benjamin Button: Momma? Momma? Some days, I feel different than the day before.
    Queenie: Everyone feels different about themselves one way or another, but we all goin' the same way.

    Daisy: I promise you, I'll never lose myself to self-pity again.
    Benjamin Button: [while the day begins] And I think, right there and then, she realized none of us is perfect forever.
    13:41 | 添加评论 | 固定链接 | 写入日志 | 电影
    12月14日

    江湖

    阿城
     
    孙成久九十多岁了，身子还算硬实。俗话说尿尿尿湿鞋（读孩），咳嗽屁出来，就是老了。老了，鼻涕多了song（2）少了。孙成久当然不是说这些症状一点没有，而是脑筋相当清楚。
     
    脑后留辫子，妹子裹了小脚，孙成久都记得很清楚。妹子裹小脚，上茅房不方便，娘搀了去。娘也是小脚，娘儿俩一步一蹭。妹子一步一哭，跟娘说，娘我疼的，疼的哟！妹子张着两只胳膊，一步一吸气。娘说，你不裹日后可怎么嫁？
     
    孙成久站着看，小小年纪，就知道替妹子疼。至于日后怎么嫁，孙成久不能懂，总之，缠脚是个必须的事儿吧。就像年三十要守夜，困得一头磕到桌子上，还是要守，子时鞭炮一响，响得那叫解恨！
     
    念了两年私塾，叫先生打，真打，手心肿得亮晶晶的，回来娘给上蝎子油。娘说，识了字，你日后才有得做，有得吃呀。
     
    日后，孙成久长成个人，求了个远亲，在大镇上学徒，学的是百货。因为识字，柜上当个人看，虽然也是凡百杂务，可是出了徒就做了采买。
     
    账上的事，是东家家里的事，采买是店里的第一等大事。你怀里揣的是东家的钱，人家的钱怎么就放心让你揣着呢？
     
    孙成久走南闯北，窑里也去，染坊也进，应酬起来，烟榻上也要吸上两口，酒也得抿上一两二两。方言土语，黑白两道，天有不测风云，地有江河沟壑，都要懂，都要回，都得照应到。
     
    孙成久有时躺在小客栈，忽然就会看见娘拐着小脚搀着妹子上茅房，妹子的两只胳膊一张一张的。
     
    孙成久有空就回家看看娘。娘老得只能在炕上摸来摸去了。孙成久给娘讲东西南北各方杂事，娘昏着两只眼睛看着孙成久，嘴里不住地说你看看你看看，常常忽然就流下泪来。孙成久问娘，娘一边用袖子抹眼，一边说你看看你看看。
     
    邻里见孙成久回家，也都来打问讯，说孙家老大是见世面的人。渐渐的婚丧嫁娶也都来请孙成久主一下事，去了，就是很大的面子。有什么纠纷，有什么牵动，也都来请孙成久出面给说说。老人们说，孙成久江湖上走，知道应对分寸。
     
    孙成久的妹子也嫁得好，婆家有事，也来请孙成久。妹子先孙成久去世，丧事因为孙成久出了面，办得很像样子，妹子婆家倒是老说对不住媳妇他哥。
     
    孙成久九十多了，耳朵还很好。重孙子念台湾香港的武侠小说给祖爷爷听，念多了，重孙常常说要做个江湖上的英雄。
     
    孙成久手也不抖的喝茶，自己盖上茶碗的盖，说，武侠里有个屁的江湖。早年听人念说《红楼梦》，里面有个凤姐，就是在个王府里，倒是懂江湖的，算得上是个江湖英雄吧。江湖是什么？江湖是人情世故，能应对就不易，更别说什么懂全了。打？那是土匪。
    0:57 | 添加评论 | 固定链接 | 写入日志 | 个人
    11月16日

    2008

    2007.12.20
    美学概论  王朝闻  14*0.85
    萤  村上春树  12*0.5
    与陈丹青交谈  《艺术世界》专栏文章结集  18*0.85
    张看红楼  张爱玲  26.8*0.5
    C程序设计试题汇编（第二版）  谭浩强  27*0.85
     
    日本沉没  D5  6
    色，戒  D5  6
    春光乍泄  D5  6
    青梅竹马  D5  6
    海滩的一天  D5  6
    皮克斯短篇精选  D5  6
     
    2008.01.11
    明室  罗兰·巴特  18*0.85
     
    偷自行车的人  D5  6
    亚利桑那之梦  D5  6
     
    2008.01.17
    筋疲力尽  D5  6
    爱情研究院  D5  6
    擦鞋童  D9  6
    柯利亚  D9  9
    最长的一天  D5  6
     
    2008.01.28
    你那边几点  D5  6
    米尼  D5  6
     
    2008.02.15
    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之一  林达  19*0.8
    一生的读书计划  克里夫顿·费迪曼  35*0.8
    鲁迅与我七十年  周海婴  29*0.8
    父与子全集（彩色纪念版）  卜劳恩  28*0.8
     
    地下  D5  6
    虫虫危机  D5  6
    怪兽公司  D5  6
    那山那人那狗  D5  6
    去年烟花特别多  D5  6
    花样年华  D5  6
    欧洲电影史  D9*2  18
     
    2008.03.02
    东看西看  娜斯  22*0.5
    五四新文化的源流  陈万雄  12*0.5
    单行道  瓦尔特·本雅明  17*0.8
    文艺复兴欧洲艺术（上下）  俄罗斯艺术科学院美术理论与美术史研究所  58.4*0.5
     
    四月三周两天  D5  6
    朱诺  D5  6
    颐和园  D5  6
    巴黎野玫瑰  D5  6
    迷失东京  D5  6
     
    2008.04.01
    鲁迅选集  鲁迅  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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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头风云  D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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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9日

    回忆鲁迅先生

    萧红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的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

    鲁迅先生生病，刚好了一点，窗子开着，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火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

    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往下又说了别的。

    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去，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

    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过了一会又加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混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混浊得很，所以把红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统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

    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

    “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一说你该不穿了。”

    那天下午要赴一个筵会去，我要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先生拿了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经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笑，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并且许先生很开心地说着：

    “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地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

    鲁迅先生这一看，他就生气了，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我们这边看着：

    “不要那样装她……”

    许先生有点窘了。

    我也安静下来。

    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许先生常跟我讲，她在女师大读书时，周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她们，这种眼光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里曾自己述说过，而谁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我开始问：“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

    “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

    “什么时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买的书吗？”

    “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

    “看了有趣味吗？”

    “随便看看……”

    “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

    “……”没有回答。好像很难以回答。

    许先生在旁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


    在鲁迅先生家里做客人，刚开始是从法租界来到虹口，搭电车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工夫，所以那时候来的次数比较少，还记得有一次谈到半夜了，一过十二点电车就没有的，但那天不知讲了些什么，讲到一个段落就看看旁边小长桌上的圆钟，十一点半了，十一点四十五分了，电车没有了。

    “反正已十二点，电车已没有，那么再坐一会。”许先生如此劝着。

    鲁迅先生好像听了所讲的什么引起了幻想，安顿的举着像牙烟嘴在沉思着。

    一点钟以后，送我（还有别的朋友）出来的是许先生，外边下着蒙蒙的小雨，弄堂里灯光全然灭掉了，鲁迅先生嘱咐许先生一定让坐小汽车回去，并且一定嘱咐许先生付钱。


    以后也住到北四川路来，就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

    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饭。还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喜欢吃硬的东西，就是后来生病的时候，也不大吃牛奶。鸡汤端到旁边用调羹舀了一二下就算了事。

    有一天约好我去包饺子吃，那还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带了外国酸菜和用绞肉机绞成的牛肉。就和许先生站在客厅后边的方桌边包起来，海婴公子围着闹得起劲，一会把按成圆饼的面拿去了，他说做了一只船来，送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看它，转身他又做了一只小鸡，许先生和我都不去看它，对他竭力避免加以赞美，若一赞美起来，怕他更做得起劲。

    客厅后没到黄昏就先黑了，背上感到些微的寒凉，知道衣裳不够了，但为着忙，没有加衣裳去。等把饺子包完了看看那数目并不多，这才知道许先生我们谈话谈得太多，误了工作。许先生怎样离开家的，怎样到天津读书的，在女师大读书时怎样做了家庭教师，她去考家庭教师的那一段描写，非常有趣，只取一名，可是考了好几十名，她之能够当选算是难的了。指望对于学费有一点补足，冬天来了，北平又冷，那家离学校又远，每月除了车子钱之外，若伤风感冒还得自己拿出买阿司匹林的钱来，每月薪金十元要从西城跑到东城……

    饺子煮好，一上楼梯，就听到楼上明朗的鲁迅先生的笑声冲下楼梯来，原来有几个朋友在楼上也正谈得热闹。那一天吃得是很好的。

    以后我们又做过韭菜合子，又做过合叶饼，我一提议鲁迅先生必然赞成，而我做得又不好，可是鲁迅先生还是在饭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我再吃几个吗？”


    因为鲁迅先生的胃不大好，每饭后必吃“脾自美”胃药丸一二粒。

    有一天下午鲁迅先生正在校对着一本别人的著作，我一走进卧室去，从那圆转椅上鲁迅先生转过来了，向着我，还微微站起了一点。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边说着一边向我点头。

    刚刚我不是来过了吗？怎么会好久不见？就是上午我来的那次周先生忘记了，可是我也每天来呀……怎么都忘记了吗？

    周先生转身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来，他是在开着玩笑。

    梅雨季，很少有晴天，一天的上午刚一放晴，我高兴极了，就到鲁迅先生家去了，跑得上楼还喘着，鲁迅先生说：“来啦！”我说：“来啦！”
    我喘着连茶也喝不下。

    鲁迅先生就问我：“有什么事吗？”

    我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

    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展然的会心的笑。

    海婴一看到我非拉我到院子里和他一道玩不可，拉我的头发或拉我的衣裳。

    为什么他不拉别人呢？据周先生说：“他看你梳着辫子，和他差不多，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大人，就看你小。”

    许先生问着海婴：“你为什么喜欢她呢？不喜欢别人？”

    “她有小辫子。”说着就来拉我的头发。

    鲁迅先生家里生客人很少，几乎没有，尤其是住在他家里的人更没有。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在二楼上鲁迅先生的卧室里摆好了晚饭，围着桌子坐满了人。每逢礼拜六晚上都是这样的，周建人先生带着全家来拜访的。在桌子边坐着一个很瘦的很高的穿着中国小背心的人，鲁迅先生介绍说：“这是一位同乡，是商人。”

    初看似乎对的，穿着中国裤子，头发剃得很短。当吃饭时他还让别人酒，也给我倒一盅，态度很活泼，不大像个商人；等吃完了饭，又谈到《伪自由书》及《二心集》。这个商人，开明得很，在中国不常见。没有见过的，就总不大放心。

    下一次是在楼下客厅后的方桌上吃晚饭，那天很晴，一阵阵地刮着热风，虽然黄昏了，客厅后还不昏黑。鲁迅先生是新剪的头发，还能记得桌上有一碗黄花鱼，大概是顺着鲁迅先生的口味，是用油煎的。鲁迅先生前面摆着一碗酒，酒碗是扁扁的，好像用做吃饭的饭碗。那位商人先生也能喝酒，酒瓶手就站在他的旁边。他说蒙古人什么样，苗人什么样，从西藏经过时，那西藏女人见了男人追她，她就如何如何。

    这商人可真怪，怎么专门走地方，而不做买卖？并且鲁迅先生的书他也全读过，一开口这个，一开口那个。并且海婴叫他×先生，我一听那×字就明白他是谁了。×先生常常回来得很迟，从鲁迅先生家里出来，在弄堂里遇到了几次。

    有一天晚上×先生从三楼下来，手里提着小箱子，身上穿着长袍子，站在鲁迅先生的面前，他说他要搬了。他告了辞，许先生送他下楼去了。这时候周先生在地板上绕了两个圈子，问我说：“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吗？”

    “是的。”我说。

    鲁迅先生很有意思地在地板上走几步，而后向我说：“他是贩卖私货的商人，是贩卖精神上的……”

    ×先生走过二万五千里回来的。


    青年人写信，写得太草率，鲁迅先生是深恶痛绝之的。

    “字不一定要写得好，但必须得使人一看了就认识，青年人现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赶快胡乱写完了事，别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这费了多少工夫，他不管。反正这费的工夫不是他的。这存心是不太好的。”

    但他还是展读着每封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济时，便戴起眼镜来看，常常看到夜里很深的时光。

    珂勒惠支的画，鲁迅先生最佩服，同时也很佩服她的做人，珂勒惠支受希特勒的压迫，不准她做教授，不准她画画，鲁迅先生常讲到她。

    史沫特莱，鲁迅先生也讲到，她是美国女子，帮助印度独立运动，现在又在援助中国。

    鲁迅先生介绍给人去看的电影：《夏伯阳》、《复仇艳遇》……其余的如《人猿泰山》……或者非洲的怪兽这一类的影片，也常介绍给人的。鲁迅先生说：“电影没有什么好看的，看看鸟兽之类倒可以增加些对于动物的知识。”

    鲁迅先生不游公园，住在上海十年，兆丰公园没有进过，虹口公园这么近也没有进过。春天一到了，我常告诉周先生，我说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周先生答应选个晴好的天气，选个礼拜日，海婴休假日，好一道去，坐一乘小汽车一直开到兆丰公园，也算是短途旅行，但这只是想着而未有做到，并且把公园给下了定义，鲁迅先生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

    我是去过兆丰公园，也去过虹口公园或是法国公园的，仿佛这个定义适用在任何国度的公园设计者。

    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石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

    胶皮底鞋夏天特别热，冬天又凉又湿，鲁迅先生的身体不算好，大家都提议把这鞋子换掉。鲁迅先生不肯，他说胶皮底鞋子走路方便。
          　　
    “周先生一天走多少路呢？也不就一转弯到××书店走一趟吗？”

    鲁迅先生笑而不答。

    “周先生不是很好伤风吗？不围巾子，风一吹不就伤风了吗？”

    鲁迅先生这些个都不习惯，他说：“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戴不惯。”

    鲁迅先生一推开门从家里出来时，两只手露在外边，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腋下挟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里边包着书或者是信，到老靶子路书店去了。

    那包袱每天出去必带出去，回来必带回来，出去时带着回给青年们的信，回来又从书店带来新的信和青年请鲁迅先生看的稿子。

    鲁迅先生抱着印花包袱从外边回来，还提着一把伞，一进门客厅里早坐着客人，把伞挂在衣架上就陪客人谈起话来。谈了很久了，伞上的水滴顺着伞杆在地板上已经聚了一堆水。

    鲁迅先生上楼去拿香烟，抱着印花包袱，而那把伞也没有忘记，顺手也带到楼上去。

    鲁迅先生的记忆力非常之强，他的东西从不随便散置在任何地方。

    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口味。许先生想请一个北方厨子，鲁迅先生以为开销太大，请不得的，男佣人，至少要十五元钱的工钱。
          　　
    所以买米买炭都是许先生下手，我问许先生为什么用两个女佣人都是年老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许先生说她们做惯了，海婴的保姆，海婴几个月时就在这里。

    正说着那矮胖胖的保姆走下楼梯来了，和我们打了个迎面。

    “先生，没吃茶吗？”她赶快拿了杯子去倒茶，那刚刚下楼时气喘的声音还在喉管里咕噜咕噜的，她确是年老了。

    来了客人，许先生没有不下厨房的，菜食很丰富，鱼，肉……都是用大碗装着，起码四五碗，多则七八碗。可是平常就只三碗菜：一碗素炒碗豆苗，一碗笋炒咸菜，再一碗黄花鱼。

    这菜简单到极点。

    鲁迅先生的原稿，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我得到了一张，是译《死魂灵》的原稿，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不以为稀奇。许先生倒很生气。

    鲁迅先生出书的校样，都用来揩桌子，或做什么的。请客人在家里吃饭，吃到半道，鲁迅先生回身去拿来校样给大家分着，客人接到手里一看，这怎么可以？鲁迅先生说：

    “擦一擦，拿着鸡吃，手是腻的。”

    到洗澡间去，那边也摆着校样纸。

    许先生从早晨忙到晚上，在楼下陪客人，一边还手里打着毛线。不然就是一边谈着话一边站起来用手摘掉花盆里花上已干枯了的叶子。许先生每送一个客人，都要送到楼下的门口，替客人把门开开，客人走出去而后轻轻地关了门再上楼来。

    来了客人还要到街上去买鱼或鸡，买回来还要到厨房里去工作。

    鲁迅先生临时要寄一封信，就得许先生换起皮鞋子来到邮局或者大陆新村旁边的信筒那里去。落着雨的天，许先生就打起伞来。

    许先生是忙的，许先生的笑是愉快的，但是头发有些是白了的。

    夜里去看电影，施高塔路的汽车房只有一辆车，鲁迅先生一定不坐，一定让我们坐。许先生，周建人夫人……海婴，周建人先生的三位女公子。我们上车了。

    鲁迅先生和周建人先生，还有别的一二位朋友在后边。

    看完了电影出来，又只叫到一部汽车，鲁迅先生又一定不肯坐，让周建人先生的全家坐着先走了。

    鲁迅先生旁边走着海婴，过了苏州河的大桥去等电车去了。等了二三十分钟电车还没有来，鲁迅先生依着沿苏州河的铁栏杆坐在桥边的石围上了，并且拿出香烟来，装上烟嘴，悠然地吸着烟。

    海婴不安地来回乱跑，鲁迅先生还招呼他和自己并排地坐下。

    鲁迅先生坐在那儿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

    鲁迅先生吃的是清茶，其余不吃别的饮料。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类，家里都不预备。

    鲁迅先生陪客人到夜深，必同客人一道吃些点心，那饼干就是从铺子里买来的，装在饼干盒子里，到夜深许先生拿着碟子取出来，摆在鲁迅先生的书桌上，吃完了，许先生打开立柜再取一碟，还有向日葵子差不多每来客人必不可少。鲁迅先生一边抽着烟，一边剥着瓜子吃，吃完了一碟鲁迅先生必请许先生再拿一碟来。

    鲁迅先生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是绿听子的，我不认识那是什么牌子，只记得烟头上带着黄纸的嘴，每五十枝的价钱大概是四角到五角，是鲁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另一种是白听子的，是前门烟，用来招待客人的，白烟听放在鲁迅先生书桌的抽屉里。来客人鲁迅先生下楼，把它带到楼下去，客人走了，又带回楼上来照样放在抽屉里。而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是鲁迅先生随时吸着的。

    鲁迅先生的休息，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鲁迅先生自己说：

    “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鲁迅先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过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喝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就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陪到夜里十二点，这么长的时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地吸着烟。

    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阖一阖眼睛，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里边睡着了（许先生为什么睡得这样快?因为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就要起来管理家务）。海婴这时也在三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

    全楼都寂静下去，窗外也是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

    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

    有时许先生醒了，看着玻璃窗白萨萨的了，灯光也不显得怎样亮了，鲁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里那样黑大。

    鲁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旧坐在那里。

    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海婴从三楼下来，背着书包，保姆送他到学校去，经过鲁迅先生的门前，保姆总是吩咐他说：

    “轻一点走，轻一点走。”

    鲁迅先生刚一睡下，太阳就高起来了。太阳照着隔院子的人家，明亮亮的；照着鲁迅先生花园的夹竹桃，明亮亮的。

    鲁迅先生的书桌整整齐齐的，写好的文章压在书下边，毛笔在烧瓷的小龟背上站着。

    一双拖鞋停在床下，鲁迅先生在枕头边睡着了。

    鲁迅先生喜欢吃一点酒，但是不多吃，吃半小碗或一碗。鲁迅先生吃的是中国酒，多半是花雕。

    鬼到底是有的是没有的？传说上有人见过，还跟鬼说过话，还有人被鬼在后边追赶过，吊死鬼一见了人就贴在墙上。但没有一个人捉住一个鬼给大家看看。

    鲁迅先生讲了他看见过鬼的故事给大家听：

    “是在绍头……”鲁迅先生说，“三十年前……”

    那时鲁迅先生从日本读书回来，在一个师范学堂里也不知是什么学堂里教书，晚上没有事时，鲁迅先生总是到朋友家去谈天，这朋友住得离学堂几里路，几里路不算远，但必得经过一片坟地。谈天有的时候就谈得晚了，十一二点钟才回学堂的事也常有。有一天鲁迅先生就回去得很晚，天空有很大的月亮。

    鲁迅先生向着归路走得很起劲时，往远处一看，远远有一个白影。

    鲁迅先生不相信鬼的，在日本留学时是学的医，常常把死人抬来解剖的，鲁迅先生解剖过二十几个，不但不怕鬼，对死也不怕，所以对于坟地也就根本不怕。仍旧是向前走的。

    走了不几步，那远处的白影没有了，再看突然又有了。并且时小时大，时高时低，正和鬼一样。鬼不就是变换无常的吗？

    鲁迅先生有点踌躇了，到底向前走呢？还是回过头来走？本来回学堂不止这一条路，这不过是最近的一条就是了。

    鲁迅先生仍是向前走，到底要看一看鬼是什么样，虽然那时候也怕了。

    鲁迅先生那时从日本回来不久，所以还穿着硬底皮鞋，鲁迅先生决心要给那鬼一个致命的打击。等走到那白影的旁边时，那白影缩小了，蹲下了，一声不响地靠住了一个坟堆。

    鲁迅先生就用了他的硬皮鞋踢出去。

    那白影噢的一声叫出来，随着就站起来，鲁迅先生定眼看去，他却是个人。

    鲁迅先生说在他踢的时候，他是很害怕的，好像若一下不把那东西踢死，自己反而会遭殃的，所以用了全力踢出去。

    原来是个盗墓子的人在坟场上半夜做着工作。

    鲁迅先生说到这里就笑了起来。

    “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

    我想，倘若是鬼常常让鲁迅先生踢踢倒是好的，因为给了他一个做人的机会。


    从福建菜馆叫的菜，有一碗鱼做的丸子。

    海婴一吃就说不新鲜，许先生不信，别的人也都不信。因为那丸子有的新鲜，有的不新鲜，别人吃到嘴里的恰好都是没有改味的。

    许先生又给海婴一个，海婴一吃，又是不好的，他又嚷嚷着。别人都不注意，鲁迅先生把海婴碟里的拿来尝尝。果然是不新鲜的。鲁迅先生说：

    “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

    以后我想起这件事来，私下和许先生谈过，许先生说：“周先生的做人，真是我们学不了的。那怕一点点小事。”


    鲁迅先生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到整整齐齐，常常把要寄出的书，鲁迅先生从许先生手里拿过来自己包。许先生本来包得多么好，而鲁迅先生还要亲自动手。

    鲁迅先生把书包好了，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而后拿起剪刀，把捆书的那绳头都剪得整整齐齐。

    就是包这书的纸都不是新的，都是从街上买东西回来留下来的。许先生上街回来把买来的东西一打开随手就把包东西的牛皮纸折起来，随手把小细绳圈了一个圈，若小细绳上有一个疙瘩，也要随手把它解开的。准备着随时用随时方便。


    鲁迅先生住的是大陆新村九号。

    一进弄堂口，满地铺着大方块的水门汀，院子里不怎样嘈杂，从这院子出入的有时候是外国人，也能够看到外国小孩在院子里零星的玩着。

    鲁迅先生隔壁挂着一块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一个“茶”字。

    鲁迅先生的客厅摆着长桌，长桌是黑色的，油漆不十分新鲜，但也并不破旧，桌上没有铺什么桌布，只在长桌的当心摆着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花瓶里长着几株大叶子的万年青，围着长桌有七八张木椅子。尤其是在夜里，全弄堂一点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那夜，就和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道坐在长桌旁边喝茶的。当夜谈了许多关于伪满洲国的事情，从饭后谈起，一直谈到九点钟十点钟而后到十一点，时时想退出来，让鲁迅先生好早点休息，因为我看出来鲁迅先生身体不大好，又加上听许先生说过，鲁迅先生伤风了一个多月，刚好了的。

    但是鲁迅先生并没有疲倦的样子。虽然客厅里也摆着一张可以卧倒的藤椅，我们劝他几次想让他坐在藤椅上休息一下，但是他没有去，仍旧坐在椅子上。并且还上楼一次，去加穿了一件皮袍子。

    那夜鲁迅先生到底讲了些什么，现在记不起来了。也许想起来的不是那夜讲的而是以后讲的也说不定。过了十一点，天就落雨了，雨点淅沥淅沥地打在玻璃窗上，窗子没有窗帘，所以偶一回头，就看到玻璃窗上有小水流往下流。夜已深了，并且落了雨，心里十分着急，几次站起来想要走，但是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再说坐一下：“十二点钟以前终归有车子可搭的。”所以一直坐到将近十二点，才穿起雨衣来，打开客厅外面的响着的铁门，鲁迅先生非要送到铁门外不可。我想为什么他一定要送呢？对于这样年轻的客人，这样的送是应该的么？雨不会打湿了头发，受了寒伤风不又要继续下去么？站在铁门外边，鲁迅先生说，并且指着隔壁那家写着有“茶”字的大牌子：“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就是这个‘茶’的隔壁。”而且伸出手去，几乎是触到了钉在铁门旁边的那个九号的“九”字，“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九号。”

    于是脚踏着方块的水门汀，走出弄常来，回过身去往院子里边看了一看，鲁迅先生那一排房子统统是黑洞洞的，若不是告诉得那样清楚，下次来恐怕要记不住的。

    鲁迅先生的卧室，一张铁架大床，床顶上遮着许先生亲手做的白布刺花的围子，顺着床的一边折着两床被子，都是很厚的，是花洋布的被面。挨着门口的床头的方面站着屉柜。一进门的左手摆着八仙桌，桌子的两旁藤椅各一，立柜站在和方桌一排的墙角，立柜本是挂衣裳的，衣裳却很少，都让糖盒子，饼干筒子，瓜子罐给塞满了，有一次××老板的太太来拿版权的图章花，鲁迅先生就从立柜下边大抽屉里取出的。沿着墙角望窗子那边走，有一张装饰台，台子上有一个方形的满浮着绿草的玻璃养鱼池，里边游着的不是金鱼而是灰色的扁肚子的小鱼，除了鱼池之外另有一只圆的表，其余那上边满装着书。铁架床靠窗子的那头的书柜里书柜外都是书。最后是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那上边也都是书。

    鲁迅先生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鲁迅先生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休息时的藤椅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

    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面向着窗子，上海弄堂房子的窗子差不多满一面墙那么大，鲁迅先生把它关起来，因为鲁迅先生工作起来有一个习惯，怕吹风，他说，风一吹，纸就动，时时防备着纸跑，文章就写不好。所以屋子热得和蒸笼似的，请鲁迅先生到楼下去，他又不肯，鲁迅先生的习惯是不换地方。有时太阳照进来，许先生劝他把书桌移开一点都不肯。只有满身流汗。

    鲁迅先生的写字桌，铺了一张蓝格子的油漆布，四角都用图钉按着。桌子上有小砚台一方，墨一块，毛笔站在笔架上，笔架是烧瓷的，在我看来不很细致，是一个龟，龟背上带着好几个洞，笔就插在那洞里。鲁迅先生多半是用毛笔的，钢笔也不是没有，是放在抽屉里。桌上有一个方大的白瓷的烟灰盒，还有一个茶杯，杯子上戴着盖。

    鲁迅先生的习惯与别人不同，写文章用的材料和来信都压在桌子上，把桌子都压得满满的，几乎只有写字的地方可以伸开手，其余桌子的一半被书或纸张占有着。

    左手边的桌角上有一个带绿灯罩的台灯，那灯泡是横着装的，在上海那是极普通的台灯。

    冬天在楼上吃饭，鲁迅先生自己拉着电线把台灯的机关从棚顶的灯头上拔下，而后装上灯泡子，等饭吃过了，许先生再把电线装起来，鲁迅先生的台灯就是这样做成的，拖着一根长的电线在棚顶上。

    鲁迅先生的文章，多半是在这台灯下写的。因为鲁迅先生的工作时间，多半是在下半夜一两点起，天将明了休息。

    卧室就是如此，墙上挂着海婴公子一个月婴孩的油画像。

    挨着卧室的后楼里边，完全是书了，不十分整齐，报纸和杂志或洋装的书，都混在这屋子里，一走进去多少还有些纸张气味，地板被书遮盖得太小了，几乎没有了，大网篮也堆在书中。墙上拉着一条绳子或者是铁丝，就在那上边系了小提盒，铁丝笼之类；风干荸荠就盛在铁丝笼里，扯着的那铁丝几乎被压断了在弯弯着。一推开藏书室的窗子，窗子外边还挂着一筐风干荸荠。

    “吃罢，多得很，风干的，格外甜。”许先生说。

    楼下厨房传来了煎菜的锅铲的响声，并且两个年老的娘姨慢重重地在讲一些什么。

    来了客人都是许先生亲自倒茶，即或是麻烦到娘姨时，也是许先生下楼去吩咐，绝没有站到楼梯口就大声呼唤的时候。所以整个的房子都在静悄悄之中。

    只有厨房比较热闹了一点，自来水花花地流着，洋瓷盆在水门汀的水池子上每拖一下磨着擦擦地响，洗米的声音也是擦擦的。鲁迅先生很喜欢吃竹笋的，在菜板上切着笋片笋丝时，刀刃每划下去都是很响的。其实比起别人家的厨房来却冷清极了，所以洗米声和切笋声都分开来听得样样清清晰晰。

    客厅的一边摆着并排的两个书架，书架是带玻璃橱的，里面有朵斯托益夫斯基的全集和别的外国作家的全集，大半多是日文译本，地板上没有地毯，但擦得非常干净。

    海婴公子的玩具橱也站在客厅里，里边是些毛猴子，橡皮人，火车汽车之类，里边装得满满的，别人是数不清的，只有海婴自己伸手到里边找什么就有什么，过新年时在街上买的兔子灯，纸毛上已经落了灰尘了，仍摆在玩具橱顶上。

    客厅只有一个灯头，大概五十烛光，客厅的后门对着上楼的楼梯，前门一打开有一个一方丈大小的花园，花园里没有什么花看，只有一棵很高的七八尺高的小树，大概那树是柳桃，一到了春天，喜欢生长蚜虫，忙得许先生拿着喷蚊虫的机器，一边陪着谈话，一边喷着杀虫药水。沿了墙根，种了一排玉米，许先生说：“这玉米长不大的，这土是没有养料的，海婴一定要种。”

    春天，海婴在花园里掘着泥沙，培植着各种玩艺。

    三楼则特别静了，向着太阳开着两扇玻璃门，门外有一个水门汀的突出的小廊子，春天很温暖地抚摸着门口长垂着的帘子，有时候帘子被风打得很高，飘扬的饱满得和大鱼泡似的，那时候隔院的绿树照进玻璃门扇里来了。

    海婴坐在地板上装着小工程师在修着一座楼房，他那楼房是用椅子横倒了架起来修的，而后遮起一张被单来算做屋瓦，全个房子在他自己拍着手的赞誉声中完成了。

    这间屋感到些空旷和寂寞，既不像女工住的屋子，又不像儿童室。海婴的眠床靠着屋子的一边放着那大圆顶帐子日里也不打起来，长拖拖的好像从棚顶一直垂到地板上，那床是非常讲究的属于刻花的木器一类的。许先生讲过，租这房子时，从前一个房客转留下来的。海婴和他的保姆，就睡在五六尺宽的大床上。

    冬天烧过的火炉，三月里还冷冰冰地在地板上站着。

    海婴不大在三楼上玩的，除了到学校去，就是在院子里踏脚踏车，他非常喜欢跑跳，所以厨房，客厅，二楼，他是无处不跑的。

    三楼整天在高处空着，三楼的后楼住着另一个老女工，一天很少上楼来，所以楼梯擦过之后，一天到晚干净得溜明。

    1936年3月里鲁迅先生病了，靠在二楼的躺椅上，心脏跳动得比平日厉害，脸色略微灰了一点。

    许先生正相反的，脸色是红的，眼睛显得大了，讲话的声音是平静的，态度并没有比平日慌张。在楼下，一走进客厅来许先生就告诉说：

    “周先生病了，气喘……喘得厉害，在楼上靠在躺椅上。”

    鲁迅先生呼喘的声音，不用走到他的旁边，一进了卧室就听得到的。鼻子和胡须在煽着，胸部一起一落。眼睛闭着，差不多永久不离开手的纸烟，也放弃了。藤躺椅后边靠着枕头，鲁迅先生的头有些向后，两只手空闲地垂着。眉头仍和平日一样没有聚皱，脸上是平静的，舒展的，似乎并没有任何痛苦加在身上。

    “来了吗？”鲁迅先生睁一睁眼睛，“不小心，着了凉……呼吸困难……到藏书的房子去翻一翻书……那房子因为没有人住，特别凉……回来就……”

    许先生看周先生说话吃力，赶快接着说周先生是怎样气喘的。

    医生看过了，吃了药，但喘并未停，下午医生又来过，刚刚走。

    卧室在黄昏里边一点一点地暗下去，外边起了一点小风，隔院的树被风摇着发响。别人家的窗子有的被风打着发出自动关开的响声，家家的流水道都是花拉花拉地响着水声，一定是晚餐之后洗着杯盘的剩水。晚餐后该散步的散步去了，该会朋友的会友去了，弄堂里来去的稀疏不断地走着人，而娘姨们还没有解掉围裙呢，就依着后门彼此搭讪起来。小孩子们三五一伙前门后门地跑着，弄堂外汽车穿来穿去。

    鲁迅先生坐在躺椅上，沉静的，不动的阖着眼睛，略微灰了的脸色被炉里的火光染红了一点。纸烟听子蹲在书桌上，盖着盖子，茶杯也蹲在桌子上。

    许先生轻轻地在楼梯上走着，许先生一到楼下去，二楼就只剩了鲁迅先生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呼喘把鲁迅先生的胸部有规律性地抬得高高的。

    鲁迅先生必得休息的，须藤老医生是这样说的。可是鲁迅先生从此不但没有休息，并且脑子里所想的更多了，要做的事情都像非立刻就做不可，校《海上述林》的校样，印珂勒惠支的画，翻译《死魂灵》下部；刚好了，这些就都一起开始了，还计算着出三十年集。

    鲁迅先生感到自己的身体不好，就更没有时间注意身体，所以要多做，赶快做，当时大家不解其中的意思，都以为鲁迅先生不加以休息不以为然，后来读了鲁迅先生《死》的那篇文章才了然了。

    鲁迅先生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时间没有几年了，死了是不要紧的，只要留给人类更多，鲁迅先生就是这样。

    不久书桌上德文字典和日文字典又都摆起来了，果戈里的《死魂灵》又开始翻译了。

    鲁迅先生的身体不大好，容易伤风，伤风之后，照常要陪客人，回信，校稿子。所以伤风之后总要拖下去一个月或半个月的。

    《海上述林》校样，1935年冬，1936年的春天，鲁迅先生不断地校着，几十万字的校样，要看三遍，而印刷所送校样来总是十页八页的，并不是统统一道地送来，所以鲁迅先生不断地被这校样催索着，鲁迅先生竟说：

    “看吧，一边陪着你们谈话，一边看校样的，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

    有时客人来了，一边说着笑话，一边鲁迅先生放下了笔。有的时候也说：“就剩几个字了……请坐一坐……”

    1935年冬天许先生说：

    “周先生的身体不如从前了。”

    有一次鲁迅先生到饭馆里去请客，来的时候兴致很好，还记得那次吃了一只烤鸭子，整个的鸭子用大钢叉子叉上来时，大家看着这鸭子烤得又油又亮的，鲁迅先生也笑了。

    菜刚上满了，鲁迅先生就到竹躺椅上吸一支烟，并且阖一阖眼睛。一吃完了饭，有的喝多了酒的，大家都乱闹了起来，彼此抢着苹果，彼此讽刺着玩，说着一些刺人可笑的话，而鲁迅先生这时候，坐在躺椅上，阖着眼睛，很庄严地在沉默着，让拿在手上纸烟的烟丝，慢慢地上升着。

    别人以为鲁迅先生也是喝多了酒吧！

    许先生说，并不是的。

    “周先生的身体是不如从前了，吃过了饭总要阖一阖眼稍微休息一下，从前一向没有这习惯。”

    周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大概说他喝多了酒的话让他听到了。

    “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时候，母亲常提到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所以我不多喝的……从来没有喝醉过……”

    鲁迅先生休息好了，换了一支烟，站起来也去拿苹果吃，可是苹果没有了。鲁迅先生说：

    “我争不过你们了，苹果让你们抢没了。”

    有人抢到手的还在保存着的苹果，奉献出来，鲁迅先生没有吃，只在吸烟。

    1936年春，鲁迅先生的身体不大好，但没有什么病，吃过了晚饭，坐在躺椅上，总要闭一闭眼睛沉静一会。

    许先生对我说，周先生在北京时，有时开着玩笑，手按着桌子一跃就能够跃过去，而近年来没有这么做过，大概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了。

    这话许先生和我是私下讲的，鲁迅先生没有听见，仍靠在躺椅上沉默着呢。

    许先生开了火炉的门，装着煤炭花花地响，把鲁迅先生震醒了。一讲起话来鲁迅先生的精神又照常一样。

    鲁迅先生吃饭，是在楼上单开一桌，那仅仅是一个方木盘，许先生每餐亲手端到楼上去，那黑油漆的方木盘中摆着三四样小菜，每样都用小吃碟盛着，那小吃碟直径不过二寸，一碟豌豆苗或菠菜或苋菜，把黄花鱼或者鸡之类也放在小碟里端上楼去，若是鸡，那鸡也是全鸡身上最好的一块地方拣下来的肉，若是鱼，也是鱼身上最好一部分许先生才把它拣下放在小碟里。

    许先生用筷子来回地翻着楼下的饭桌上菜碗里的东西，菜拣嫩的，不要茎，只要叶，鱼肉之类，拣烧得软的，没有骨头没有刺的。

    心里存着无限的期望，无限的要求，用了比祈祷更虔诚的目光，许先生看着她自己手里选得精精致致的菜盘子，而后脚板触着楼梯上了楼。

    希望鲁迅先生多吃一口，多动一动筷，多喝一口鸡汤。鸡汤和牛奶是医生所嘱的，一定要多吃一些的。

    把饭送上去，有时许先生陪在旁边，有时走下楼来又做些别的事，半个钟头之后，到楼上去取这盘子。这盘子装得满满的，有时竟照原样一动也没有动又端下来了，这时候许先生的眉头微微地皱了一点。旁边若有什么朋友，许先生就说：“周先生的热度高，什么也吃不落，连茶也不愿意吃，人很苦，人很吃力。”

    有一天许先生用着波浪式的专门切面包的刀切着一个面包，是在客厅后边方桌上切的，许先生一边切着一边对我说：

    “劝周先生多吃些东西，周先生说，人好了再保养，现在勉强吃也是没用的。”

    许先生接着似乎问着我：

    “这也是对的。”

    而后把牛奶面包送上楼去了。一碗烧好的鸡汤，从方盘里许先生把它端出来了。就摆在客厅后的方桌上。许先生上楼去了，那碗热的鸡汤在桌子上自己悠然地冒着热气。

    许先生由楼上回来还说呢：

    “周先生平常就不喜欢吃汤之类，在病里，更勉强不下了。”

    那已经送上去的一碗牛奶又带下来了。

    许先生似乎安慰着自己似的：

    “周先生人强，欢喜吃硬的，油炸的，就是吃饭也喜欢吃硬饭……”

    许先生楼上楼下地跑，呼吸有些不平静，坐在她旁边，似乎可以听到她心脏的跳动。

    鲁迅先生开始独桌吃饭以后，客人多半不上楼来了，经许先生婉言把鲁迅先生健康的经过报告了之后就走了。

    鲁迅先生在楼上一天一天地睡下去，睡了许多日子就有些寂寞了，有时大概热度低了点就问许先生：

    “有什么人来过吗？”

    看鲁迅先生精神好些，就一一地报告过。

    有时也问到有什么刊物来。

    鲁迅先生病了一个多月了。

    证明了鲁迅先生是肺病，并且是肋膜炎，须藤老医生每天来了，为鲁迅先生先把肋膜积水用打针的方法抽净，共抽过两三次。

    这样的病，为什么鲁迅先生自己一点也不晓得呢，许先生说，周先生有时觉得肋痛了就自己忍着不说，所以连许先生也不知道，鲁迅先生怕别人晓得了又要不放心，又要看医生，医生一定又要说休息。鲁迅先生自己知道做不到的。

    福民医院美国医生的检查，说鲁迅先生肺病已经二十年了。这次发了怕是很严重。

    医生规定个日子，请鲁迅先生到福民医院去详细检查，要照X光的。

    但鲁迅先生当时就下楼是下不得的，又过了许多天，鲁迅先生到福民医院去查病去了。照X光后给鲁迅先生照了一个全部的肺部的照片。

    这照片取来的那天许先生在楼下给大家看了，右肺的上尖角是黑的，中部也黑了一块，左肺的下半部都不大好，而沿着左肺的边边黑了一大圈。

    这之后，鲁迅先生的热度仍高，若再这样热度不退，就很难抵抗了。

    那查病的美国医生，只查病，而不给药吃，他相信药是没有用的。

    须藤老医生，鲁迅先生早就认识，所以每天来，他给鲁迅先生吃了些退热的药，还吃停止肺部菌活动的药。他说若肺不再坏下去，就停止在这里，热自然就退了，人是不危险的。

    鲁迅先生在四月里，曾经好了一点，有一天下楼去赴一个约会，把衣裳穿得整整齐齐，腋下挟着黑花包袱，戴起帽子来，出门就走。

    许先生在楼下正陪客人，看鲁迅先生下来了，赶快说：

    “走不得吧，还是坐车子去吧。”

    鲁迅先生说：“不要紧，走得动的。”

    许先生再加以劝说，又去拿零钱给鲁迅先生带着。

    鲁迅先生说不要不要，坚决地就走了。

    “鲁迅先生的脾气很刚强。”

    许先生无可奈何地，只说了这一句。

    鲁迅先生晚上回来，热度增高了。

    鲁迅先生说：

    “坐车子实在麻烦，没有几步路，一走就到。还有，好久不出去，愿意走走……动一动就出毛病……还是动不得……”

    病压服着鲁迅先生又躺下了。

    七月里，鲁迅先生又好些。

    药每天吃，记温度的表格照例每天好几次在那里画，老医生还是照常地来，说鲁迅先生就要好起来了，说肺部的菌已停止了一大半，肋膜也好了。

    客人来差不多都要到楼上来拜望拜望，鲁迅先生带着久病初愈的心情，又谈起话来，披了一张毛巾子坐在躺椅上，纸烟又拿在手里了，又谈翻译，又谈某刊物。

    一个月没有上楼去，忽然上楼还有些心不安，我一进卧室的门，觉得站也没有地方站，坐也不知坐在那里。

    许先生让我吃茶，我就倚着桌子边站着，好像没有看见那茶杯似的。

    鲁迅先生大概看出我的不安来了，便说：

    “人瘦了，这样瘦是不成的，要多吃点。”

    鲁迅先生又在说玩笑话了。

    “多吃就胖了，那么周先生为什么不多吃点？”

    鲁迅先生听了这话就笑了，笑声是明朗的。

    从七月以后鲁迅先生一天天地好起来了，牛奶，鸡汤之类，为了医生所嘱也隔三差五地吃着，人虽是瘦了，但精神是好的。

    鲁迅先生说自己体质的本质是好的，若差一点的，就让病打倒了。

    这一次鲁迅先生保持了很长的时间，没有下楼更没有到外边去过。

    在病中，鲁迅先生不看报，不看书，只是安静地躺着。但有一张小画是鲁迅先生放在床边上不断看着的。

    那张画，鲁迅先生未生病时，和许多画一道拿给大家看过的，小得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多。那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花的花朵。

    记得是一张苏联某画家着色的木刻。

    鲁迅先生有很多画，为什么只选了这张放在枕边？

    许先生告诉我的，她也不知道鲁迅先生为什么常常看这小画。

    有人来问他这样那样的，他说：

    “你们自己学着做，若没有我呢！”

    这一次鲁迅先生好了。

    还有一样不同的，觉得做事要多做……

    鲁迅先生以为自己好了，别人也以为鲁迅先生好了。

    准备冬天要庆祝鲁迅先生工作三十年。

    又过了三个月。

    1936年10月17日，鲁迅先生病又发了，又是气喘。

    17日，一夜未眠。

    18日，终日喘着。

    19日，夜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像他平日一样，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0:20 | 添加评论 | 固定链接 | 写入日志 | 兴趣
    9月7日

    The girl from yesterday

    she stayed at home and tried so hard to understand.
    how someone who had been so close could be so far away.
    and she became the girl from yesterday.
    21:56 | 添加评论 | 固定链接 | 写入日志 | 个人
    8月3日

    伟大的牛仔裤，了不起的Levi’s——世界上最帅、最畅销、最受欢迎的牛仔裤，及其发明者与制造商的故事

    张北海
     
    三十年前的一个秋天下午，台北市龙泉街九十二巷快到底的一幢日式小楼内的卧室里，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孩正慢慢地穿上五天前他朋友送他的生日礼物，一条四天之内洗了三次、试穿了两次、前面口袋上端两头打着铜钉、后面右方口袋边上露出一面小小红旗的靛蓝色长裤；现在第三次试穿时，深蓝色开始微微泛白，冷冰冰的粗布仍带点湿，还不够软，但他觉察出这条裤子已在按照他的腰、他的小肚子、他的屁股、他的裆、他的大腿的形状开始缩了，紧紧地裹着，紧紧地兜着，使这个天真无邪的初一学生经历着难以形容的兴奋和快感……
     
    自从那个秋天的下午之后，可以这么说，到今天我还没有脱下我的Levi’s牛仔裤。
     
    那个时期的台湾是一个很安静、没有任何乌烟瘴气的台湾；台北也是一个很安静、没有任何乌烟瘴气的台北。就算住在龙泉街，晚上不到十点即已能随着蝉声或墙外稻田中时起时落的蛙声入睡。这种宁静的环境是不容易出现任何奇装异服的。要有的话，也只限于那批极少数念台北美国学校的子弟中的极少数。因为在五十年代初期，即使在牛仔裤的发源地，美国本土，除了劳工，除了西部学校和几个大城市中少数鼓吹自由开放或进步教育的私立学校之外，家长和学校当局都一律禁止学生穿牛仔裤上学。可以想像当时的台北，无论是在日本统治影响仍然普遍存在的台湾人之中，还是带来了当时中国大陆传统风气的那些迁台的外省人之中，牛仔裤都不是生活着装的一部分，可以说，连见也没见过。台北没见过，北京、天津、上海也都没见过。
     
    然而这个西方文化干扰很少的沉静局面也就大约在这段期间，以非常戏剧化的方式，被二十六个青年男女给打破了。这就是台北最早的、不属于黑社会的少年帮会，并且因为他们二十六个人给自己取的外号而使中国一个古老名词不但有了新的意义，而且成了一个新的名词：“十三太保”和“十三太妹”。不错，那个时候的确有一批台湾流氓，可能是仿效美国水兵，曾以身穿蓝色紧腰喇叭裤（脚踏一双日式高木屐）为标志，但他们穿的宽脚管的水兵裤，布比较薄，而且没有铜钉，不是现在风靡全球二十年的正宗美国牛仔裤。而这二十六个人穿的是美国土产。至于这些原始的太保太妹们何以选择了牛仔裤，即使简单地来看，原因也不止一个。这个少年帮的哥儿们、姐儿们，都是外省籍至少中产家庭的子女，多半有点海外关系，也就是说，因为台北当地买不到而能有机会托亲戚朋友直接从美国得到牛仔裤（不太可能从香港，因为当时的香港，在保守的英国殖民统治下，学生全穿制服，甚而西装领带，也没见过牛仔裤。但香港毕竟是香港，不到二十年就成为世界牛仔裤一大制造中心）。另一方面，牛仔裤越穿越帅，越旧越舒服、越漂亮，而太保太妹们都爱打扮。此外，五十年代初期的台湾很像今日的大陆，外国货很少，有的话也很贵。穿一条美国制的牛仔裤就好比今天一个上海青年戴一副外国太阳眼镜一样，以拥有一件一般人没有的东西而自以为了不起。但更重要的是，别人也认为了不起。
     
    我一直觉得，如果当时的“十三太保”和“十三太妹”穿的不是牛仔裤的话，他们当时不会如此引人注意，他们的名声也不会如此响亮，牛仔裤更不会如此戏剧化地出现在台北市街头。在穿惯了又宽又松的衣服的中国人之中，又紧又窄的牛仔裤确实非常惹眼。我甚至觉得，当时官方和民间舆论之所以如此激烈，群起而攻之，与其说是为了这个少年帮本身，不如说是为了他们穿的是牛仔裤。帮会在中国古已有之，在台湾地区也一直有黑社会或半黑社会形式的帮会组织存在，但都没有享受到舆论给予十三太保和十三太妹的待遇，原因恐怕是在封建保守的当时台湾社会看来，穿一条性感的牛仔裤可比帮会还可怕，简直比不穿裤子还要可怕。这种分析的一个旁证是，后来台湾社会上的真假道学家正是因为他们认为牛仔裤是在破坏我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才将五十年代中期以来所有穿牛仔裤的人都一律称之为“太保太妹”，继续加以围打。这当中的逻辑是，太保太妹该打，主要因为他们穿的是牛仔裤，后来任何男女学生，即使不属于任何青少年帮会，但因穿的是牛仔裤而也会被扣上了“太保太妹”的帽子，所以也该打。这番道理可以用公式来表示，即，甲因为乙而该打，丙则因为乙而等于甲，因此也该打。由此即可证明牛仔裤如何刺痛了封建保守的五十年代台湾社会。但是多谢这二十六位先驱者，台北青年逐渐走上了“牛仔裤化”，而且还为台湾今日之繁荣、今日之工业化，立了投石问路之大功。
     
    当然，先是台北（比阿瑟的“热门音乐”还早好几年）、后来遍及全岛的青少年们染上了牛仔裤的恶习不能完全归功于这二十六位朋友。牛仔裤在台湾流行起来主要是受五十年代初期开始连日放映的美国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的西部牛仔片的影响。从中文的通称“牛仔裤”一词看来，即可证明西部牛仔片的影响。风靡西部片的青年学生们一个个地在那里干过瘾，把自行车当马骑，弹子房为西部酒吧，记分小姐为吧女，罗斯福路为西部大草原，自我陶醉地穷过瘾。但有一点可以过真瘾，那就是设法搞到一条美国牛仔、西部英雄穿的牛仔裤。有人需求就有人供应。西门町中华路一带的地摊和沿铁道两边的违章建筑，几乎一眨眼之间都摆出了，亮出了，挂出了不知怎么走私进口的真货和家庭工业制的仿造品。这还不算，另外还出现了专门给没有铜钉的牛仔裤打铜钉的附属企业。等到我一九六二年离台来美的时候，也差不多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前夕，就连当初曾（因我确知）投书《中央日报》高呼世风日下、痛骂我们这些不良少年穿着牛仔裤招摇过市的一位高中国文教师的小女儿，也都穿上了一条满是铜钉的牛仔裤。
     
    六十年代初期，牛仔裤在美国虽然相当普遍，但仍待真正起飞，还没有卷入学生运动，还没有被世界第一流时装设计家抄袭并以自己的名字为牌名推出价高而时髦的高级牛仔裤。
     
    从第一条Levi’s大约于一八五〇年代初期问世到我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的时候，牛仔裤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二次大战前七八十年，牛仔裤在美国一直是工人、农人，当然还有西部真正的牛仔，也就是说，劳动人民的工作服，但流行范围也只限于西部和西南部一带。东部的工人们始终不习惯穿这种一洗就缩水，就退色，而且硬邦邦的要穿好一阵才软下来的工作裤。其他人，如艺术家们，虽然早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即开始穿牛仔裤，但人数太少，只能算是例外的个别情况。二次大战期间，牛仔布属于战略物资，美国政府对买卖、价格都严加控制，只有支持前线的战略工厂的男女工人才能优先配给。战后，欧洲方面因美军驻守的关系，虽然远在四十年代末期，牛仔裤成为当地的德国、法国和英国青年追捧的对象（与西部片也不无关系），但流行程度因来源问题而非常有限。可是在五十年代的美国，牛仔裤却登上了社会舞台，而且成为正在发展的一个社会现象的主角。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因为牛仔裤对美国青年来说，不会使他们有像欧洲或台湾青年对“外国货”的那种羡慕之感，而且因来源不成问题，也不会使牛仔裤具有物以稀为贵的特点。这是和“可口可乐”一样地道的美国味儿的土产服装，而且自开发西部以来即已有之，一百多年来一直都是打工仔们穿的耐脏、耐穿、耐洗、耐磨、但不登大雅之堂的工人裤。那么何以在这段期间变成了几乎所有美国青年都想要穿上的一件制服？
     
    五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尤其是艾森豪威尔当总统的那段期间，与三十年代或六十年代相比，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社会，一个“企业社会”，一个不具人格的社会，一个个人好像都是循规蹈矩、没有个性的“灰衣人”（记得这部电影吗？片名影射那些身穿不冒犯任何人的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白领阶级守法良民）。电子计算器伸入到社会每个角落，氢弹问世，冷战继续，机器日益自动化等等，特别给年轻一辈的人一种无能为力之感。直到好莱坞无意之中为这些小孩提供了两个模范，暴露出这个平静局面之下隐藏并压抑着的一股无处发泄的暗流。一个是现已成为传奇人物、于一九五四和五五年先后主演《天伦梦觉》（East of Eden，港译《荡母痴儿》）、《养子不教谁之过》（Rebel Without a Cause，港译《阿飞正传》）的狄恩（James Dean）；另一个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好莱坞战后最伟大的演员。他于一九五五年主演了The Wild Ones（这部讲摩托车帮的片子在那时太保太妹横行街头的台湾禁演，因而在台湾没有中译名）。狄恩和马龙·白兰度在这几部片子中主演的令人同情的角色都与青年问题、“问题”青年、青年帮会有关。而这两个反抗家庭与社会的青年在电影里的打扮：上身一件T恤或皮夹克，下面一条Levi’s牌的牛仔裤。
     
    他们二人一夜之间成为美国青年崇拜的偶像。在灰衣人统治的企业社会中闷了这么多年的美国青年才发现，“啊!原来别人也有我这种感受!”于是受到崇拜的偶像，他们的打扮就成为青年们模仿的打扮了。狄恩于一九五五年第三部片子《巨人》（Giant）正待上演时飞车身亡，使他立刻成为当代传奇，更是火上加油。牛仔裤这时具有了制造商所无法想像、更不敢想像的象征意义，就是，借着穿牛仔裤来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一种个人态度，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反抗无论家长式还是社会式的权威，向纪律挑战。
     
    到了一九五七年，按照牛仔裤的创造者，也是今天全美、全世界最大的牛仔裤制造者，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Levi Strauss & Co，港译利惠公司）最保守的估计，那一年全美国各种牌子的牛仔裤的销售总数共达一亿五千万条。再按照美国那一年的人口总数来计算的话，除去吃奶的还包着尿布之外，几乎人人都可分到一条牛仔裤。
     
    而这只不过是个开始。牛仔裤成为六十年代嬉皮士、反战运动分子、左派分子（也许是看中了牛仔裤的无产阶级出身）不可缺少的行头。到了七十年代，就连保守刻板如会计师者也都可以穿牛仔裤上班了。牛仔裤被搞得渐渐失去了它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象征意义，变成了……唉!对一个从五十年代开始只穿那种“保证缩水、发皱、退色”（guaranteed to shrink，wrinkle and fade）的Levi’s牛仔裤，经历了太保时代、狄恩时代、嬉皮时代、反战时代、左派时代的我来说，简直欲哭无泪……牛仔裤变成了“时装”。谁能够料到，一种起初用来有意冒犯时装的款样最后本身变成了流行的时装。
     
    如果说美国在一九五七年，除了没断奶的婴儿不算之外，牛仔裤的销售总数可使人人分到一条的话，那二十年后的一九七七年，人人都可分到三条。在这一年，美国人一共买了五亿条以上的牛仔裤。不管时装趋势专家，市场分析家，社会学家，甚而哲学家如何解释，全美，半个世界的“牛仔裤化”是人类服装史的一个没有先例的事件。
     
    《纽约客》杂志的金融财政专栏作家约翰·布鲁克斯（John Brooks）一年多前写了一篇关于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文章。他说牛仔裤在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开始风行，刚好吻合了当时美国青年们对美国式生活逐渐形成的一个新观点。牛仔裤人人即知的坚牢耐磨是对一个以汽车工业为代表的人为商品废弃（每年换式样）社会的挑战。牛仔裤多年来与体力劳动的关联也正是对办公室的工作日益增加、工厂和农场上的体力劳动日益减少的社会趋势的一种评论。而且，牛仔裤的劳动阶级含义更批评了美国社会上那些一心一意向上流动的中产阶级的做作与虚荣。此外，牛仔裤自然，牛仔裤货真价实，不含任何人造纤维，男女都可以穿。是对虚伪、男女各有各的本分的观念的挑战。非但如此，牛仔裤有其与裤俱来的优点，越洗越穿越帅越合身越舒服，是牛仔裤将就各人独特的体形，而不是以人来将就一件衣服，如西装领带。天下没有任何裁缝能剪出比一条穿了一年的牛仔裤所自然形成的那样合身的衣服。而且，就像“普艺”画家安地·沃豪尔（Andy Warhol）所说的，“牛仔裤太方便了。”
     
    最近去世的加拿大哲学家马歇尔·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一九七三年对“牛仔裤现象”的看法是，身穿一种基本上是工人服装的意思是在强烈拒绝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抗议现代科技社会带来的个性流失。他的评论是“牛仔裤表示对既成体制的愤怒”。但后来，旧金山州立大学的阿瑟·伯格（Arthur Berger）教授的结论却是，“牛仔布（包括裙、衫、裤）在世界各地的兴起与所谓的‘美国梦’不无关系。只要有足够的意志力，再加上一点运气，任何人都可出头。牛仔布只是美国的另一个移民，一个在美国获得成功的移民。”换句话说，刚好与麦克鲁汉所说的相反，牛仔布（裤）代表美国传统的主流，根本不是什么反抗、挑战、愤怒……好，原来我们这批硬要把身穿牛仔裤作为一种个人声明的浪漫派全部上了美国资本家的当了。
     
    上当有点过分，至少就我来说，三十年前第一次穿上牛仔裤后感到舒适方便使我深深地爱上了它。现在就是有人天天向我做反宣传，说穿牛仔裤会得腰癌、裆癌或腿癌，我也不会抛弃我这位贴身朋友。我想世界上千千万万穿牛仔裤的人基本上也是为了穿起来舒服才穿的，确实扯不上什么抗议或挑战。牛仔裤制造商非常脚踏实地，不去为“牛仔裤化”找个理论根据。他们只知道，没有多久以前，每个人都要穿牛仔裤，现在还不断有增无减地继续买牛仔裤。他们的看法很实际，没有任何玄奥的理论，只是，我们的牛仔裤确实比其他种类的裤子好，那为什么不受欢迎？
     
    确实如此，也真的是这么简单。牛仔裤是美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其意义不亚于电子计算器、复印机、小儿麻痹预防针、摇滚乐。这是利瓦伊·斯特劳斯一八五三年在旧金山为那些一直抱怨裤子不耐牢的淘金矿工们用帐篷帆布设计出第一条“牛仔裤”时做梦也没想到的。
     
    旧金山仅仅在他抵达之前五年还只不过是墨西哥驻军的一个前哨站，保护他们的殖民地和前来感化印第安人的西班牙神父。但就好像日本成立“满洲国”时在东北没有找到石油一样，建立在掠夺的黄金白银之上的西班牙殖民帝国，以及其继承者墨西哥，在加利福尼亚也一直未能满足其当初之所以前来的目的。但最大的历史嘲讽是，就在一八四八年二月，墨西哥战败，签订了割让加利福尼亚给美国的条约的前几天，一个名叫马歇尔的工头在旧金山以北一百多英里的一个所在发现了黄金，掀起了淘金浪潮，改变了美国历史，也把旧金山，从一个只有墨西哥兵和西班牙神父的前哨站，不出几年工夫，改变成为一个暴发户，一个罪恶之城，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到利瓦伊·斯特劳斯于一八五三年从纽约先乘轮船去巴拿马，改乘马车越过地峡，再乘轮船，前后共用了三个多月时间才抵达旧金山的时候，这个淘金圣地的供应站已经发展到了有将近八万人、二十三个码头、十三家铁工厂、四个锯木场、五家剧院、九家弹子台工厂、一百十七家绸布庄、二十八家酿酒厂和三百九十九间酒吧。非常热闹，也非常危险。一八五三年才过了一半，记录在案的枪杀事件已达一千两百宗，没有记录的据说还有两千四。
     
    利瓦伊·斯特劳斯这时二十四岁。他六年前从德国移民到纽约，先替他做绸布生意的两个哥哥乔纳斯和刘易斯二人作推销。虽然这时他英文还很差，但为了生活，他背上了一百磅的布匹、衣服、针线，前往南部肯塔基州向那些种田的、砍木头的兜售一块钱、两块钱的“纽约货”。生意不好做，于是听到加州发现了黄金以及各种致富发财的传说之后，便决定出发，设法在这个边疆地带混出点名堂来。更何况他的姐姐范尼（Fanny）和姐夫戴维·斯特恩（David Stern）已于一八五一年定居旧金山，做起了生意，零售纽约兄弟批发来的绸布。
     
    他随身带来的货之中有好几匹用来做帐篷、马车篷用的帆布。但一到加州没有多久，他就听到无数的矿工们怪他为什么不多带裤子来卖，并抱怨他们现在穿的裤子，无论去挖金子、砍木头、赶马车，一下子就破了。利瓦伊·斯特劳斯于是就把没卖出去的帆布（这总够厚了吧!）找了个裁缝设计出一条腰身低、直裤腿、缩水之后紧紧包住臀部的帆布裤。（另一个传说是他本人设计的，自己缝的。公司早期的历史记录，因一九〇六年旧金山大地震和大火全都毁掉了。不管怎样，发明第一条牛仔裤的功劳就记在他头上了。）这种裤子的销路还不错，一直不断有人买。所以他在码头旁边开的店铺中，除了零售绸布针线和纽约运来的其他衣服之外，还缝制差不多一条一块美金的“利瓦伊式”的裤子。
     
    在这个可以说是黄金遍地、但其他什么货都缺的旧金山，钱是蛮好赚的。东部一分钱一包的针，这里可以卖到两毛五，五块钱一条的毛毯，这里开价四十。可是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还没建成，订货和运货可不容易。纽约两个哥哥批发的货只有靠轮船，绕过南美，花上几乎四个月的时间才能运到他们手中。而旧金山已经有了这么多商店，竞争太厉害，只要看见有货轮进港，市面上各种货物的价格可以立刻下降百分之二十五，因为没有人晓得船上会载来些什么货。只有最殷实的进口商和卖酒的敢不杀价，前者资本雄厚，后者因旧金山的威士忌永远不够需求而有恃无恐。利瓦伊·斯特劳斯还没有这个本钱。所以一有船到，由他姐夫把店里的货的价格一一标低的时候，他就前往码头船边去投标。光靠他纽约的哥哥们批发是不够的，能标到点什么就卖点什么，帽子也好，裤子也好，手帕也好，能赚一块是一块。而生意也就靠他这样慢慢做起来了。但最使他惊奇的是，一直不断有人买的倒是他店里做的帆布裤，而且矿工们和做其他轻重活儿的人一进门就指名要买他们所说的“利瓦伊式的裤子”（Levi’s Pants）。
     
    虽然还没到发财的地步，但几年之内，生意好得已经从一个小绸布店改名为“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了，而且改零售为批发纽约货，本来他们很可以取名为“斯特劳斯兄弟公司”，可是这个名称给另一家同姓但无亲属关系的几个兄弟先登记了。而利瓦伊他们虽然一共有五个合伙人，纽约的两个哥哥、他本人和他的两个姐夫斯特恩和威廉·沙林（William Sahlein），但大家公认利瓦伊最有生意头脑，加州的买卖是他经营出来的，所以尽管他最年轻，公司还是用他的名字。批发生意越做越大，已经用不着他们自己去跑了，手下雇的十个推销员尽可卖出纽约方面订来的任何物品。可是“利瓦伊式的裤子”仍只在本店出售。不过这时，裤子的料子从帆布改为靛蓝色的牛仔布。
     
    现在大家惯用的“牛仔布”一词是指英文的denim，可是如果你去查英汉字典，你就发现英文denim这个字没有相应的中文字，只有一种解释。《新英汉词典》说它是“斜纹粗棉布”。梁实秋的词典说它是一种“厚而粗之斜纹棉布”，虽然多年来无论港台报纸，还是我们日常谈话时都早已使用“牛仔布”或“牛仔裤”了。英文denim这个字源自法文的“Sergede Nimes”，意思是指法国尼姆这个地方以棉线织纺的那种斜纹布，英语化了之后变成为denim，单数指布料，复数指用这种布做的裤子。这个英文字早在十七世纪即已列入牛津英语字典。现在英文对“牛仔裤”的另一种称呼，jeans（或blue jeans），也是从外国字演变来的，历史比前面那个字还要悠久。其来源为“Genoese”，指意大利热那亚地区生产的斜纹布。据说哥伦布的船上的帆就是热那亚纺织的这种斜纹（帆）布做的。不管怎样，讲英语的人几世纪以来错误的发音，将它念成今天的 jeans。惟一与前者不同的是这个英文字只限于指“牛仔裤”，不像前者在单数时可用来指“牛仔布”。利瓦伊·斯特劳斯选用的也正是这种原来生产在法国尼姆和意大利热那亚、后来美国也纺织的斜纹布，只不过他首先选用以靛青颜料将线染成深蓝色的那种斜纹布。中文对这种布或这种裤子的通称，则刚好与英文相反，本末倒置，英文称“牛仔裤”为denims是因为布料的关系，而中文的惯称，则因五十年代初先将这种裤子，因西部牛仔片的关系而称其为“牛仔裤”，然后才将做这种裤子使用的那种布料称为“牛仔布”。不管这种译法或说法是多正确，至少比今天字典里的“斜纹粗棉布”或“一种厚而粗之斜纹棉布”用起来方便多了，又上口，而且使人一听便清清楚楚地知道是指哪一种布料或哪一种裤子。（想想看，你什么时候听人说，“我要去买一条斜纹粗棉布裤”？）遗憾的是，海峡西东都没有人像当年创造现已成为中文一部分，如“阴丹士林”（indantherene）、“卡其”（khaki）或“尼龙”（nylon）这些字的无名英雄的胆识，不敢或没想到仿照从前办法，将英文的denim以译音法来把中文称呼确定为，比如说，“德宁”（或“德尼姆”），甚而编字典的人也不重视民间用语，在“牛仔布”和“牛仔裤”早于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即已在中文报刊文章上出现，至今仍不承认，也不接受这个一般人民为了方便精确起见而使用了二十多年的称呼。
     
    一八七三年，利瓦伊式牛仔裤演变史上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其影响一直流传至今，而且遍及全球。
     
    杰可布·戴维斯（Jacob Davis）是个职业为裁缝师的俄国移民。自一八五四年来美之后，混了十几年，多次投机冒险都一无成就。最后终于死了心，一家人于一八六八年定居加州和内华达州交界的里诺，仍旧回到本行，拿起了针线。他在旧金山信誉良好的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开了个账户，定期购买他们供应的帆布、牛仔布和其他布匹，然后亲手缝制马毯、帐篷、马车篷和衣服，勉强够个温饱。按照负责公司历史资料的埃德·克莱（Ed Cray）的说法，在一八七〇年十二月间，有个女人跑到他店里来为她生病在家的丈夫定做一条裤子。她丈夫是个伐木工人，个子奇大无比，外面不容易买到他穿的尺寸，而且就是买到了，因为一天到晚劳动的关系，没几天，不是缝口开了就是口袋裂了。戴维斯按照当时惯例先收了钱，当夜就找出了旧金山批发商赊给他的帆布，便动手裁，开始缝。多年后他回忆说，等裤子做好之后，他看见地上有一些他做马毯时用的铜铆钉，于是灵机一动，顺手捡起来，用这些铜钉将前后口袋钉在裤子上，心想，如果铜钉能把马毯、帐篷连在一起，那不管这个女人的丈夫如何劳动，接缝也不会裂开了。（另一种传说是他为一个矿工设计的。）这个女人取去了裤子之后，他也就忘了这回事。可是下一个月，即一八七一年一月，有人主动找上门来指明也要定做一条有铜钉的那种裤子。这个月他前后做了十条。三月，他又做了十二条。虽然裤子没有固定的式样，但全都用铜钉将前后口袋钉在裤子上。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二年，他一共做了两百多条口袋上有铜钉的裤子。这时，我们这位潦倒了半辈子的穷裁缝才感到有点名堂了。但他也知道，他做的裤子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因为有了铜钉，如果不申请一个专利，谁都可以这么做。可是他以前曾有过两种有关机器的专利，非但一毛钱没赚到，反而贴了本钱。所以现在他老婆一听他又要申请专利，就坚决反对，死也不肯，何况他们现在就算有生意，也还筹不出六十八块钱的专利费。他发现只有找一个可靠的人合伙，而他惟一相信的是旧金山那家批发给他帆布和牛仔布、自己也做工人裤的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
     
    一八七二年七月二日，他给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写了封“敬启者”的信，先结了账，又补充说他现寄上两条他做的裤子，接着，戴维斯说：
     
    这些裤子的秘密是我在口袋上加的铜钉，现在需求是如此之大，我简直应付不了。帆布裤我每条卖三块钱，蓝布裤每条两块五。我这边的邻居对我已经开始眼红了，除非我取得专利证书，否则每个人都可以做，那也就没钱好赚了。
     
    因此，各位先生，我愿提出一个建议，请你们以我的名义，因为我是发明者，申请专利。费用大约是六十八元。这样的话，我分给你们一半权利……你们的投资与服装上的改进相比的话微不足道……而且这些铜钉看起来不值一提，但我知道你们可以赚一大笔钱。如果你们按照我的法子做裤子，像我寄来的样品那样，你们每打可以卖三十元，零售每条三元，很容易脱手。
     
    利瓦伊·斯特劳斯立刻就看出是笔好生意。想想看，他做的工人裤每打才十元，而这个小裁缝只不过加了几毛钱的铜钉，就可以每打卖到三十块钱。他于是马上开始办手续，但第一次的申请被政府否决，理由是南北战争期间已经为同样目的在士兵的皮靴上使用铜钉了。于是他们又花了十个月的时间，三项修正案才使铜钉的用途缩小到仅限于“将口袋钉牢以便不会因双手放进口袋的经常压力而使接线断裂”，并于一八七三年五月二十日获得专利，由戴维斯和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共同享有。然后，根据双方议好的协议，戴维斯关了他的裁缝店，迁移到旧金山，当上了公司生产工人裤部门的工头。
     
    可是生产方式还只能按照戴维斯惟一熟悉的办法，将裁好的牛仔布每天一早送到缝纫女工的家里，晚上收成衣，也就是说，由一个戴维斯变成一百个戴维斯，每人从头缝到尾，直到一条工人裤全部完成为止。这样搞了不到一个月，公司方面就发现供不应求。利瓦伊·斯特劳斯很可以将式样给他纽约的哥哥，请他们在纽约生产。纽约那时因欧洲经济恐慌的关系充满了贫困的移民，集中在曼哈顿下城东边一带，周薪六块钱就可雇上一大批，而旧金山的熟练女工，一天就可赚到三块钱。但考虑到尽管生产上省了钱也要报销在运费上，所以也只好将家庭方式巩固成为一个小型车衣厂。上百个意大利和爱尔兰女工集中在一个大厂房，但还是像在家里工作一样，从头缝到尾，包括钉纽扣、打纽孔、钉铜钉。
     
    就这样，到了获得专利的一八七三年底，他们卖了两万多条利瓦伊式铜钉裤。矿工、伐木工、赶马车的、种田的，所有干重活儿的都中意这种坚牢耐磨的铜钉裤。现在西部牧场上的牛仔们也爱上了它。而且一买就是两条，一条骑马牧牛时穿，一条不工作的时候穿，变成了一天到晚都穿。而且是矿工牛仔们首先发现穿利瓦伊式铜钉裤的秘诀。一买来就穿，穿上后往河里、往水池里一跳，让裤子贴着身子慢慢地干，结果裤子合身得好像第二层皮一样。这种铜钉裤的销路是如此之好，当然有人眼红。最早的两个，其中一人是中国裁缝，在那年九月间就开始仿制类似的铜钉裤。但在专利权的保护下，公司两场官司都打赢了。于是，利瓦伊·斯特劳斯和戴维斯二人便安安稳稳地发展他们的铜钉裤。首先统一确定了低腰紧身直腿管的式样。另外为了配合铜钉的颜色，他们选用了一种橘红色的线来缝，又为了使他们的牛仔裤与众不同，更在两个屁股口袋上缝了两个曲线型的“V”字。接着又在后腰右部缝上一个皮标签，就是印有两个马夫在赶两匹马，一左一右地拉一条利瓦伊式牛仔裤，以表示其坚牢（确曾这样试过，而且前几年有人用两部汽车来拉，也没有拉破）。而且为了保证他们的牛仔裤的深蓝颜色统一，他们只从一家纺织厂买布料。因为牛仔布在纺织的时候固然都用靛青颜料染色，但一家工厂出品的蓝色与另一家不同。
     
    牛仔裤的坚牢特性主要来自其布料。牛仔布，即字典上说的“斜纹粗棉布”，是用比较长的纤维的棉花纺织成的棉线织成的。经线由靛青颜料（indigo）染色，纺得比较紧；纬线本色，比较松。然后由织机上的梭将纬线先上一线下二线、再下一上二穿过经线，如此这般纺织下去，使更多的蓝色经线暴露在正面，更多的本色纬线露在反面，因而正面深蓝，反面浅蓝。牛仔布的强度来自靛青经线搓的紧度，以及每平方英寸经纬线交叉的密度。这种强度又由每平方码的重量来表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所能纺织的最强的是每平方码（约08平方米）九英两半（约269克）的牛仔布。后来因织机有了改进才出现了十英两（约283克）、十三英两半（约383克）、十四英两半（约411克）的牛仔布。因此，越重就越强，越强就越牢、越耐磨。利瓦伊·斯特劳斯牛仔裤的声誉就建立在他们使用的是当时最重的牛仔布，制成时，将其称为“五〇一双X蓝色牛仔布齐腰工作裤”（501 Double X blue denim waist overall）。五〇一是布匹存放的批号（每一个批号代表一种布料、式样和颜色），双X代表特牢的牛仔布，而“齐腰工作裤”则是当时人们对牛仔裤的通称。公司方面则一直把创始人设计出来的第一种牛仔裤称为“五〇一”，以别于公司后来生产的其他各种式样的牛仔裤。这种在一八七〇年代固定下来的低腰身、兜屁股、铜钉、铜扣、皮标签、直脚管、“保证缩水、起皱、退色”的“五〇一双X蓝色牛仔布齐腰工作裤”的基本式样一直保留到今天。二十世纪惟一重要增添是后面右方口袋边上一面绣有白色Levi’s的小红旗。
     
    伯格教授所说的“牛仔布……的兴起与所谓之‘美国梦’不无关系。只要有足够的意志力，再加上一点运气，任何人都可以出头。牛仔布只是美国的另一个移民，一个获得成功的移民……”这几句话不但可以适用于牛仔布，而且更恰当地形容牛仔裤的创始人，利瓦伊·斯特劳斯，从一个十七岁、不名分文、英语也差，又是个犹太人的移民，于一八四七年乘船抵达纽约后，凭他的意志，再加上一点运气（而且有两个做批发的哥哥也并非坏事），只不过二十几年的工夫，变成为旧金山的一个大企业家，当地社会上的一号人物。他是“美国梦”成功的一个典型例子。
     
    但作为一个第一代犹太移民，其处境和机运可要比当时加州另一个庞大移民集团，中国人，要好多了。淘金时代接近尾声，东西横贯铁路也已通车。上万个因此失业的中国“猪仔”移民劳工聚集在旧金山，洗衣烧饭，做一些白人因工资过低而不屑于接受的苦工。只要白人有工作，中国人肯安分守己地忍受次等公民身份，大家还可相安无事。但一八七〇年代中期的经济恐慌，使富如加州这个新乐园都有好几万名工人失业，和平共存的局面于是受到了威胁。起先，在工人党的领导下，工人们的抗议集中在享有无限特权的大资本家身上，但种族偏见使这批失业工人将一切愤怒转向比他们更不幸、更悲惨的另一受害者，中国城的居民。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本来是为了声援东部铁路工人罢工而举行的劳工大会一下子失去控制，爆发成为一股没有理性的恶流，冲向唐人街，连着三天三夜在烧、杀、抢。
     
    利瓦伊·斯特劳斯看在眼里，惊在心里。他知道，尽管他还不是一个棉花大王、煤油大王、铁路大王那类的大财阀，但仍然是个资本家。他了解到工人们抢劫中国城的那种愤怒很容易就会针对他这种人和他的公司制造的工人裤。而他生产的工人裤的售卖对象正是这些进行暴动的失业工人。所以从生意，也就是从利益观点来看，要保住他的市场，他的公司就必须继续实行“只雇白人”的政策，否则难以平息这些失业工人的怒气。
     
    经过这次暴动，他在报上注销广告，向购买工人裤的劳工保证他们生产的铜钉裤“是在他们的工厂里，由他们监督之下，只由白人劳工制造的……因此不会染上在过度拥挤的屋子里通常会传染到的疾病。”这个暗语很明显，就是说，白工人做的裤子白工人穿。我们没有雇用任何中国劳工，你们失业不是因为我们雇了中国人而占据了你们的就业机会，请你们不要将你们对中国人的敌意迁怒于我们或我们生产的裤子。因此，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早年创业过程中，从来没有雇过中国人，只有一次例外，就是公司曾用过一个中国人做裁布工，而这也只是因为工作太沉重，即使付较好的工资也找不到白人来干这份苦活儿。
     
    一八七〇年代，利瓦伊·斯特劳斯的生意和地位都非常稳固。虽然这时他才四十多岁，但因他到中年还没结婚，财产继承便成为这个家族的一个中心问题。这里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是他们家族最早定居加州的戴维·斯特恩的太太，即利瓦伊的姐姐范尼·斯特劳斯。那个时期的犹太人还不能想像外娶或外嫁，但即便是旧金山的犹太人圈子里，也有不少可以做利瓦伊·斯特劳斯夫人的适当人选，而且也确实有些门当户对或想要高攀的母亲们设法将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他。可是没有多久，一个个都打消了联亲的念头，因为这当中首先要应付的是范尼。
     
    光杆利瓦伊一直和他姐姐一家九口人同住。利瓦伊一年不结婚，范尼的决心就加强一点。先只是她本人心里有数，然后慢慢开始暗示，最后公开讨论，那就是，范尼要她的儿子们继承利瓦伊的产业。她也很有道理，公司的五个兄弟姐妹合伙人之中，大姐的儿子要自己开业，纽约的哥哥乔纳斯没有小孩，刘易斯的儿子是个花花公子，那还有谁比她那四个一直忠心耿耿跟着舅舅办事的儿子更有资格接管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除非利瓦伊讨了个老婆，自己生了儿子。于是范尼在家将利瓦伊的饮食起居照顾得好好的，然后为他安排“合适的”女人，包括有夫之妇，使利瓦伊生理上的需要也得到满足，但不会扯到婚姻头上。利瓦伊本人也不抱怨，于是就这样打了一辈子光棍。
     
    一八七四年一月，范尼的丈夫斯特恩去世。没有多久，五十一岁的寡妇范尼便于那年年底嫁给了一个“自己人”，鳏居了七年的大姐夫，五十七岁的威廉·沙林。
     
    好，范尼的儿子们不但继承了他们生父的产业，而且现在还可分享公司另一合伙人——他们的继父的股份。这还不算，后来范尼的大儿子，杰可布·斯特恩，又娶了他表妹（沙林的女儿），但因他母亲现在是他表妹的继母，所以又等于娶了他的“继妹”。这两桩婚事真使斯特劳斯、斯特恩和沙林三家人亲上加亲又加亲。
     
    但就公司合伙人来说，等到一八八一年，刘易斯和沙林先后去世，乔纳斯退休，三年后范尼也去世，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第一代原始合伙关系就自然地解散了。新的合伙人就变成五十一岁的利瓦伊和斯特恩兄弟们。这时，公司改为有限公司，由利瓦伊本人拥有百分之五十四的股权，剩余股份由范尼的儿女共同分享。
     
    利瓦伊·斯特劳斯虽然还是每天去办公，巡视一下工厂，或接洽生意，但他的主要工作和责任已经不是管理他本公司的日常业务了。他现在是旧金山的大企业家，关心的不仅是他本公司的利益，还有旧金山、加州，以至于整个西部的利益。这当中的关系是直接的。
     
    就以运费来说，自东西横贯铁路于一八六九年建成之后，因该铁路完全控制在东部大财阀的手中，便有意打击西部这些后起之秀。因此，从东部到西部的铁路货运价格要比从西往东便宜得多。这种歧视性办法的目的就是要使西部产品无法在东部市场上有利竞争。利瓦伊曾与本地其他财阀设法共同冲破这种垄断。他们组织了一个铁路公司，另建铁路，可是才只铺了三百多英里的铁轨之后，其中一个大股东（加州甜菜大王），根据他的致富经验，发现共同垄断要比自由竞争更有利可图。举例来说，从圣路易到洛杉矶有两家公司的铁路通行。在一八八〇年代，为了抢生意，单程车票从一百二十五块美金跌到一块钱。于是这位大股东便未经其他股东的同意而私自将铁路公司出卖，与东部的合并，使整个原始计划破产。除此以外，利瓦伊·斯特劳斯还在一八七〇年代末期发起并创设了旧金山贸易理事会。这个组织的工作，除了发展加州贸易之外（一八七八年巴黎博览会上举办的加州产品展览），其主要目的即大力鼓吹在中美洲修建一条运河，但也因东部铁路财阀的一再阻拦而使他未能在他有生之年见其完成。
     
    他晚年的时间和精神日益致力于本市和加州的财政金融事务和各种慈善工作上，如担任各大银行和企业的董事，捐赠柏克莱加州大学二十八个常设奖学金。公司的业务就由跟随了他多年的两个外甥杰可布·斯特恩和西格蒙·斯特恩（Jacob Stern，Sigmund Stern）负责，并在七十三岁的利瓦伊·斯特劳斯于一九〇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去世之后正式接管。公司的领导于是进入了第二代。可是这第二代缺乏上一代的创业精神，再加上是在继承一个已有五十年历史和传统的企业，他们也只能萧规曹随，谨慎地保住产业而已。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在二十世纪头十几年是平稳度过的。一九〇六年的旧金山大地震和大火毁掉了全城几乎一半的建筑，包括他们公司的“房店铺货仓”。他们不但度过而且从废墟中重新建立起他们的企业。而且从这场大灾难还可看出公司善待自己员工的家长式传统。大地震后停工重建期间，所有职工的薪金工资一律照发。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确非寻常之举。
     
    这个期间的公司虽然是由杰可布和西格蒙兄弟二人负责，但实际上一个主要管事的是二十来岁的赛蒙·戴维斯（Simon Davis），发明铜钉裤那个老裁缝的儿子。赛蒙在他父亲于大地震后退休时接管了全部生产工作。他的最大贡献是为公司推出一种新货色。他发现市面上没有适当的便装给那些好动的小孩穿，便设计了一种用牛仔布做的连身、有背带、前面有铜扣的童装，有点类似机械工人们穿的工装裤。于是公司不但有了新货色，而且是第一种销往全国的货色。赛蒙自然也就日益受到重视。有点空头的第二代领导既然没有利瓦伊·斯特劳斯的魄力和胆识，就只能借重年轻的赛蒙了，何况他不但自己有创新，更是立有战功的公司元老的后代。然而赛蒙不像他父亲，做了多少年的裁缝才当上工头厂长的，这小子一下子就当上了厂长。自负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他虽然年轻但仍是个老派，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概念。退回来有缺憾的牛仔裤，或剪坏的牛仔布，他全当废品卖掉，而且（也许因为他好赌）全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公司里其他人的建议，如当时的小工、后来做了公司副总裁的米尔顿·格伦邦（Milton Grunbaum）就一再指出童装的剪裁不能比照成人服装，小孩在不同成长发育阶段的体形差别很大。另外，一定要研究为什么信誉建在坚牢耐磨之上的五〇一双X牛仔裤会有退货，以及生产上的浪费等等，全部给赛蒙打了回去，认为是在干涉他的职权。斯特恩兄弟既然只是名义上负责，听了格伦邦的建议之后也只有点头同情叹息的份儿。结果，几年搞下来，尽管第一次大战期间全国商业大为景气了一阵，但利伊瓦·斯特劳斯公司因其主要产品过于地方性而没有捞到任何便宜。童装销路平平。牛仔裤仍然只有工农牛仔们买。批发东部货物的贸易额也只是每年两百万美元而已，但这还是高出了他们在旧金山生产的所有服装的贸易额两倍。到了一九一八年，公司几年来最好的一年，全年的净利还不到五万美元。存在了六十多年的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似乎到了强弩之末，斯特恩兄弟也没有精神余力去做任何改革了。更使他们忧虑的是，他们几个兄弟都没有够大的儿子来接管，而每年的收益又不足以聘请一位能干的总经理。斯特恩兄弟只是为了家族的自尊才没有将公司解散。要不然就因为西格蒙看中了他的女婿，沃尔特·哈斯（Walter Haas）。
     
    沃尔特·哈斯本来可以平平稳稳地为自己家里的公司做事。他父亲也是德国犹太移民，而且是洛杉矶的一位早期拓荒者，一直做食品杂货批发，相当成功。沃尔特于一九一〇年从柏克莱加州大学毕业后也曾在他父亲叔伯合组的哈斯兄弟公司中任过出纳。一次大战期间从军，担任中尉副官。退伍后，他也可像他岳父一样，先协助自己父亲和叔伯，再等他们年老退休后将家庭企业由他的堂兄和他接过来。但沃尔特·哈斯与斯特恩兄弟稍有不同。首先，他受过高等教育，想要自己有一番作为；其次，对这个有抱负的年轻人来说，享有继承的财富无以证明他的才干。于是当他在纽约一家银行混了一阵，他岳父找他商量，请他考虑过来整顿要死不活的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时候，他想到哈斯公司有他堂兄负责，年龄差不多，他要去干的话要坐很长一阵的第二把交椅。再考虑到食品杂货是属于会腐坏的商品，批发范围，即使现在有了一批卡车运送，也只限于数百英里而已，可是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批发市场则遍及太平洋沿岸各州，甚而伸及内陆好几个州，前景比哈斯公司好多了。再加上他老丈人说，如果试了两年而公司仍无起色，就将它解散。这对沃尔特是个诱人的挑战。何况，他等于是以继承人的身份加入，岳父已经六十多了，只要他自信能将这历史悠久但有点穷途末路的公司起死回生，前途无可限量。当然，他太太的劝说对他也不无影响。
     
    沃尔特·哈斯于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加入了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年纪才满三十。他对制造牛仔裤、批发绸布没有什么认识，更没有什么经验，但他有现代化头脑和知识。静静地观察了几个月之后，第一项改革就是根据他所学的专长和纽约银行取得的经验采用新的会计方法，使用计算器和现代化记账簿。这立刻引起了多年来只会用笔加减、登记起码账目的职员的反感。直到年底，因为这个新的记账法使公司的账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在年底结算完毕，而无须在大年初一还要加班结账才获得手下的尊重。但头一年的贸易成绩平平，营业额三百万美元，再考虑到投入的资本，收益仅为百分之六。第二年更惨。首先是棉花价格暴跌。另外因为加州当时比较进步的最低工资法律规定女工每周四十八小时的工资不得少于十六元（即每小时最低三毛三），而美国南部各州制造商因没有这种法律约束，每小时只付一毛到一毛五的工钱，使他们加上运费还可以在西部与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产品进行有利的竞争。这一切迫使沃尔特·哈斯将牛仔裤的批发价格从每打三十五元降到二十三块五，比当年老裁缝戴维斯的定价还要便宜。结果，第二年的净收益比上一年还要低。两年试验期满，成绩距理想差得远。可是沃尔特·哈斯此时对牛仔裤的制造与批发有了兴趣，而且此时跳槽，等于宣布公司的死亡。他本人其实不必背这个担子，他父亲遗留给他的产业已足可使他挂上百万富翁的名了。不管是为了自尊还是因为不愿向挑战低头，他决定不解散公司，继续干下去。这大概是公司史上最重要的一项决定。
     
    于是他以公司第一副总裁的身份从商业最基本的工作开始整顿，一步步收集每件成品在生产过程各个阶段的费用的数字。这不简单，公司还从来没有人这样分析过，何况这种调查研究无可避免地使沃尔特和工厂经理赛蒙针锋相对起来。负责整个生产工作的赛蒙，按照他父亲定下来的传统办法生产，也没有任何成本会计的概念，确实不知道每件成品，牛仔裤、童装、牛仔布衬衫的生产费用为何，因而无从根据成本来为产品估计价格，更说不出任何理由来证明所定的价格是有合理根据的。任何人的询问和调查，他都一律视之为侵犯他的职权，任何讨论，他都以“我们的情况很好”来对付。沃尔特于是只好私下慢慢收集数据和数字。反复核算的结果使他大吃一惊，经销全国的童装成本，加上间接费用和开支，与所定的批发价格几乎相等，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利润。
     
    一个是老板斯特恩多年的亲信、公司元老之子，本人对公司也有贡献，又是工厂经理，一个是老板的女婿，设法以现代商业管理方法来整顿业务，又是第一副总裁。抛开亲属关系和友谊渊源不谈，这场斗争所反映的是个典型的老派与新派、传统与现代之争。公司这十几年来之所以日趋没落也正是因为，当美国早已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作业方法和思想状态仍停留在十九世纪。然而沃尔特孤掌难鸣，知道必须要有一个他信任而且也信任他的人来助他一臂之力。他心中已有人选，就是他远房的表弟，又是他妹妹的丈夫，当时正在纽约一家银行慢慢往上爬的丹尼尔·科史兰德（Daniel Koshland）。他这个妹夫的背景和他几乎一样，只是更有钱而已。家里也是德国犹太移民，做羊毛批发生意发的大财，旧金山的一大望族。丹尼尔比沃尔特小三岁，也是柏克莱加州大学毕业，主修商业，也当过军官。
     
    丹尼尔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调查分析核算之后证实了沃尔特的估计，一点不错，他们生产的童装，每卖一打，倒赔一块钱。公司每年还有少许收益完全是靠牛仔裤百分之十五的利润来抵消并掩盖这方面的亏损。赛蒙·戴维斯只有辞职，而由那个多年来一直不断提建议（但从未被采纳）的年轻工人格伦邦接任工厂经理。
     
    在沃尔特·哈斯和丹尼尔·科史兰德的整顿下，公司渐渐有了起色。就以制造牛仔裤来说，格伦邦多少年的想法和建议现在终于有了被采纳的机会。他先根据他参观福特汽车工厂时看到的流水作业法，将他工厂中一人一裤的工作方法也改为流水线作业，成为第一家现代化服装制造公司。接着，他着手研究为什么以坚牢出名的“五〇一”牛仔裤的接缝会开口，虽然他们现在使用最贵的上好麻线来缝牛仔裤。经过他一次又一次试验后发现，尽管麻线比棉线强上三倍，但只要一湿就腐烂，甚而在人们洗了牛仔裤、挂在太阳下晒干的时候，因亚麻的性质，接缝的麻线就在慢慢地腐烂，而棉线则反而不会。他于是以缝皮鞋的最细棉线来代替。自赛蒙于一九二二年离职之后，三年工夫，公司的贸易额增至四百四十万美元，而且，仅占贸易量十分之一的利瓦伊式牛仔裤共赚了净利总额的三分之一。
     
    就这样，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领导于一九二〇年代中期进入第三代，虽然沃尔特·哈斯是在西格蒙·斯特恩于一九二八年去世后（杰可布死于一九二七年）才名义上正式接管。就这样，利瓦伊·特斯劳斯公司的哈斯家族时代开始了。
     
    但就像月有阴晴圆缺一样，公司才上了轨道，连续几年赚钱，便碰上了一九二九年全美经济大恐慌。全国劳工的四分之一，即一千两百万人失业，加州一地就有三十多万，而其中受打击最深的是牛仔裤的主要顾客，农人、矿工、一般劳工和牛仔。沃尔特再杀价也没有人买得起，结果货仓里，甚至于厕所里，堆放着十二万条卖不出去的牛仔裤。从商业观点来看，连续赔了三年的钱，几达五十万美元，前景又一片暗淡，公司更应该倒闭了。但沃尔特和丹尼尔没有将公司解散，而且还不得不继续生产。这是和一个家长式的大公司有关。美国当时没有一套国家福利制度，裁一个人，就多一个人饿肚子（胡佛总统和他的财政经济顾问把任何社会福利方案都当做是洪水猛兽、社会主义）。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像不少其他公司一样，只有自己为工作多年的员工想办法。全体上下一律减薪，每星期开工三天，不生产的时候整修厂房，油漆店面，只是不裁减任何职工，咬紧牙关靠自己的力量来将公司撑下去，然后希望全国经济复元。而全国经济，自罗斯福总统于一九三三年上台后，确实有点好转。虽然大恐慌直到二次大战爆发才算真正结束，但至少公司员工恢复了全时作业，加薪百分之五十，而且仓库里十二万条存放了好几年的牛仔裤现在又有人买了。
     
    买虽然是有人买，但也有人抵制。多少年来一直受大资本家打击的工会，因最近政府通过了保证工人有权组织和加入工会的法律，现可合法地公开宣传、公开活动。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一直不允许其员工加入任何工人组织，可是现在旧金山的成衣工会决定，任何工人都必须抵制非工会工人及其公司制造的任何衣服，并发动罢工。牛仔裤（工人裤）如果受到其主要顾客的抵制，那就别做生意了。沃尔特调查结果，发现他厂里的工人大部分都愿意加入，事情就这样没有经过罢工而决定了。
     
    也正是在这个动荡的三十年代，利瓦伊式牛仔裤才第一次突破了西部的工农牛仔市场，变成全国人所尽知（却不一定穿）的服装。首先是市场情况改变的压力，美国两家最大的邮购公司（Sears，Roebuck和Montgomery Ward）开始在全国各地设立自己的零售百货公司，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各种服装。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这类货的批发大受影响，到一九三九年，只有五〇一牛仔裤赚钱，其他所有批发的货物全部赔钱，于是公司不得不集中力量生产推销它的王牌利瓦伊式牛仔裤。在格伦邦的策划下，除了当年定下来的那种合身的款式，以及使用现有的最佳质地、最重的牛仔布这两样绝不能改动之外，将利瓦伊式五〇一双X牛仔裤所涉及的三十五道生产工序都一一改进。为了应付来自各方的抱怨，他们把牛仔裤后面口袋上的铜钉掩盖起来，免得学生划坏教室的椅子，牛仔划坏马鞍，工人划坏汽车工厂里的车身。后来因为缝机的改进，口袋缝线牢得可以比得上铜钉而把铜钉去掉，只是为了纪念和美观才保留前面六个铜钉。但有一个地方的铜钉却是因大老板的一次亲身经验才除去的，就是“那儿”那个，裤裆尽头，谁也不好意思用手去指的那个铜钉。沃尔特有一次和朋友去钓鱼露营时，因为蹲得离营火太近，时间较久，而把那个铜钉烤烫了。虽然早有牛仔们因成天骑马的关系一直在抱怨那个铜钉，但公司和非牛仔们都一笑置之。沃尔特一打听，发现确实有人认为那个铜钉不很适合，也没必要。于是，他召集会议讨论，结果全体表决通过后才决定去掉“那儿”那个铜钉。
     
    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所在，洛杉矶的好莱坞，为利瓦伊式牛仔裤做了免费宣传，将它介绍给全国各地，至少是有电影院的地方。电影是大恐慌时期美国最平民化的一种娱乐，一张票可看两场不同的片子。二流西部片，那种善恶分明的牛仔片，就成为放映首轮电影时的附带片子。如果电影中的正角好人穿白色，反角坏人穿黑色，那没有关系，因为其他所有牛仔几乎一律都穿利瓦伊式五〇一双X牛仔裤，使西部和西南部以外的美国才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紧身性感、坚牢耐磨的牛仔裤。但这也只是银幕上的接触而已，东部市场是靠另一个与牛仔有关的发展才稍微敲开了大门。大恐慌使西部大部分牧牛场破产（牛肉价格跌了百分之五十）。场主们为了生活而将牧场改为dude ranch，指那些为东部大城市度假有钱的子弟们经历一下浪漫的西部牛仔生活而开设的“少爷牧场”。好，既然是阔少千金，过一下即使是原野生活也得有个合适的打扮。场主们在比如纽约的报纸和时装杂志上于是就介绍大家穿一条利瓦伊式五〇一双X牛仔裤。也大约是这个期间，珍珠港事件前夕，柏克莱加州大学的学生们开始流行穿牛仔裤，而且一定要穿“保证缩水、起皱、退色”的利瓦伊式五〇一双X牛仔裤，而且为了表示了不起，高年生甚至禁止刚入学的大一学生穿这种牛仔裤。于是，
    出身卑贱的牛仔裤不但套上了阔少千金的玉体，更以另一种身价进入了最高学府。
     
    现在回头看牛仔裤到二次大战前的演变，从西部牛仔片到“少爷牧场”，到西部各大学的校园，这一连串不约而同的发展都是在使一条实用的、地道的工作裤一点一滴地染上了一种浪漫的、像西部大草原的风一样自由的、与悠闲娱乐有关的、富有青春活力的象征色彩。不错，影响范围仍然相当有限，而且自美国全面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刚刚稍微跳越了传统的工农牛仔圈子不久、在小批年轻人之中出了小小一次风头的牛仔裤，便又回到了它原来的身份和地位，供劳工们穿的坚牢耐磨的工作裤。
    二次大战对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公司来说，沃尔特·哈斯的两个儿子，小沃尔特·哈斯（Walter Haas，Jr，小名华利［Wally］。以下将用小名称呼他，以区别于其父）和彼得·哈斯（Peter Haas）先后于四十年代大战期间加入他们家族企业工作。他们兄弟二人都是先后毕业于柏克莱加州大学，又先后获得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但进入公司之后，仍照“老规矩”，从“学徒”干起。当然，大老板的两个加大—哈佛知识分子少爷做学徒，可不是在学一门混饭吃的手艺，而是第三代掌门在培养第四代接班人。华利在大战期间应召入伍，差一点派去负责烤面包。幸好一个上司认出了批发世家的哈斯的大名，派去做陆军福利社（PX）的行政业务工作，才与本行扯上点关系，并使他利用这个机会学到如何向世界各地批发。彼得则因视力不佳而免役。但兄弟二人，像他们老爹一样，也都为了自尊，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靠自己的本事闯事业，给别家公司和银行做了几年的事之后，才因家庭传统和责任的关系回到自己家里的公司工作。
     
    快有一百年历史的“越缩越合身”（shrink to fit）利瓦伊式牛仔裤在公司里的地位简直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妄加更改。就连沃尔特本人要去掉“那儿”那个铜钉都要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后才敢决定。但大战期间节约，政府的“战时生产委员会”公布的种种规章等于替公司做了不少决定。比如，政府规定，为了节省资源，服装上凡是非必要的附件、多余之物，都必须去除。于是，男人西装的裤脚翻边没有了，上身双排扣变为单排扣。女装则因有“鼓励士气”的作用而可保留一些花边、裙褶等装饰。牛仔裤呢？为挂背带用的六个铜扣没有了，腰部系皮带的套环没有了。理由很简单，牛仔裤这么紧，不系背带、不系腰带也掉不下来。战后因美观及因使人感到安全才又添上腰部的皮带环。此外，战时缺铜，利瓦伊式牛仔裤上的所有铜钉铜扣都一律改为包铜的不锈钢钉和不锈钢扣。只有牛仔布的重量，公司坚决不肯妥协，理由是减少了重量就减少了强度，而既然只有支持前方的战略工厂的工人们才能优先配给到工作裤，那裤子越牢就越耐穿，结果反而将牛仔布的重量加到每平方码十三英两半。但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为了保证继续配给到最重的牛仔布，公司只有接受政府的价格规定，不论牛仔布价格、劳工工资或运费上涨多少，他们的牛仔裤售价不能增加。公司战时几年的牛仔裤生意都是没有利润的，以一块钱换一块钱而已。但这看来对公司不利的规定，从长远观点来看，反而帮了大忙。其他牌子的牛仔裤加了价，市面上最好的反而是最便宜的，对分配到的顾客来说，这真是双重收获，既物美又价廉。利瓦伊式牛仔裤的名字更响亮了。到一九四二年，公司为了怕Levi’s这个称呼给人滥用，泛指一切牛仔裤而失去其特性（如阿司匹林），干脆将一般人已称之多年的名字登记，不但作为其牛仔裤的专有名词，而且作为其所有产品的注册商标。
     
    但二次大战对公司还有更深远的影响。南加州的飞机和造船工业不但付的工资高，负责实地训练，而且又因为是战略工厂，工人又可以免服兵役，因而吸引了全美各地的年轻人，使仅仅在几年前还有一百多万失业劳工的加州现在反而感到劳工不足。而这只不过是人口从东部往西部大批迁移的开始，这些年轻工人都逐渐成为牛仔裤的忠实信徒。而全球各地，凡是有美军驻守的所在就有陆军福利社，就有利瓦伊式牛仔裤，又将这标准美国式的打扮介绍给了全世界。各地需求量如此之高，甚至于大战结束后，公司还不得不继续实行了三年的配给销售办法。尽管如此，公司在一九四八年的销售总额超出一千一百万美元，而且有史以来第一次净赚了一百万美金。
     
    加州人口不仅因东部大批涌来的“美国移民”而起了变化，其本来的原有人口在种族和就业的分配上也有了变动，影响到整个劳工市场，迫使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不但改变了其多年来“只雇白人”的歧视性政策，反而促使公司成为今天均等就业的前卫。制衣工业虽然已相当机动化，但仍然是一个劳工密集的工业。当年的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女工们已一代接一代地退休了，而她们的子女不少都开始享受到大学教育和这种高等教育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取而代之以填补这个劳工真空的很多是处在贫穷状态的黑人和东方人。中国人在旧金山可能比黑人早一点，但公司在大战期间开放了门户，雇了一批黑人。而且华利和彼得兄弟二人，在格伦邦的支持下，继续有计划地雇用黑人。这还是美国可以合法地黑白分校的时代，公司已将这个黑白兼雇、而且没有隔离地共同一处工作的政策一直推展到美国种族歧视的根据地，美国南部各州。远在黑人民权运动成形之前，远在政府通过均等就业法案之前，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便下决心在南部坚决执行这个新政策，毫不妥协，不但黑白共同一处工作，相等待遇，而且无歧视地使用同一餐厅、同一厕所、同一饮水喷泉，否则宁可关闭工厂。平心而论，这不是单纯的形势比人强的情况。也正因他们近几十年在这方面有良好的成绩，所以十九世纪刊登的那个歧视性“只雇白人”的广告，今天毫无隐瞒地保留在公司旧金山总部的历史馆内，坦白地向大家交代公司过去这段不光荣的历史。
     
    在公司净赚了一百万美金的一九四八年，哈斯父子三人和科史兰德做了两个重要决定。一个是华利看到公司发展迅速，建议人事政策必须改变，尤其是上层作决策的经理们，不能再像当年格伦邦那样从小工一步步爬到工厂经理，再爬到公司副总裁。太浪费时间，太过时了。于是公司才首次聘了三个加州大学毕业生，开了以后雇用青年人才的先例。今天公司最高级管理工作大部分都是由三十来岁的人担任，而且连加州大学美式足球的死敌，史坦福大学的毕业生也雇请。另一个是公司眼见利瓦伊式牛仔裤的需求量如此之高，利润如此之厚，便决定停止做仍占营业额百分之七十五的批发生意（但到一九五四年才真正完全停止），集中全力发展基础巩固的牛仔裤和其他服装，成为一个真正的服装制造公司。他们对牛仔裤的前途抱有如此乐观的信心来自华利为公司做的全国人口趋势分析。他收集的统计数字说明，美国正要进入一个“婴儿暴增”的局面，退伍回来的军人会马上去弥补失去的光阴，无妻则先娶妻，有妻则生子。一九四〇年，美国人一年生了两百五十万个小孩，战争结束后的那一年就多生了三十多万个，而且数字与年俱增。对牛仔裤的需求就在这些未来的年轻人身上。而且美国的经济发展会使这下一代比上好几代的人都富裕。但要应付这个新局面，抓住这个机运，公司不但事先要有计划的增产，而且还必须将牛仔裤的销售重点，从工农牛仔转移到社会上的一般青年，尽量少给人们一种劳动工作的印象，尽量强调牛仔裤是一种娱乐装束、悠闲玩耍时的打扮，因为青年们玩儿的时间反正比工作的时间多。但西部传统要保留，不是工作辛劳的工农牛仔们的生活现实，而是把美国西部加以传奇化，反正西部小说、西部电影早已先开了路了，把西部描绘成一种个人主义式的浪漫形象。牛仔裤代表的是悠闲自由开放的加州生活方式。
     
    好，一切准备就绪，公司借此机会喘了一口气，自我祝贺了一番。因为想到创始人利瓦伊·斯特劳斯是在淘金期间来到加州的，公司便凑了一个整数，提早于一九五〇年庆祝了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创办一百周年纪念，并借此机会将其慈善事务制度化，成立了利瓦伊·斯特劳斯基金会。全公司上下职工，包括退休的，一律分红。虽然是没有铺张的小型内部庆祝，但后来担任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当时为加州州长的厄尔·华伦仍给沃尔特·哈斯发了贺函，并说，“如果不是靠利瓦伊式牛仔裤的坚牢耐磨，我和我的五个小孩早早就要饭去了。”
     
    “只要有足够的意志力，再加上一点运气……”即使公司此时如此信心百倍，他们仍然没有料到一点，说实话，谁也没有料到美国会爆出来一个狄恩、一个马龙·白兰度。两人电影中身穿五〇一双X牛仔裤的形象把利瓦伊式牛仔裤变成为五十年代全美反主流文化青年的标准打扮。
     
    一年之中，公司的牛仔裤销售总额猛跳到两千八百万美元。这个数字连哈斯父子在看好牛仔裤的发展时都不敢设想。其实，公司本来还可更有作为，只不过在五十年代下半期，无论是公司方面还是牛仔裤本身都面临各种竞争和威胁。就竞争来说，自一次大战期间开始，公司有了两个商业对手，一个是“蓝钟公司”（Blue Bell，所产牛仔裤为Wrangler，港译“威格”，台译“蓝格”。英文字原意为骑马牧牛的牛仔），另一家是“李氏公司”（HDLee，生产“李牌”牛仔裤）。五十年代美国牛仔裤市场以这三个牌子为主，但其他还有无数厂牌，其个别销路固然比不上利瓦伊式牛仔裤，可是加起来的总数却要多得多。而头三名的厂牌的市场也分得相当明显，西部属于利瓦伊·斯特劳斯，中西部是“李牌”，西南部属“蓝钟”，东部和东北部则三家都打不进去。五十年代中期展开的牛仔裤热潮是这种裤子第一次受到全国的注意。尽管是利瓦伊式牛仔裤起的带头作用，但所有其他牌子的牛仔裤也都沾了不少光，抢了不少生意。再就威胁来说，所有牛仔裤制造商和所有穿牛仔裤的青年都受到以“美国男士和男童服装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Men’s and Boy’s Wear）为代表的有计划围剿。这个组织是美国制造非牛仔裤类的现成服装公司共同成立的协会。牛仔裤的畅销和风行使美国这些制造现成西装、便裤、衬衫、领带的大小公司的生意大受影响。它们针对牛仔裤发起了一个全国性的“衣着整齐”运动，迫使学校禁止学生们穿牛仔裤上学。（怎么可以让学生去效仿狄恩和马龙·白兰度!）再加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任期间美国社会的保守气氛，这确实是一股非常大的压力。一个企业社会或家长式社会是不能容忍青年子弟们有其个人独立看法的，也不能承认这些青年有任何不满情绪，更别提向这个既成体制进行任何方式的挑战了。而这一切含义正好是此时青年们加在牛仔裤身上的象征。回想起来，台湾地区在几乎同一期间对我们这些穿牛仔裤的人痛加攻击，也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而不是简单的为了什么帮会，或如美国，涉及到另一个经济集团的利益。最妙的是，台湾当时也有个抵制牛仔裤的代表组织。记得我上中学时，驻校军训教官就一直利用各种手段拉拢向他讨好、拍马屁的学生们（每个班上都有那么几个“好学生”）随时注意留心、查看、打听班上哪个同学晚上外出时，或周末去西门町看电影时穿了牛仔裤，第二天好向他打小报告，被打了小报告的倒霉学生，轻一点的在教官办公室听训半小时（“我们中国人不穿这种衣服嘛!”好像他身上穿的教官军服倒是经过孔老夫子批准的中国传统服装），重一点的罚去背蒋介石的《民生主义育乐两篇》，搞不好，如果你刚巧是教官的眼中钉、要整的对象，还可能记上一个大过。屡戒不改，那就有可能将你留校察看，甚而开除学籍，那你只好真的去当流氓了。而且更妙的是，这两个社会和这两个组织攻击牛仔裤和穿牛仔裤的人的时候使用的语言几乎完全一样。台湾是“奇装异服”、“不良少年”、“太保太妹”，而美国则说牛仔裤“不是正经服装”、“好孩子与坏孩子之别就在是否穿牛仔裤”、“少年犯罪”。我敢打赌，如有一天中国大陆也有一批青年穿上了牛仔裤，社会的反应绝对完全一样。
     
    人不自助天不助。哈斯兄弟作了有计划增产的准备，及时把握住狄恩和马龙·白兰度二人双手送上来的运气，及时地利用了这个天赐良机，使公司牛仔裤的销售总额，从一九五六年的三千四百万美元增到一九五八年的五千多万，而这还是在各方夹攻之下的成绩。在公司已经做了十几年事的华利和彼得证明了他们兄弟二人有能力接管这个家族企业。于是在沃尔特·哈斯和丹尼尔·科史兰德分别于一九五六和一九五八年退休后，华利便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公司董事长，彼得做了总裁。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领导班子正式进入了第四代。
     
    一个大家族，尤其是富有的大家族，其第四代子弟太容易把时间精力全都花在吃喝玩乐上。利瓦伊·斯特劳斯的曾外甥们并没有。华利说他最大的奢侈是在他前往比较偏僻的地方时，偶尔会包一架飞机，而就连这个，他父亲都很难接受。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公司在华利和彼得二人手中，不但保持其全美和全世界最大的牛仔裤制造公司的顶尖地位，而且在他们手中，公司更积极生产千种以上非牛仔布的服装货色，又成为全美两万两千多家服装公司中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服装制造商。
     
    自公司于一九四八年决定停止批发“别家”的货、专门制造“自己的”牛仔裤开始，或因情况所迫，或因主动发展，或因飞来好运，从一个只生产牛仔裤和牛仔布童装的公司一步步变成各式男女服装的生产者，并将一个以家族股份为主、员工股份为副的私人公司变成为公众拥有股份的多国企业公司。童装部已扩及整个少年部门。一九五二年，又因全国牛仔布的供应紧张，公司为了使生产不致停顿而不得不选用其他布料来生产一种样式类似五〇一的淡蓝色轻便裤（Light Blues），结果无意之中反而又打开了一个新的服装领域：青年便装。哈斯兄弟上台后更首先着手进军东部市场。几十年来，一般东部人怎么也不明白去买五〇一时为什么要买尺寸比自己腰身大上两英寸、比实际腿长上三英寸的利瓦伊式牛仔裤，更讨厌买回来要洗上好几次才能穿，而且穿上后，前面裤口的扣子又紧得扣不上。风靡西部一百多年的“保证缩水、起皱、退色”的口号更使一般东部人难以了解其中奥妙。好，既然你不来将就我，那我就来将就你。于是公司和供应他们牛仔布的纺织厂共同设计出一种预先缩好、皱毕、色退得恰到好处的牛仔布（批号五〇五），剪裁式样与五〇一相同，但以拉链取代铜扣。东部市场就这样在一九六〇年打开了。然后，华利看到国内牛仔布产量日渐提高，原料的来源不成问题的时候，便开始放眼世界。
     
    远在利瓦伊·斯特劳斯时代，受雇前往南非开采钻石的美国工程师们便曾来信订购五〇一。墨西哥牛仔们也早就开始穿了。二次大战期间，美国海军工程营的士兵又将利瓦伊式牛仔裤介绍给整个太平洋区域。战后德国，利瓦伊式牛仔裤，就像美国香烟、尼龙丝袜一样，是当时当地黑市上最容易脱手的热门货。但就发展国际市场而言，华利首先想到的是加拿大而非欧洲，因为自有牛仔以来，两国即相互跨越边界牧牛。加拿大西部各省对利瓦伊式牛仔裤久已闻名，然而那儿的牛仔裤市场早已给本国的一个叫大西方服装公司霸占住了。正当此时，有一个名叫弗兰克尔的法国人亲自跑到纽约的公司办事处以现款买了五千条五〇一去欧洲推销。结果，公司非但不费吹灰之力有了第一个欧洲代理，而且这个市场比加拿大市场还先打入。这还不算，真是运气来的时候，你推也推不掉。一九六一年，大西方服装公司的老板突然自己找上门，解释说他太太继承了公司之后付不起遗产税，便决定以两百八十五万美元的卖价将公司百分之七十五的股权出售给利瓦伊·斯特劳斯。这时，华利派往欧洲的市场调查团回来报告说，无论欧洲大陆还是英国，市场情况不能再理想了，竞争小，而且市面开始要求美国货，尤其是青年们，这简直是为利瓦伊·斯特劳斯这样的公司和它们的产品定做的条件。华利于是决定前进，并决定各国批发商都必须是该国人士，如毛遂自荐的弗兰克尔负责法国。道理很简单，这些当地人要比远在千里以外旧金山总部的人更熟悉当地市场情况。公司只遣派一名欧洲经理，但也只是负责欧美之间的协调，决不干涉当地的业务。
     
    “只要有足够的意志力，再加上一点运气……”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日，柏克莱加州大学的校警逮捕了一个为黑人民权组织在校区募捐的学生。一刹那之间，校园里聚集了两千多名学生，其中一人，哲学系的马里奥·沙维奥，跳上了警车，大声号召学生抗议，开始了六十年代伟大的自由言论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柏克莱加大点起来的这个星星之火，不久就从太平洋烧到大西洋，青年们对家庭、对学校、对社会、对军事企业综合体的抗议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反战运动，形成了美国自独立以来最伟大的一次学生政治运动。与此同时，不以政治方式抗议的青年男女则演变出自己的嬉皮运动。但无论是占领学校、走向街头示威的反战分子，还是弹吉他、留长发、吸大麻、做爱不作战的嬉皮士，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他们的制服：牛仔裤，而尤其是既具有劳动传统，又具有青春浪漫色彩的利瓦伊式五〇一双X牛仔裤。
     
    从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销售总额即可看出六十年代中至七十年代中这十年期间牛仔裤在美国的流行程度：一九六六年，一亿五千万美元；一九六八年，两亿美元；一九七五年，十亿美元。这是销路上的数字，那它的身价呢？一九七六年，正当美国庆祝独立建国两百周年纪念的时刻，我们的老朋友，一条利瓦伊式五〇一双X牛仔裤被选入华盛顿史密森国家博物馆，成为美国历史文物的一件永久收藏品。了不起吗？你再听下去，美国黑社会抢劫公路货运卡车时有三个主要目标，一个是烟，一个是酒，另一个……另一个还用我说吗？
     
    这是美国情况，那世界呢？我在一九七四年有机会绕了地球一圈，纽约，西欧，西非，东非，印巴，东南亚，香港，北京，上海，东京，加州，纽约。我可以老实告诉大家，除了在中国大陆上，就我所看见的，只有我一个人穿牛仔裤之外，其他世界各地，不论大城小镇，甚至非洲原野，只要有人，就有人穿牛仔裤。香港更不得了，我有一天从尖沙咀码头走起，沿弥敦道而上，一直走到柯士甸道，我告诉你，三十岁以下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穿牛仔裤。
     
    不错，自七十年代开始，就在注意美国社会情况的人，如查尔斯·莱克（Charles Reich），在其《绿化美国》（The Greening of America）一书中认为，牛仔裤象征民主、自由、平等，带有个人特性，富有感觉但不性感。就在大家接受了这种看法的时候，牛仔裤阵营中出现了一个新面孔，一个连当年牛仔们看了都脸红的面孔：AB高级时装牛仔裤。法国人首先为那些含苞待放的青春少女们搞出来性感无比的“法国牛仔裤”，而其售价则足以使当时一般顾客听了脸都发白，五十、六十、七十美金一条。出身卑贱的牛仔裤现在不仅登堂入室，而且身价百倍，变成了“时装”，电影明星们、大家闺秀们外出做客时都可以穿，而且穿了也不会觉得降低了她们的身份。接着，世界第一流时装设计大师们，如Yves StLaurent，Oscar de la Renta，Calvin Klein，Ralph Lauren，Bill Blass，Geoffrey Beene等等都各自推出绣有他们大名的“时装牛仔裤”（designer jeans），而且料子也不限于牛仔布了，还有纯丝的、缎子的、丝绒的、真皮的、蜡染的。而另外一批商人则以名女人的姓名作商标，如大本营设在香港的穆尔詹尼国际公司（Murjani）与美国大财阀的后代Gloris Vanderbilt签有合同，以她的大名做其牛仔裤牌子，其他还有不属于时装设计家推出的“高级牛仔裤”，如Jordache，Sasson，Zena，Sergio Valente，Bon Jour等等，据时装分析家说一共有两百多种牌子。牛仔裤王国终于搞出来自己的特权阶级。正因为是特权阶级，所以市场小，而自八十年代开始，这个高级牛仔裤市场，在两百多家厂牌竞争之下，已经有点不景气了。再过几年，除了四五家实力比较雄厚的尚可维持之外，其他“名牌”几乎全部都关门或改行。在七十年代末期，“时装牛仔裤”的黄金时代，整个两百多家高级牛仔裤的销路，一共加起来也只不过占美国牛仔裤市场的百分之五，还不到利瓦伊式牛仔裤销路的七分之一。况且，人们早已发现，不管是哪位大牌时装设计家设计出来的，也不管用什么昂贵料子裁成的，其基本款式完全是在抄袭我们这位一百多岁的利瓦伊式五〇一双X牛仔裤。
     
    回过头来再看国际市场，自一九六五年成立了利瓦伊·斯特劳斯国际公司以来，以欧洲市场发展为最快，拉丁美洲其次，亚洲最慢，但这些地区仍都有它的工厂和批发中心。在香港则成立了利瓦伊·斯特劳斯（远东）公司，并接受了当地的南洋纺织工厂作为其四分之一股东。到一九七二年，尽管欧洲方面因供应超额而使公司蒙受一千两百万美元的损失，但整个国际市场上公司的贸易总额仍超过了一亿美元。国际市场有其特殊问题。一九七四至七五年间，公司在四个国家的当地批发商因贿赂本国政府官员被揭发而使声望良好的公司名誉染上了污点。虽然数目不大，一共不到十五万美金，但公司因此教训而下决心严格管制手下及各国本地批发公司的商业行为。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公司多年来一直不在没有贿赂办不成事的印度尼西亚设立自己的批发中心，直到最近才又开始与印度尼西亚谈判。此外，各国和各区域各有不同的爱好，法国南部青年喜欢的北部人讨厌，瑞士受欢迎的瑞典没人买，英国人不能没有拉链，日本女人的臀部要比中国女人的肥，因此剪裁也因地而异。再如香港或东南亚一带气候闷热潮湿，牛仔布料也不同。以利瓦伊式牛仔裤来说，在香港或曼谷就很难买到美国流行多年的五〇一双X牛仔裤。但最使公司头痛的是日本。在公司于一九七〇年才设法进入时，日本自己早已有了一百多种本国牛仔裤，不少日本人一直以为牛仔裤是他们发明的。但今天最大的外国厂牌仍然是利瓦伊式牛仔裤。中国台湾方面则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问题。一九七七年夏天，公司负责侦察伪造品的安全主任与国际警察合作，查获在台湾有一个香港财团支持的集团大批仿制利瓦伊式牛仔裤，销往欧洲。伪造的与真货一模一样。只有一点，当局规定凡是在台湾制造的任何产品都必须加上“中华民国制造”几个字。不知道伪造集团有没有想到这当中的小漏洞，反正，公司知道自己没有在台湾设厂生产，这简直是自投罗网。这次查获了十四万条，另外已运往欧洲的还有好几万条。结果庭外解决，集团中有三人入狱，另外赔偿五十万美元了事。至于社会主义国家，公司只是于一九七七年和匈牙利签了一个协议，由公司输进牛仔布，由当地工厂制造牛仔裤，再由匈牙利输出一部分成品运往西欧，剩余部分则在本国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销售。另外，公司还向东德进口成品，但公司的劲敌、世界第二大牛仔裤制造商蓝钟公司，两年前即开始与苏联谈判，设法签署一个类似匈牙利式的协议，可是至今没有听到下文。
     
    对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来说，社会主义国家买不买他们的牛仔裤还在其次，美国自己还会不会如同过去十几年那样，好像没有明天似的大买特买牛仔裤，才值得他们注意。有不少人一直预言，到了二十一世纪，也许只有妈妈带着小儿子去逛华盛顿国家博物馆看恐龙骨头时才能看到一条牛仔裤了。“喏，你看，二十世纪的人穿这种裤子。”公司的看法是，他们已经把牛仔裤变成一种非常亲切的产品。一点不错，不但亲切，而且实在。卡特总统在白宫里都穿，而谁也不会指控他抗议什么，或反对什么既成体制，他本人就是既成体制的代表。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货真价实的牛仔裤是人们的基本服装，即使落个恐龙的下场，那多半也要等到地球下一个冰河期才会发生。不过有一点是真的，如此庞大的多国企业公司绝不能单靠牛仔裤维持。公司于一九七一年决定将家族企业形式改变，把股票抛上市，其目的即为筹措大批资金来积极执行其拟定好的增长战略。这个战略就是多样化。成绩如何？公司的销售额于一九七五年突破了十亿美元之后，才仅四年工夫，便于一九七九年突破了二十亿大关。而这二十亿美元总额之中，牛仔裤只占百分之三十六，百分之二十八属于青年便装、妇女装、运动装、体育装、滑雪装，以及各种配件，然后整个国际部门占百分之三十六。换句话说，靠牛仔裤起家的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现在是世界最大的、生产数千种货色的服装制造公司，对象不再限于当年的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少年，而是整个男女老幼。光是牛仔裤一个部门就有几十种不同颜色、布料和款式的牛仔裤，然后其他几个部门，从便装到西装，从皮带到皮靴、袜子到帽子，从体育装到运动装，从衬衫到睡衣……反正，不管你是男女老幼，从你学会走路开始到你走不动为止，公司数以千计的服装货式足可为你应付各种场合把你装扮起来。但究竟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是牛仔裤的创始人，今天，根据服装市场专家的分析，利瓦伊式牛仔裤仍占全美市场的三分之一，而其劲敌，蓝钟公司的威格牌则只占市场的十分之一，远远地排在第二。现在，公司因华利的儿子，罗伯特·哈斯（Robert Haas）与彼得的儿子，小彼得·哈斯于前年开始正式掌权而进入了第五代。虽然一上台即遭遇到一个大霉运，因苏联侵略阿富汗，美国不参加一九八〇年莫斯科奥林匹克世运会，使配备美国选手全部制服和运动服、并制作了一百多个半分钟电视广告、借以推出其体育装的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蒙受一千多万美元的损失，尽管如此，这两个也都是加大—哈佛出身、年纪都才三十几岁的第五代上台之后第二年的成绩是，一九八〇年，三十亿美元。
     
    “只要有足够的意志力，再加上一点运气……”今年，里根总统进入白宫之后第一道命令，不是关于国内经济情况，也不是关于苏联到处称霸，而是关于牛仔裤。他下令，凡是在白宫工作的人员，无论男女，一律禁止穿牛仔裤上班，连周末都不许。接着，美国内政部也发出了类似命令。一百多年来，牛仔裤从劳动装变成抗议装，又变成个人自由装，又变成高级时装，可算是登峰造极了。如果没人理会，作为时装的牛仔裤不久就会被另一种更新的时装取代，牛仔裤则恢复其本来面目，人们的一种基本服装。可是给里根总统这么一搞，全国报纸一渲染，说不定牛仔裤的运气又来了。总有一天，白宫的一位工作人员，就为了向纪律挑战，偏偏要穿一条牛仔裤上班……
     
    想到这里，我走去洗衣间，找出来我为写这篇文章而特意又去买的一条“保证缩水、起皱、退色”的利瓦伊式五〇一双X牛仔裤。洗洗穿穿，穿穿洗洗，现在大概总有三次了吧。我穿上后走到镜子前面站了半天，脑海中飘过了各种回忆和影像，浮起了三十年前那个秋天下午的一幕，深蓝色开始微微泛白，布还不够软，但因为用烘干机，倒是暖暖的，而且我也觉察出牛仔裤已在按照我的体形开始缩了，紧紧地裹着，紧紧地兜着，仍使我感到非常兴奋，可是又总觉得有点什么地方不对，左看右看也看不出来，猛一回头再看，才发现，利瓦伊式牛仔裤依然如旧，只是镜中的人却已非当年那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儿了。
     
    一九八五
    18:03 | 添加评论 | 固定链接 | 写入日志 | 兴趣
    7月13日

    假声音

    阿城
     
    现在买CD很容易，就像买瓶可乐（这个比喻不好，因为有的地方，例如俄国，买CD比买可乐容易）。美国最大的CD环球连锁店TOWER RECORDS，到处都有，洛杉矶当然不例外。我常去的是West Covina的一家，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只是常去，去了就翻翻看看，常常什么也没买就走了，可去是专门去的，开车来回要一个多小时。
    我的买CD，历史并不长，因为CD的历史也没有多久。关于CD的保存时间的争论（CD没有磨损问题，又不是磁性材料，所以只好质疑它的化学性质）现在还没有意义，因为还没有到材料设计者定下的期限：五十年不变。但是关于CD的音质的争论却一直继续着，我也认为意义不大。
     
    听音乐要听的人心里触动才算数，所谓“圣人心动”。人耳非常主观，音量过大，控制耳膜的肌肉会自动疲劳，以防聋了；市井嚣音，人脑独取一瓢饮，耳膜也真就好像只听到要听的，“风动”、“幡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有个长沙的朋友，家住铁道旁，后来觅得新居搬走了，不料当晚即失眠。听而不闻的巨大的火车噪音消失后，不但失眠，甚至需要买个小钟，听而不闻却视而见，以前是靠住来火车班次对时的。
     
    所以小时候听78转唱片，嗤嗤拉拉噪声中，音乐留在记忆里了，恍如隔日，至于音怎样噪，记不住了。“百代公司请梅兰芳老板唱贵妃醉酒……”，宣叙得又得意又谦卑，昂扬顿挫，最后的“酒”字，缭绕得几乎夺走梅老板接下来的锋头，其实这一切都是在兵荒马乱的噪音声中分辨出来的。音乐性，说来说去，还是圣人心动。
    录音，我个人觉得目前还是电子管扩大机放L.P的好，LP就是大唱片，33转，78转，还有45转三种。我是听78转LP起家，手摇唱机，我像唱片商标上的那只白狗一样，听号角式喇叭筒里传出来的声音。曾将钢针换成筷子削成的竹针，为的是保护听一回少一回的胶炭唱片，音量小但音质柔美。现在听LP成为高品位的摽榜，去年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一年一度的世界音响大展，电子管机为主要展出器材，有些公司又在出版33转LP。
     
    这就好像前几年流行麻布衣料，蔚为时尚。从前什么人穿麻布？古人，穷人，少数民族（后两者之间没有等号，部族头人不穷，可是穿麻）。我喜欢麻布，乡下干活淋雨出汗，麻不黏身，腿迈得开，继续干活儿或逃跑都不成问题。
     
    现在是CD的天下。1980年我有了第一张CD，端详良久，看不出纹理之美，听过之后，觉得耳朵酸累，原因应该不是营养不良。但是不出几年，LP退出市场，CD进驻。
    不过CD的努力是有目标的，就是要在音质上等同LP，等同之后，我估计不会去超过，因为耗材的资源巨大。1993年德旅风根（俗称黄马克）Deutsche Grammophon公司出版标为4D的21-bit（目前市场上都是16-bit）的CD录音，代表作是德国女小提琴家苏菲·穆特（Mutter）的演奏集CARMEN FANTASIE，声音丰满了很多，只是穆特句句斤斤计较，我听来不是好文章。不过我的看法并不左右市场，这张CD几年来一直畅销。今年买到日本限量发行的飞利浦公司用24-bit重新处理他们70年代著名录音的CD，声音改善到惊人，据说LP的死硬派开始动心。
     
    但是想一想，16-bit的意思是声音量化为每秒2的16次方，此喻成形象，也就是一根黄瓜一秒钟里被切了六万五千五百三十六刀！而20-bit是16-bit的16倍，24-bit则是20-bit的16倍、16bit的256倍！乖乖，这样的数码好厨子还做不出LP的菜味，CD的救赎在哪里？
    救赎据说在今年冬季上市的DVD。几年初DVD正式将Digital Video Disc改名为Digital Versatile Disc，虽然仍简称为DVD，但分为影音、游戏、音乐、资料读写几大类。建议中的DVD-AUDIO规格，声音的量化为20-bit，取样频率为96KHz（以前是44.1KHz，）动态范围104dB（以前是96dB，音响发烧友们要小心自己的喇叭了）；另一种建议是24-bit，48KHz，112dB。以这样的技术规格录成的声音，据说，可以彻底感动LP死硬派，“彻底”可能用得不对，因为LP还有一个法宝是噪音。张爱玲喜欢市井噪杂电车当当驶过，这就好像是老唱片，虽有噪音但人气在。
     
    不过有问题在先，我这里议论任何录音的质量，当然以“自然音响第一”为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所谓放个屁都是好的，绝对是真理。
    声音一经过复制，LP也同样，所打的折扣之大，做唱片的从来不说，我们要自己心理里有数。管风琴的现场效果与录音的再放，天壤之别；长笛的音色，泛音成份多，所以最考验录制与重播的质量，中国的二胡也是如此。不过你必须常听这两样乐器的实际演奏。一个失败的音乐会，在声音的意义上是珍贵的。复制声音，已经是一个专门范畴，所以我谈的是“假”声音，或者说谈的是“假”的音乐。
     
    第一假，假在麦克风。麦克风将声音转为电脉冲，这之中，用何种磁电装置来产生电脉冲，已经将声音导入“歧途”，也就是不同的装置产生不同的结果。
    第二假，假在长电线。电脉冲经导线传到录制设备，因为线很长，信号衰减，杂讯干扰。所谓最新的4D录音，是在麦克风上就将电脉冲转成数码，数码在传输中是不会受干扰的。
    第三假，假在录音工程师。麦克风传过来的东西是不能照录的，因为乐队的声音响度范围，也就是最弱音和最强音的对比太大，照录下来，不是机毁就是耳亡。因此将响度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技术范围里是必须的。这样的假，假如我们必须接受的话，录音工程师的另一种控制就很可异议了。原来录音师还控制声部的响度，最常见的是协奏曲中独奏乐器，原来不太响，调得响一点，反之亦然。录音师还控制麦克风的摆位，决定我们从什么位置听到假声音。这些都近乎录音师为我们事先进行了一番美学选择，也由此产生了发烧友选择录音师的现象，就好像女人选择美容师。
    最后的假，假在我们用差别极大的音响器材来听录音师动过手脚录下来的麦克风传来的假声音。负负得正，假假却得不了真。我们看现在满坑满谷的音响杂志，里面的试听报告簧舌涌动，恰恰说明重播器材的千差万别。
     
    不过现在的唱片说明书，出了介绍乐曲、作曲者、演奏者、指挥外，还标明录音工程师，录音器材和监听喇叭，供人了解。
    因此有不同类的发烧友，听现场的，听唱片的，听乐队的，听指挥的，听录音设备的，听录音师的，听重播器材的，形形色色，都有自己的快乐，都有自己的心动。
    我常常被朋友询及买一套什么样的音响才好。买音响有两类，一类是买来当家具，屋里总要摆一套音响才有个样子，这好办，无非是按自己有的规模来配。另一类是要听，这也好办，让朋友去店里听，喜欢就买。音响是买来自己听的，店家说得再好，品质指数再高，你不喜欢，岂不是每天苦自己？如果没有面子问题，只要你喜欢那个声音，几十元的器材就可以是极品。我自己的一套音响就是几年中靠自己听凑起来的，数据是别人的，耳朵是自己的。顺便介绍个小招法，听CD的朋友如果有电脑的CD-ROM机，不妨用它来放CD，质量胜过几百上千的CD机，问题只在于要自己接出信号，最好是接出数码信号。
     
    庄子有一次在水边，对惠施说，水里的鱼真是快乐呀！不了惠施是个杆头，说，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庄子就也杆回去，你又不是我，怎么会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杆来杆去，庄子刹尾说，请循其本。意思是说，我最初的意思是觉得鱼是快乐的，杆来杆去，最宝贵的本意给杆没了。
    最宝贵的本意就是“圣人心动”，我前面说过了，音乐性就是“圣人心动”。真声音，假声音，凡有乐音入耳而致心动就可以了。看无数文章，听无数唱片，与各种发烧友争论，记着“请循其本”。
    我手上有不少自己钟爱的假声音，但如果发生灾难，例如火灾，我不会把最常听的几张CD带走。灾难过后，去街上再卖就是了。现在买CD很容易，就像买瓶可乐。
    15:49 | 添加评论 | 固定链接 | 写入日志 | 兴趣
    4月10日

    自在自为的民间在哪里？

    陈丹青
    《南方周末》评论
     
    年初去纽约探望母亲和弟弟，饭后闲聊，弟弟说起单位的小事：2005年，南洋海啸万人死。单位午餐时间，便有同事搭起临时桌面，大家围拢，当场掏钱：20、50、上百美元，各人自便。如是者三五天，都在午餐时间，顺便，不耽误上班。临了捐款数目一并公布，做成账，上交专门机构汇到南洋灾区去。
     
    弟弟供职“联邦交通局”，算是“公家”，许多纽约大公司（即所谓“私营企业”）的芸芸白领也都踊跃捐款，用我们的老话：“群众发动起来了！”其实没人发动，和政府更不相干。美国政府的恶习不是扮演“世界警察”吗？美国人民的恶习之一，捐款救灾是也：但凡那些不相干的国家地区遭了灾，“群众”就来纷纷掏钱管闲事。我居停纽约那些年，没单位，但常见教堂或社区的走廊院子里，悬个告示，搭开桌子，太阳底下一堆老百姓不动声色在捐款，事情办完，撤摊。
     
    翌年美国新奥尔良州飓风肆虐，屋毁人亡逾百千，弟弟单位，一点没动静——这是美国自家事，华盛顿会管，新奥尔良政府会管，全国各州援助，无数民间机构更会援助。这帮慷慨而精明的纳税人很清楚：南洋灾民比美国人更需要援助，而美国要比南洋更知道如何援助，援助，是一项专业。我有位中国画友那年正在新奥尔良，海水淹了他满架子画册和书籍，“丹青啊，你给我画的像也淹了！”他笑呵呵叫道，然后问我要不要买油画材料：“尽量买！除了家具、物资、抚恤金，光是政府赔我补充画材的经费就有四千美金，两年了，我还用不完！”“9·11”过去七年了。你打听打听纽约下城密密麻麻得了高额补偿的私人与公司，就会知道什么是福利与人权国家的“国难财”，也会明白捐款南洋的热心公民何以母国遭灾，个个无事人一般。
     
    好了。读者看出我是在暗示今春我国大雪灾沿途一塌糊涂的交通线……谢天谢地，过去了。近时“各级领导”正忙着论功行赏吧：论天灾，此番死伤比之海啸飓风，轻太多了；论人祸，则救灾的机制、援助的效率，早有不少文章聒噪过——政府独揽，民间无为，一方有难，八方措手，便是体制与国情的大隐患。“文革”时有句口号叫作“一切交给党安排”，有位文人私下多嘴：“唉呀，党多累啊！”随即被揪斗。而此番全国救灾的一笔亮色，是十几位河北农民义重如山，驾辆破车跨省越界径赴现场去救灾。人家有钱出钱，咱们有力出力，两者性质虽存大差异，但我那天读了报道，沛然神旺，简直活生生瞧见一组现代迷你型薛仁贵征西，好气派！昔年，杜月笙尚且划拨黑钱给河南灾民大捐款，今时燕赵好汉的义气丝毫不减。可是诸位明鉴：当今不是讲义气的时代，灾情骤起，偌大的国家和社会还看有没有自为自在的民间。什么才是真的“民间？”怎样叫作“自在自为”？答案说来简单，做到委实很难，就是：各单位安安静静排几张桌子，从善如流，利用午餐那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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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30日

    从章含之说开去

    2008-02-03 11:07:54 　　来自: 燕子smileblue
    　　 这几日新浪网上搞了一个整版，纪念“杰出外交家、一代名媛”章含之因病逝世。说实话，章含之这个名字我还是从她女儿洪晃的非正常生活一书中第一次看到的，名头不少：章士钊养女，毛主席老师、乔冠华妻子……看过也就忘了。如今去世，盖棺定论的时候，许多历史的纷争也纷纷涌现出来，关于其生母来历、前夫指责其红杏出墙的离婚史、她和乔老爷的恩爱故事、到底有啥外交家业绩、文革中对周恩来的批判及投靠四人帮等在网上纷纷贴出，好不热闹！忽然很感兴趣，想看看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人，有着什么样的一生经历，于是上网看了不少资料，才发现一个人背后有那么多纷扰沉淀历史，那么多的是非人事，大致滤了一下，按时间来说说吧，希望能从多个角度来看看她和相关的人物，也看看那段历史中的人物命运，很有点意思：）
    　　 章士钊出生于1881年，长沙人，家中清贫，聪明勤奋。20岁的时候去武昌读书，结识黄兴，22岁被聘为上海《苏报》主笔参加革命，后东渡日本（生平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50584.htm）。
    　　 章士钊24岁时，结识了19岁的吴弱男（“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吴保初的女儿，名门名媛，第一位东渡日本后去欧洲的妇女运动先驱，当时为孙中山英文秘书，生平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831694.htm ），4年后（1909）两人在英国伦敦结为夫妻，第二年29岁时有了大儿子章可（资料：http://www.zgshzx.com/news/ReadNews.asp?NewsID=4206），30岁的时候回国为同盟会工作（章士钊从婚后就时来运转），其后到43岁前经历办报、赴日、反袁、任教、旅欧……等诸多事宜。
    　　 其间有四件事不得不提：
    　　 一、结缘：1920年的时候，年近不惑的章士钊资助了一个持杨昌济先生介绍信的年轻老乡出国（赴法留学活动，据说章筹措了二万银元，是当时的巨款了），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的毛主席（杨昌济就是他岳父）——从此和毛泽东结下交情，也对章晚年的选择和幸运埋下伏笔。
    　　 二、纳妾：大约1919年，章士钊在上海时，经黄金荣介绍结识了一个青楼女子（一说是黄的干女儿）奚翠贞，瞒着吴夫人暗中交往，到1924年后，43岁的章在北京当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后兼教育总长的时候，公开与奚同住。想那吴夫人是早期革命的新式女子，自然容不得章纳妾，吵闹之后于1929年断然分居（时年她44岁，章48岁），携三个儿子（二儿子是季羡林同学，二三子都在抗战时去世，没有成家）去往欧洲，到1937年欧战才回来。
    　　 三、骂战：章在1925年担任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总长的时候，希望学生读书救国少参加政治，解散了女师大，引起和鲁迅的骂战，于11月辞去教育总长职务，留任秘书长一职。第二年3.18日，发生刘和珍惨案，鲁迅在《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和《纪念刘和珍君》中指责是章参与制造的（章不在任也没有下令，但作为秘书奉命写了通缉令），从而纷争几十年。记得我还专门去张自忠路附近的原段祺瑞执政府遗址看过，门口有个小小的纪念牌，如今是人大书报资料中心了，出版不少文摘期刊。
    　　 四、营救：1927年李大钊被捕，章和吴夫人曾经极力营救，未果。后筹措善款给亲属以作赡养费。
    　　 1931年九一八后，年已半百的章士钊到了上海，为杜月笙门客，当律师（“见着章行严，多年不见他了，他现在上海做律师，实在是靠杜月笙等人吃饭。他说，他现在是‘吃流氓饭’！我劝他写一部自传。他现在吸鸦片烟，每天跑马场，甚可怜”——《胡适日记》1934年2月7日）。据说章士钊交际甚广，也乐于助人，虽然才思敏捷，但也是旧式文人风流，吃喝嫖赌抽大烟都是杜月笙给供着。
    　　 1936年，章士钊接了一笔官司，一个卖昂贵康克令金笔的美女营业员（据说有报纸专门报道过其艳名，也算当时一超女），和一个追求她的大家公子生了一个女儿，不料大家公子早有婚配，其父觉得康克令小姐玩玩可以但断不能娶进家门，要其断绝关系，美女营业员为此找到了章大律师打官司。官司以公子（到底是谁没有定论，有人说可能是陈调元的公子）出了5万元了事，大人一拍两散，女儿倒是个麻烦。恰好章士钊的小妾奚夫人没有生育，于就抱养了过来。这个孩子那时8个月大，后来章士钊给她取了个名字——章含之（说了这么久，女主角才主场，实在是要介绍的太多）。
    　　 到1939年，局势有变，章士钊只身经杜月笙接去往重庆（避免给汪精卫政府当汉奸），45年才回来。期间章含之就和奚夫人在上海生活，据章含之回忆奚夫人天天打麻将，给她请了私塾，也去学堂读书。章士钊在重庆依然由杜月笙供养，娱乐生活好像也很不错，大约41年结识了杜月笙给推荐的一个戏子，据说是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的入室弟子，60岁的章士钊就又纳了一个26岁的小妾——三夫人殷德珍（也无生育，后收养一女章眉），果然名士风流？
    　　 重庆期间，章士钊结交的还有戴笠等，戴暴死时，章写的挽联流传于世。到了1945年，共产党代表赴重庆和谈，章士钊看情形不对，暗示毛泽东等快走（又是一份人情）。
    　　 45年秋天回上海，章士钊另买了房子，与殷夫人同住（据说吴夫人还和殷还有来往，真乱！），奚夫人就颇受冷落了。章含之的回忆也是见父亲的时候不多，也没什么感情。
    　　 到了49年，68岁的章士钊老人到了北京和谈，期间和殷夫人取道香港（殷从此被留在香港），后转投毛泽东，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11月的时候，把奚夫人、大儿子章可和14岁的章含之都接到了北京（不知道为什么接的是奚夫人，据说是要她给干爹黄金荣带话希望其留在上海，后果然带到）。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生活贯了的章含之非常不喜欢冬天寒冷萧条的北京，很是愁苦。
    　　 可无论怎样，章含之后来的命运就和这个城市紧紧相连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另外起头，说一个后文会提到的奇女子——龚澎。
    　　
    　　 详细图文介绍：http://www.oldfriendm.com/topic.cfm?id=1117
    　　 1914出生，祖籍安徽合肥，父亲龚振鹏是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曾一度博得“铁血大将军”的美称。
    　　 1933年夏天，龚澎考取了燕京大学（北大）历史系，与著名美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为校友。
    　　 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将真相报道给外国记者（章含之这一年出生了，乔冠华这一年在德国获得哲学博士）。
    　　 1936年，24岁的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大学毕业一年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新华日报》工作，英文流利，兼当翻译，深得彭德怀赏识。
    　　 1939年，结识留德归来参加革命的青年刘文华（其弟妹是龚校友），其意志坚定，文理精通，两人于1940年8月1日结婚。
    　　 1940年，婚后不到一月，龚被派往重庆工作（上级领导是周恩来）。
    　　 一年后，刘文华牺牲（龚几月后才得知），其遗书写的极为感人。
    　　 重庆期间，龚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秘书，最后成为周恩来的秘书兼英语翻译，实际上成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新闻发布人，成为周恩来的外事发言人。在外国记者的回忆录中对她颇有赞誉。
    　　 1942年9月，结识了来重庆的乔冠华，经过冯亦代夫妇的撮合，这对才子和才女于1943年11月结为伉俪（时年龚29岁，乔30岁）。夫妇俩成为周恩来外交方面的得力下属。
    　　 1944年，生下大儿子乔宗淮，无暇照看，经常交给周公馆照看（邓大姐很喜欢孩子，两家私交颇深）。
    　　 1945年，夫妇俩陪毛泽东到重庆谈判，龚担任翻译（也就是这次，章士钊示意毛快走，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后乔冠华会成为他的又一个女婿吧！）。
    　　 1946年，龚澎伉俪转移到香港，创办了《群众》周刊香港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龚澎任外交部情报司司长（外交部的第一位女司长），在情报司（后改为新闻司）十四年（年限最长）后升任部长助理。（同年，乔冠华从香港带领章士钊等人进京，参加开国大典，从此14岁的章含之也来到了北京生活，圣诞节结识了后来的第一个丈夫）。
    　　 1954年，她随周总理出席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时，与黄华同任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
    　　 1960年，参加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发言人。
    　　 1963-64年间，周总理率中国友好访问团出访亚非拉十四国，是访问团的主要发言人（大儿子63年考上了清华大学，同年，28岁的章含之当上了毛泽东的英语老师）。
    　　 1966年，文革开始，外交部成了重灾区，龚被诬告“里通外国”、打成三反分子，龚澎拒绝向造反派写所谓的交代材料。乔冠华也挨批，偷偷问妻子要不要写材料（大事上常征询她意见），龚坚决告知“不能写，写了就别进这个家门！”乔听从——可见，学历史学的革命世家出身的龚女士在政治远见和主见上比文人气质才子型的乔冠华的确高出了不少！相比乔晚年（受章含之影响）在政治上犯的错误，实在是失去了这位发妻的点拨而至！
    　　 龚澎在挨整期间病重，虽经过周恩来的特批医疗照顾，仍于1970年病逝。周恩来向外国记者提及时每每悲痛不已。
    　　 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正一室（被安放在这里的女性，仅有她和前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两人），据说追悼会上，乔冠华在她棺木前痛哭不止，27年夫妻，感情深厚，令人唏嘘。
    　　 总评：看过资料，感叹龚澎可谓才貌双全，其革命和工作经历无愧为“杰出的女外交家”！可敬可敬！
    　　
    　　 1949年，14岁的章含之到了北京，一家人借住在章老的朋友朱启钤家。正值11月，萧条的北京冬日寒冷，没有了上海书店英文小说的陪伴和习惯了的优越日子，章含之万分思念上海。转眼就是圣诞了，朱家孙儿朱文□约她当舞伴参加了一个圣诞舞会，她穿著旗袍、头发卷成当时流行的发型，打扮得成熟入时。就在舞会上，她认识了朱文□的同学，燕京大学经济系17岁的洪君彦，心生爱慕。恰好洪君彦也是上海人，父亲是银行家，两人生活习性相近，彼此都有好感，或许童年孤单和北京寂寞生活让章含之更渴盼爱吧，这段恋情很快开始——17岁的大学生和14岁的中学生，呵呵，绝对算早恋吧：）北海水边，未名湖畔，两人谈文学谈小说，很是快乐。
    　　 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章含之在贝满女中受到革命熏陶后变得非常激进，肃反运动一开始，她就跑去揭发自己40岁的大哥章可有支持希特勒纳粹党的反动言行，章可被隔离审查，北京私立京华美术学院院长的职位从此也丢了，放出来后和这个革命小妹妹十年都没说过一句话。这年十月，毛泽东国庆招待会，15岁的章含之跟着父亲去了中南海，这是章含之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不过听不懂大人说什么，由江青带着出去玩去了。
    　　 1951年，洪君彦参加土改去了，两人鸿雁传书，感情亲近。
    　　 1952年，洪君彦大学毕业，到中央财经学院任政治课助；章含之也参加了共青团。中学期间因为学习鲁迅批章士钊的文章，对父母非常反叛，也拒绝学习历史和传统文化（章士钊很复古，学贯中西，古文化深厚，曾反对白话和新文化运动，可惜章含之因为激进的思想没得到他的古文化传承），导致20年后连越俎代庖是什么意思都不会翻译，被周总理批评，此乃后话。
    　　 1953年，洪君彦开始在北大任教，并入党；章含之中学毕业，在组织要求下考入北外学习英文（她起初不乐意，想学工，章士钊倒觉得她学英文其实不错，后果然如此；她从小喜欢看简爱，想当演员，在大学语话剧社扮演过《奥赛罗》中的苔斯塔蒙娜），即将是大学生了，18岁的章含之带着洪君彦见了父母，门当户对，家人很赞成，于是订了亲。
    　　 53年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18岁的章含之同母异父的哥哥（一说应该是弟弟）来认亲，她知道自己是养女身份后，瞒着父母由洪陪同在暑假跑去上海见了生母。生母嫁了个商人，生了三个儿女，有汽车洋房，生活颇为富足。据说章含之为此怨恨养父母，还想和章士钊脱离关系、划清界限，后经过彭真劝说要正确对待，才听了组织上的话。
    　　 57年，章含之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和洪君彦正式结婚，初恋就成了夫妻，一对才子佳人，颇让旁人羡慕！
    　　 婚后一个月，两人分别被劳动下放京郊，每月相聚鱼雁传书了一年，情深意浓。
    　　 1959年，27岁的洪君彦在北大经济系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年轻有为。
    　　 1960年，在周总理关怀下，全家从朱家搬进了史家胡同51号的宽敞四合院。
    　　 1961年，26岁的章含之生下了一个女儿（就是大名的洪晃了，现在开始出场），小妞妞的到来给80岁的章老带来了无边的快乐（同年十月，章老的第一位夫人吴弱男从沪来京参加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活动，被周恩来尊称为吴先生，章老似乎还去见过面；同年，另一位奇女子龚澎正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上）。
    　　 小妞妞出生后，章含之和父母的关系还是不好（不喜欢“民主人士”女儿的头衔，要做彻底革命党员），于是找了个借口搬到学校去住了。夫妇俩周末才回四合院看看女儿——可以说，章含之后来说和乔冠华恩爱的时候提到她前半辈子没去关爱照顾过别人，所言非虚，连自己女儿都不怎么管。
    　　 尽管如此，章老还是很关爱这个女儿的，1963年12月26日，毛泽东70大寿，家宴的时候请了章士钊等4位老乡参加，允许带一名子女，82岁的章老就带上了28岁的章含之（这次去的还有的毛表侄孙女王海容）。就这次，毛主席知道章含之学英语后笑着说要请她教英文，从而揭开了“主席老师”的序幕：64年元旦开始的半年中，一周去一次，一次一小时左右（估计加起来学了30来个小时），除了教英语，还陪聊天、散步、传递借书等。聊天中，章含之表露出要和章士钊划清界限等激进革命思想，还有了政治文学七分三分之争的对话（这成为章含之后来常得意提及之事）。
    　　 就在这教英语的64年，洪君彦四清运动去湖北半年，夫妻两人鸿雁传书感情依然不错。
    　　 到了1966年，一切都变了，因为文革开始了。北大首先遭殃，洪君彦被当作黑帮，被红卫兵围斗，被剔了阴阳头。章含之被打成黑帮爪牙，也开始害怕，频频跑回四合院寻求荫蔽（这时候不划清界限了？似乎也就这期间，章说自己与父亲和大哥的关系冰释——章刻意而为？）8月19日，红卫兵押着洪君彦到史家胡同被抄家，红卫兵在翻出了毛主席亲笔信后罢休离去。这天，夫妻见了面，据说章觉得丈夫阴阳头丢人没面子，骂其怎么不去死，让洪多年后仍耿耿于怀。相比之下，章老和女婿互说牵连了对方，鼓励他要想得开，让洪倍加感动。此事后，章老给毛主席写信告知抄家一事，在大力支持红卫兵的年代毛还是很给老交情面子的，特意批复关照，后来四合院再未遭麻烦。
    　　 这年年底，被回信关照后的章含之参加了三个月的革命大串联（丈夫挨斗没这这资格）。文革前，丈夫事业一帆风顺，才子佳人，章颇有面子应该还算满意；文革一来，丈夫倒了楣，章心思就开始变化了，觉得革命需要理工科，丈夫今后没出息。去串联期间，摆脱了之前的政治恐惧，在宁波游山玩水，心情大好，估计浪漫情怀又滋生了出来，正当风韵的30岁章含之就和同事张好上了，举止亲昵自称洋派都这样，后来据说在洪大姐家中发生不轨行为被洪家知晓。67年3月回来后，章刻意躲避丈夫，并发脾气剪了结婚照（洪外甥还在场）。洪的批斗处境依然很惨，想自杀，被妹劝阻并告知章出轨事宜，洪后来发现了章包里的照片避孕套等物证，两人大闹，从此感情破裂，但依旧是夫妻之名。
    　　 67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周总理管辖的外交部成了重灾区，驻外使节纷纷被召回（毛授意下造反派们开展的荒唐外交把周之前建立的良好关系毁于一旦，令人痛心），乔冠华夫妇都挨整，乔当时在章家附近卖写有批斗自己文章的大字报。在一个小文具店，32岁的章含之第一次见到了54岁的乔冠华，后得知他是外交副部长，印象深刻。
    　　 68年，章含之在外语学院再次挨整，章凭借和毛的私交前后两次写信反映情况，毛依然很给面子，章不仅毫发无损，还被委以69年党“九大”翻译的光荣任务，外语学院也派驻了部队，解决了一些冤屈，章一时成为英雄人物（这也是章后来多次提及的文革中敢于直言的事迹）。
    　　 69年，奚夫人去世（老太太估计看出点什么，曾劝过洪要多回来，希望两人和好，可惜未能如愿），据章说二人似乎是这年开始正式分居（但看后来记录，洪好像也还住史家胡同，具体待考证）。
    　　 洪章二人的故事就先写到这里吧，接下来需要出场的是章含之的后一段恋情了……
    　　70年是章含之时来运转的一年，这年，她为了留在北京去了北京纺织厂（外语学院要南下），以方便照看看章老（据说好像想接香港的殷夫人来，未果）。6月，34岁的章含再次被毛主席召见，要她去湖南干校负责教改工作。9岁的妞妞没有外婆照看了，章含之动用关系把她送到北外附属学校读书。同年9月，被整生病的龚澎去世，乔冠华悲伤不已。
    　　 71年3月，干校归来的章含之又被主席召见，并钦点她进了外交部（据说毛当时扶植了一批亲属进入外交部，有王海容、章含之等五朵金花，可以直接“通天”）。从此，本是大学英语教师的章含之就这样迅速蹿红，开始了她的“外交”生涯。7月，大病初愈后的乔冠华也回到外交部工作，担任副部长。章老的《柳文指要》也出版了，托章带给乔，当科员的章怕人说和副部长攀关系，没给（有了后来的扣书事件）。
    　　 71年是一个重要年份，国内林彪叛逃失败，国外外交恢复并大有进展，顺利回到联合国。10月，基辛格访华（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在接待的筹备会上，乔认识了章，得知其是章老之女。11月，乔作为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大会，章也被钦点为翻译人员之一。大会期间，在一个临时与布托会面中乔找章做翻译，结果章翻译的很糟糕，被乔骂了一通；后来因为章送一个文件，乔没时间看数落了她几句，章还给气哭了，同朋友说还不如回去当教师（从旁可见她当年的"外交业绩"）。本次大会，乔冠华的演讲天分和个人风度显露无疑，爽朗笑声代表着中国的信心，其出色表现赢得了世界的称赞。
    　　 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开始接触，乔冠华与基辛格的谈判获得重大成功，很是风光。到了8月，又开始准备联合国大会事宜，乔和章再度见面，开始频繁交流（章说是乔对她有好感，其他当事人说是章主动靠近乔，谁是谁非我也不知道，大家自己判断吧），但似乎乔还不知道章的家务事（据洪晃回忆，大概就这一两年间，洪君彦好像已经回校教书了，但夫妻两人见面就往死里吵架，不知道是洪另外有了人，还是章的缘故，其中纠纷只有当事人才说的清楚了），也只是有好感而已（送女代表一人一朵玫瑰花事件）。不过好像真的是缺什么就来什么，紧接着9月的一天，代表团临出发的头一天，毛主席和代表团见面，忽然当着大家的面批评章含之“要面子”、“丈夫外面有人了”、“为什么不离婚？”、“要解放自己”等话语。章尴尬后立刻表示“批评的对，我回去就办！”，毛表示鼓励——就这样，乔冠华知道章“婚姻不幸”要离婚了，据说从此动了心思（感慨一句，毛主席真是“神”啊！）。在外出大会期间，乔约章听音乐，为其写诗（晚风孤夜深秋院，隔江人在雨声中）、担心其回程的飞行安全等等。回京后也是电话不断（章自己说两人只是聊天，没有说到爱情——你信么？），并催促问章离婚办得如何了，还表示了求婚（章还推辞拒绝了一下，呵呵，欲说还休?）。
    　　 接下来的73年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一一写来：
    　　 1、离婚：3月，洪君彦和章含之正式离婚（时年章38岁，洪41岁，23年情分随风而逝），洪的要求是把女儿送到国外去（这两年期间，都是洪周末陪女儿骑自行车什么的，感情很深），当然，有乔冠华的关系，洪晃就在12岁这年作为外交部特选的红小兵空降去了美国（想想国内水深火热的老百姓生活，实在太过对比）。章离婚的消息很快被60岁的乔得知，乔大喜！80岁的毛老人家也得知，连夜送了一大筐苹果表示祝贺！
    　　 2、定情：离婚后，章含之说王海容传话说毛不高兴她和乔谈（从毛后来为乔题打油诗来看没啥反对，后来还说乔政治上扭秧歌，不如章坚定，找章还不错）而觉得有压力，从而拒绝乔，结果乔因为某夜找不到她而喝醉，让她动心了。随即两人感情逐渐稳定，还见了章老，章老也很喜欢乔，还给了一万元（柳文的稿酬）作贺礼。但是乔的子女非常反对这段感情，30岁的大儿子（后来也是外交家）认为章在政治上很不成熟，不能帮助乔（从后来的事情看，大儿子眼光很准），不合适。二女儿则觉得龚澎才走了两年多父亲就要找个小22岁的女人当继母很“对不起妈妈”。好像章为了不让屋里挂龚澎的照片而吵闹，要和乔过二人世界容不得子女，最后逼得一对儿女搬家走了（当时大儿媳妇正在怀孕只好搬回娘家，女儿去了单位集体宿舍），乔还电话报警说家里遭了小偷（因为搬家的时候乔不在家，为此很生气），要追究。据说子女的意见还闹到了邓颖超邓妈妈们，不过周恩来对爱将乔的选择表示支持。
    　　 3、逝世：吴弱男72年发表了《纪念中山先生诞辰寄语台湾旧友》的公开信（希望统一），73年4月在上海病逝，享年87岁。同年5月，章老借探亲殷夫人去了香港，为台湾事情斡旋，7月在香港病逝，享年93岁（这对结发夫妻早年参加革命，经历了民国、战乱、新中国，中年分居，高龄时同为台湾事宜奔波，三个月间相继离世，令人感慨！）。章含之带妞妞去香港处理后事。章士钊一生是非浮名众多，定论为著名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在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化中，一个文人，无论是当门客，当说客，能相对优越的活到如此高龄寿终正寝，有许多值得思考之处；其教育子女说过要“做人要心存善良，切莫加害他人”，能广结善缘，可能是其幸运的因素之一吧。
    　　 4、搬家：香港归来，大哥章可表示要搬出去住，章含之就在外面给他找了房子，翌年60岁的章可结婚，72岁去世，留下大量书画。章可一生画画为伴，40岁的时候被章含之揭发纳粹情结被搞得很惨。不太明白为什么是亲生儿子章可搬出去，而留下养女章含之居住？估计和当时章含之正在外交部大获提升，红极一时有关？请另作考证。
    　　 5、外交：据说6月毛一次谈话说可以有女大使，章就可以当加拿大女大使（当年龚澎被整的罪名之一就是想当女大使，不知道毛这次钦点是何含义，只能当个翻译整理文件的章含之好像离女大使的水平相去甚远啊）。一去三五年，章不想和乔分开，以爱情为由回绝了（这也是她多次提起自己为爱做的事业牺牲，呵呵，不过外交部长夫人好像可以更风光吧）。好像七八月批了一下乔，但很快没事，乔8月当了中央委员，10月二人同去纽约开安理会，在外生活很惬意。11月基辛格要再次访华，周恩来催乔冠华赶紧回去，结果章觉得乔回去会卷入政治纠纷（具体会纠纷啥我也不知道），劝他以安理会事情忙为由别回去，躲开这件事。乔犹豫后果然照办，结果被总理严厉批评，赶紧回去准备接待（这就是章“外交”业绩和水平，乔失去龚澎真的损失太多！）。
    　　 6、批周：11月底，就中美关系处理不当为由矛头直指周恩来，开始批周。在这次批斗会上，乔和章二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安全，居然向总理发难，成为发向总理的一颗炮弹。如果追随总理30年的龚澎地下有知，该如何相信这就是大受总理保护和信任的丈夫乔冠华的所为（这和毛一手扶植起来的章的影响难逃干系）！也因为此事，外交部其他多人的回忆录中都认为乔章二人此举太没有良心，谁都可以但乔不应该背叛总理！此事也成了乔后来的一块心病，据说两年后向总理道歉，总理表示大度原谅，他才自我安慰觉得心灵受到了救赎。而章的回忆录中含糊其辞不敢真实提及。
    　　 7、结婚：12月11日，乔冠华搬入史家胡同，二人正式结婚。还是说这房子，是周总理照顾章家，说房子继续让亲属居住（夏天还装修过），让乔冠华以后就搬来史家胡同住四合院吧，比较宽敞。结婚之时，二人刚批过周，不知住进这总理关怀下的新居有何感想！
    　　 73年就这样过去了，这一年真的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转眼进入1974年，这一年过的很舒服，章含之被钦点进入外交部三年来一路飞升，从科员、副处长、处长、副司长，走完了别人20年的仕途（章把这归结为自己的能力和奋斗，明眼人一看就知为何了）。3月份，乔给邓小平写联大发言稿，很受器重，秋天荣升外交部长，章随之多次出访，很是风光。外交部其他当事人回忆，冬天的时候，总理病重，乔章二人多次替江青网络人才。
    　　 75年，外交部人事斗争日益白热化，且全国处于“批邓”高潮，“四人帮”暂居上风之际，章含之再次将命运寄托于与毛的私交，以“我们”（章、乔）之名，上书告发两名“敌人”——当时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唐闻生、王海容。可此招实在不高明，这封信彻底断送了二人的政治前途，被毛指为“借刀杀人”，从此章在毛处的地位一落千丈，也加速了二人投靠四人帮。
    　　 76年，周恩来逝世，然后毛主席逝世，10月四人帮倒台，查出来的拟定名单上乔被任命为副总理。乔被隔离审查，77年初章也被隔离审查，3月乔心脏病发作入院——章的外交生涯就此落幕（时年41岁）。
    　　
    　　 受其牵连，洪晃也被从美国弄了回来。倒是父亲洪君彦继续来陪伴他，洪离婚后娶了五朵金花演员之一的朱一锦（原来有次婚姻，所生女儿老公就是歌手景冈山），让洪晃很不喜欢。
    　　 不过洪晃三年后再去美国留学，也是父亲一手联系的，还专程去探望在校可好，爱女情深可见一斑。
    　　 乔住院期间，颇受邓小平关照，于79年2月出院回到了史家胡同，乔章二人期间780多天未能谋面。接下来的5年生活在四合院内度过，就很平淡了，章含之一直照顾乔，一同生活，直到83年8月乔去世。
    　　 乔冠华去世后，章去上海生母处小住（生母对有外交部长的女婿很自豪，来京坐过红旗车等风光过），生母劝48岁的她再找个人结婚，章引用了黄宗英的话“见过大海的人不会再为小溪停留”，也对，乔章二人都是才子文人性情，都爱浪漫，爱文学，章这位上海小姐出身的人也非常小资，精致而体面，讲究生活品质，爱漂亮，会做衣服（章在当年定工作服时也会掐腰，把方领改成圆领等，隔离审查时凭此把女看守哄得很好），乔恃才傲物，声名远扬，章再找人也盖不过乔冠华了。题外话：黄宗英后来嫁给冯亦代（乔龚的红娘），坚持把冯亡妻的照片挂在房中以作纪念，比章为了龚的照片吵闹又强出了不知多少！
    　　 乔去世前不久（1983年）被重新委任为对外友好协会顾问，章含之任协会理事。87年章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国际部主任，90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部主任。
    　　 92年，洪君彦从北大退休后移居香港（好像和朱离婚了，后来又娶了一个，是谁不清楚）。
    　　 93年，章含之开始陆续发表文字（作为乔冠华的遗孀，章含之写了不少回忆的文字）。
    　　 94年，章出版了《我和乔冠华》一书，并加入了作家协会。
    　　 95年，洪君彦为章含之对其离婚情节不实的描写表示不满，找过洪晃诉说，女儿劝其写一篇《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因为不久后章含之病重而作罢。
    　　 晚年生活不是太清楚了，只知道2003年洪晃出版了《我的非正常生活》（http://book.sina.com.cn/liter/myabnormallife/），几乎同时，章含之的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也出版了（http://book.sina.com.cn/nzt/his/dahongmen/index.shtml），一时间很是风靡，母女二人又是签售，又是参加参加电视访谈等，频频在媒体露面。章含之依然讲述当年关于毛主席、章士钊、乔冠华等往事，年轻的媒体人认为优雅风度，是“末代名媛”。
    　　 一年后（2004年），洪君彦就章含之的不实之词忍无可忍，在香港明报上连载《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披露当年诸多内幕。后经过女儿恳求，写了一半就停止发表了。据说全本近来在香港出版，我找不到，没看过，其间孰是孰非如今只有洪君彦知晓了。
    　　 2006年，母女二人出演电影《无穷动》（没看过，不清楚），据说为此章含之被称为“时尚老太”，这倒是圆了她从小相当一名演员的梦。
    　　 2007年，章含之开始给自己写自传。
    　　 2008年1月，章含之因病逝世，媒体竞相报道，称其为“杰出女外交家”、“一代名媛”。
    　　
    　　旁论（名头的注解，抱歉，并非刻薄，只是真实的解释，有助理解吧）：
    　　总督孙女——民国安徽都督陈调元公子的私生女；
    　　总长女儿——段祺瑞政府司法教育总长的养女；
    　　主席老师——毛主席70岁时的英语家教（共30个小时左右，含聊天时间）。
    　　部长夫人——前外交部长乔冠华60岁时娶的续弦。
    　　
    　　后记：
    　　 总算写完了，查了不少资料，可能疏漏之处仍然不少，但是尽量想还原其一生的经历吧，欢迎交流指正。
    　　 我的感觉：章含之如果就当一个大学英语老师，也许要好的多，当然可能也平淡的多，不知道哪个选择是她愿意的。其命运轨迹和政治太相关联，但其并不擅长于政治，也或许就是其宿命之所在吧。一生为各种名头身份所累，反而没看出一个真实的自我。不过一生经历，也算颇为传奇了。
    　　
    　　其他：
    　　一、 认识了两位奇女子：吴弱男和龚澎，可敬可敬！
    　　二、 章含之洪晃母女其实长得挺像的（尤其眼睛和嘴巴），只是五官整体看就差别很大了。
    　　三、 世界很八卦，歌手景岗山和演员陈红有什么关系呢？景岗山的妻子的妈妈的第二（？）任丈夫的女儿（与前妻所生）的第二任丈夫的第二任妻子就是陈红了——比绕口令还累！
    20:22 | 添加评论 | 固定链接 | 写入日志 | 新闻与政治
    3月9日

    谈交友

    钱钟书

        假使恋爱是人生的必需，那未，友谊只能算是一种奢侈；所以，上帝垂怜阿大（Adam）的孤寂，只为他造了夏娃，并未另造个阿二。我们常把火焰来比恋爱，这个比喻有我们意想不到的贴切。恋爱跟火同样的贪滥，同样的会蔓延，同样的残忍，消灭了坚牢结实的原料，把灰烬去换光明和热烈。像拜伦，像哥德，像缪塞，野火似的卷过了人生一世，一个个白色的，栗色的，棕色的情妇（Une blonde， Chataigne ou brune matitresse缪塞的妙句）的血淋淋的红心，白心，黄心（孙行者的神通），都烧炙成死灰，只算供给了燃料。情妇虽然要新的才有趣，朋友还让旧的好。时间对于友谊的磨蚀，好比水流过石子，反把它洗琢得光洁了。因为友谊不是尖利的需要，所以在好朋友间，极少发生那厌倦的先驱，一种厣足的情绪，像我们吃完最后一道菜，放下刀叉，靠着椅背，准备叫侍者上咖啡时的感觉，还当然不可一概而论，看你有的是什么朋友。

        西谚云："急需或困乏时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不免肤浅。我们有急需的时候，是最不需要朋友的时候。朋友有钱，我们需要他的钱；朋友有米，我们缺乏的是他的米。那时节，我们也许需要真正的朋友，不过我们真正的需要并非朋友。我们讲交情，揩面子，东借西挪，目的不在朋友本身，只是把友谊作为可利用的工具，顶方便的法门。常时最知情识趣的朋友，在我们穷急时，他的风趣，他的襟抱，他的韵度，我们都无心欣赏了。两袖包着清风，一口咽着清水，而云倾听良友清谈，可忘饥渴，即清高到没人气的名士们，也未必能清苦如此。此话跟刘孝标所谓势交利交的一派牢骚，全不相干，朋友的慷慨或吝啬，肯否排难济困，这是一回事；我们牢不可破的成见，以为我和某人既有朋友之分，我有困难，某人理当扶助，那是另一回事。尽许朋友疏财仗义，他的竟算是我的，在我穷急告贷的时节，总是心存不良，满口亲善，其实别有作用。试看世间有多少友谊，因为有求不遂，起了一层障膜；同样，假使我们平日极瞧不起、最不相与的人，能在此时帮忙救急，反比平日的朋友来得关切，我们感激之余，可以立刻结为新交，好几年积累的友谊，当场转移对象。在困乏时的友谊，是最不值钱了——不，是最可以用钱来估定价值了！我常感到，自《广绝交论》以下，关于交谊的诗文，都不免对朋友希望太奢，批评太刻，只说做朋友的人的气量小，全不理会我们自己人穷眼孔小，只认得钱类的东西，不认得借未必有、有何必肯的朋友。古尔斯密（Goldsmith）的东方故事《阿三痛史》（The Trage of Asem），颇少人知，1877年出版的单行本，有一篇序文,中间说，想创立一种友谊测量表（Philometer），以朋友肯借给他的钱多少，定友谊的高下。这种沾光揩油的交谊观，甚至雅人如张船山，也未能免除，所以他要怨什么"事能容俗犹嫌傲，交为通财渐不亲"。《广绝交论》只代我们骂了我们的势利朋友，我们还需要一篇《反绝交论》，代朋友来骂他们的势利朋友，就是我们自己。《水浒》里写宋江刺配江州，戴宗向他讨人情银子，宋江道："人情，人情，在人情愿！"真正至理名言，比刘孝标、张船山等的见识，高出万倍。说也奇怪，这句有"恕"道的话，偏出诸船火儿张横所谓"不爱交情只爱钱"，打家劫舍的强盗头子，这不免令人摇头叹息了：第一叹来，叹惟有强盗，反比士大夫辈明白道理！然而且慢，还有第二叹；第二叹来，叹明白道理，而不免放火杀人，言行不符，所以为强盗也！从物质的周济说到精神的补助，我们便想到孔子所谓直谅多闻的益友。这个漂白的功利主义，无非说，对于我们品性和智识有利益的人，不可不与结交。我的偏见，以为此等交情，也不甚巩固。孔子把直谅的益友跟"便僻善柔"的损友反衬，当然指那些到处碰得见的，心直口快，规过劝善的少年老成人。生就斗蟋蟀般的脾气，一搠一跳，护短非凡，为省事少气恼起见，对于喜管闲事的善人们，总尽力维持着尊敬的距离。不过，每到冤家狭路，免不了听教训的关头，最近涵养功深，子路闻过则喜的境界，不是区区夸口，颇能做到。听直谅的"益友"规劝，你万不该良心发现，哭丧着脸；他看见你惶恐觳触的表情，便觉得你邪不胜正，长了不少气势，带骂带劝，说得你有口难辩，然后几句甜话，拍肩告别，一路上忻然独笑，觉得替天行道，做了无量功德。反过来，你若一脸堆上浓笑，满口承认；他说你骂人，你便说像某某等辈，不但该骂，并且该杀该剐，他说你刻毒，你就说，岂止刻毒，还想下毒，那时候，该他拉长了像烙铁熨过的脸，哭笑不得了。大凡最自负心直口快，喜欢规过劝善的人，像我近年来所碰到的基督教善男信女，同时最受不起别人的规劝。因此，你不大看见直谅的人，彼此间会产生什么友谊；大约直心肠颇像几何学里的直线，两条平行了，永远不会接合。照我想来，心直口快，无过于使性子骂人，而这种直谅的。"益友"从不骂人，顶反对你骂人。他们找到他们认为你的过失，绝不痛痛快快的骂，只是婆婆妈妈的劝告，算是他们的大度包容。骂是一种公道的竞赛，对方有还骂的机会；劝却不然，先用大帽子把你压住，无抵抗的让他攻击，卑怯不亚于打落水狗。他们喜欢规劝你，所以，他们也喜欢你有过失，好比医生要施行他手到病除的仁心仁术，总先希望你害病。这样的居心险恶，无怪基督教为善男信女设立天堂。真的，没有比进天堂更妙的刑罚了；设想四周围都是无暇可击，无过可规的善人，此等心直口快的"益友"无所施其故技，心痒如有臭虫叮，舌头因不用而起铁锈的苦痛。泰勒（A·E·Taylor)《道学先生的信仰》（Faith of a Moralist）书里说，读了但丁《神曲天篇》，有一个印象，觉得天堂里空气沉闷，诸仙列圣只希望下界来个陌生人，谈话消遣。我也常常疑惑，假使天堂好玩，何以但丁不像乡下人上城的东张西望，倒失神落魄，专去注视琵雅德丽史的美丽的眼睛，以至受琵雅德丽史婉妙的数说：" 回过头去罢！我的眼睛不是唯一的天堂（che non pur ne'miei occhi eparadiso）" [B。天堂并不如史文朋（Swinburne)所说，一个玫瑰花园，充满了浪上人火来的姑娘（A rose garden full of Stunners），浪上人火来的姑娘，是裸了大腿，跳舞着唱"天堂不是我的分"的。史文朋一生叛教，哪知此中底细？古法文传奇《乌开山与倪高来情史》（Aucassin et Nicolette）说，天堂里全是老和尚跟残废的叫化子；风流武侠的骑士反以地狱为归宿。雷诺（Renan）《自传续编》（Feuilles detachees）序文里也说，天堂中大半是虔诚的老婆子（vieilles devotes），无聊得要命；雷诺教士出身，说话当然靠得住。假使爱女人，应当爱及女人的狗，那么，真心结交朋友，应当忘掉朋友的过失。对于人类应负全责的上帝，也只能捏造——捏了泥土创造，并不能改造，使世界上坏人变好；偏是凡夫俗子倒常想改造朋友的品胜，真是岂有此理。一切罪过，都是一点未凿的天真，一角消毁不尽的个性，一条按压不住的原始的行动，脱离了人为的规律，归宁到大自然的老家。抽象地想着了罪恶，我们也许会厌恨；但是罪恶具体地在朋友的性格里衬托出来，我们只觉得他的品性产生了一种新的和谐，或者竟说是一种动人怜惜的缺陷，像古磁上一条淡淡的裂缝，奇书里一角缺页，使你心窝里涌出加倍的爱惜。心直口快的劝告，假使出诸美丽的异性朋友，如闻裂帛，如看快刀切菜，当然乐于听受。不过，照我所知，美丽的女郎，中外一例，说话无不打着圈儿挂了弯的；只有身段缺乏曲线的娘们，说话也笔直到底。因此，直谅的"益友"，我是没有的，我也不感到"益友"的需要。无友一身轻，威斯娄（Whistler）的得意语，只算替我说的。

        多闻的"益友"，也同样的靠不住。见闻多，己诵广的人，也许可充顾问，未必配做朋友，除非学问以外，他另有引人的魔力。德白落斯（President de Brosses)批评伏尔泰道："别人敬爱他，无非为他做的诗好。确乎他的诗做得不坏，不过，我们只该爱他的诗（Mais ce sont ses vers qu'il fautadmiter）"——言外之意，当然是，我们不必爱他的人。我去年听见一句话，更为痛快。一位男朋友怂恿我为他跟一位女朋友撮合，生平未做媒人，好奇的想尝试一次。见到那位女朋友，声明来意，第一项先说那位男朋友学问顶好，正待极合科学方法的数说第二项第三项，那位姑娘轻冷地笑道："假使学问好便该嫁他，大学文科老教授里有的是鳏夫。"这两个例子，对于多闻的"益友"，也可应用。譬如看书，参考书材料最丰富，用处最大，然而极少有人认它为伴侣的读物。颐德（Andre Gide）《日记》（Pages de Journal l929-1932）有个极妙的测验；他说，关于有许多书，我们应当问：这种书给什么人看（Qui peut leslire）？关于有许多人，我们应该问：这种人能看什么书（Que peu-vent-i1s lire）？照此说法，多闻的"益友"就是专看参考书的人。多闻的人跟参考书往往同一命运，一经用过，仿佛挤干的柠檬，嚼之无味，弃之不足惜。并且，打开天窗说亮话，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在任何方面比我们知道得多，假使个个要攀为朋友，哪里有这许多情感来分配？伦敦东头自告奋勇做向导的顽童，巴黎夜半领游俱乐部的瘪三，对于垢污的神秘，比你的见闻来得广博，若照多闻益友的原则，几个酒钱，还够不上朋友通财之谊。多闻的"多"字，表现出数量的注重。记诵不比学问；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片，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是你所学不会，学不到的。反过来说，一个参考书式的多闻者（章实斋所谓横通），无论记诵如何广博，你总能把他吸收到一干二净。学校里一般教师，授完功课后的精神的储蓄，缩挤得跟所发讲义纸一样的扁薄了！普通师生之间，不常发生友谊，这也是一个原因。根据多闻的原则而产出的友谊，当然随记诵的增减为涨缩，不稳固可想而知。自从人工经济的科学器具发达以来，"多闻"之学似乎也进了一个新阶段。唐李渤间归宗禅师云："芥子何能容须弥山？"师言："学士胸藏万卷书，此心不过如椰子大，万卷书何处著？"记得王荆公《寄蔡天启诗》、袁随园《秋夜杂诗》，也有类似的说法。现在的情形可大不相同了，时髦的学者不需要心，只需要几只抽屉，几百张白卡片，分门别类，做成有引必得的"引得"，用不着头脑更去强记。但得抽屉充实，何妨心腹空虚。最初把抽屉来代替头脑，久而久之，习而俱化，头脑也有点木木然接近抽屉的质料了。我敢预言，在最近的将来，木头或阿木林等谩骂，会变成学者们最尊敬的称谓，"朴学"一个名词，将发生新鲜的意义。

        这并不是说，朋友对于你毫无益处；我不过解释，能给你身心利益的人，未必就算朋友。朋友的益处，不能这样拈斤播两的讲。真正的友谊的形成，并非由于双方有意的拉拢，带些偶然，带些不知不觉。在意识层底下，不知何年何月潜伏着一个友谊的种子；咦！看它在心面透出了萌芽。在温暖固密，春夜一般的潜意识中，忽然偷偷的钻进了一个外人，哦！原来就是他！真正友谊的产物，只是一种渗透了你的身心的愉快。没有这种愉快，随你如何直谅多闻，也不会有友谊。接触着你真正的朋友，感觉到这种愉快，你内心的鄙吝残忍，自然会消失，无需说教似的劝导。你没有听过穷冬深夜壁炉烟囱里呼啸着的风声么？像把你胸怀间的郁结体贴出来，吹荡到消散，然而不留语言文字的痕迹、不受金石丝竹的束缚。百读不厌的黄山谷《茶词》说得最妙："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以交友比吃茶，可谓确当，存心要交"益友"的人，便不像中国古人的品茗，而颇像英国人下午的吃茶了：浓而苦的印度红茶，还要方糖牛奶，外加面包牛油糕点，甚至香肠肉饼子，干的湿的，热闹得好比水陆道场，胡乱填满肚子完事。在我一知半解的几国语言里，没有比中国古语所谓。"素交"更能表出友谊的骨髓。一个"素"字把纯洁真朴的交情的本体，形容尽致。素是一切颜色的基础，同时也是一切颜色的调和，像白日包含着七色。真正的交情，看来像素淡，自有超越死生的厚谊。假使交谊不淡而腻，那就是恋爱或者柏拉图式的友情了。中国古人称夫妇为"腻友"，也是体贴入微的隽语，外国文里找不见的。所以，真正的友谊，是比精神或物质的援助更深微的关系。蒲伯（Pope）对鲍林白洛克（Bolingbroke）的称谓，极有斟酌，极耐寻味："哲人，导师，朋友"（Philosopher，Guide ，Friend）。我有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的老师，都像蒲伯所说，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这五位老师以及其他三四位好朋友，全对我有说不尽的恩德；不过，我跟他们的友谊，并非由于说不尽的好处，倒是说不出的要好。孟太尼（Montaigne）解释他跟拉白哀地（La Boetie）生死交情的话，颇可借用："因为他是他，因为我是我"，没有其他的话可说。素交的素字已经把这个不着色相的情谊体会出来了；"口不能言"的快活也只可采取无字天书的作法去描写罢。

        还有一类朋友，与素交略有不同。这一等朋友大多数是比你年纪稍轻的总角交。说你戏弄他，你偏爱他；说你欺侮他，你却保护他，仿佛约翰生和鲍斯威儿的关系。这一类朋友，像你的一个小小的秘密，是你私有，不大肯公开，只许你对他嘻笑怒骂。素交的快活，近于品茶；这一类狎友给你的愉快，只能比金圣叹批西厢所谓隐处生疥，闭户痛搔，不亦快哉。颐罗图（Jean Giraudoux）《少女求夫记》（Juliette au pays deshommes）有一节妙文，刻画微妙舒适的癣痒（UnChatouille-ment exquis，un eczema,incomparahle，uue adorablement，d'elicieuse gale）也能传出这个感觉。

        本来我的朋友就不多，这三年来，更少接近的机会，只靠着不痛快的通信。到欧洲后，也有一二个常过往的外国少年，这又算得什么朋友？分手了，回到中国，彼此间隔着"惯于离间一回的大海"（Estranging seas），就极容易的忘怀了。这个种族的门槛，是跨不过的。在国外的友谊，在国外的恋爱，你想带回家去么？也许是路程太远了，不方便携带这许多行李；也许是海关大严了，付不起那许多进出口税。英国的冬天，到一二月间才来，去年落不尽的树叶，又籁籁地随风打印浦室的窗。想一百年前的穆尔（Thomas Moore）定也在同样萧瑟的气候里，感觉到手"故友如冬叶，萧萧四落稀"的凄凉（When l remember all The friends so link'Likeleaves in wintry Weatjer.）。对于秋冬萧杀的气息，感觉顶敏锐的中国诗入自卢照邻高瞻直到沈钦圻陈嘉淑，早有一般用意的名句。金冬心的"故人笑比庭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更觉染深了冬夜的孤寂。然而何必替古人们伤感呢！我的朋友个个都好着，过两天是星期一，从中国经西伯利亚来的信，又该到牛津了，包你带来朋友的消息。

    (民国26)1937年1月30日

    14:49 | 添加评论 | 固定链接 | 写入日志 | 个人
    2月21日

    我的AV岁月

    南方都市报
    超低音
    梁文道专栏
     
    读汤祯兆的《AV现场》，我发现原来这是一种整理自己记忆的探索体验。因为阿汤写的，都是我成长经验中不可或缺不可磨灭的一部分；而且在近日气温正在升高的这刻，我必须说，那一部分全部来自日本。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如何爱国也无法否认。阿汤是我这一辈友侪之中，对日本文化研究用力最深、著述最多的；这也是我们这些吃日本次文化奶长大的“小汉奸”们不能否认的。
     
    坦白招认，我们这班年过三十的家伙（男性），有谁没看过日本AV呢？几年前，我参与一本文化杂志的编务，向仍在某畅销周刊工作的刘细良邀稿。好家伙他用的笔名竟然是“加腾鹰”。还记得在编辑室里，我和拍档胡恩威脸上都挂着一丝略显淫邪的笑意，骂刘细良自大得不知廉耻。如果你不懂我在说什么，如果你不知道谁是加腾鹰，那你一定不是“自己人”。
     
    就像上次替汤祯兆写的序一样，我要再次强调日本次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不是一种透明并且直接的植入，而是越淮为枳地被我们积极改造，成了香港年轻人自己的文化加工产品。例如“大丈夫”这三个字，看过日本AV和色情漫画的，一定见过这个常用语。对我们这些不懂日语的人而言，这三个字大概就像它在汉字字面上的意思一样，指的是威武不屈的雄性气概。所以看着那些男角对着正在娇喘连连的女优说一句“大丈夫”时，我们多半以为他或许是在问：“点呀？系唔系好劲呢？”
     
    当然，后来我们知道自己会错了意，“大丈夫”其实是“不要紧吧？”或者“没关系吗？”的意思。这是一个例子，想说明的是包括语言在内，看日本AV其实是一连串的误读和文化翻译。AV作为一种影像语言产品，同样有它自己的文法和辞汇。和大部分人的常识相反，色情电影并不只是赤裸的性场面纪实，也不只是直接诉诸什么人类最原始的欲望这么简单。人的欲望再怎样原始，到底也要经过文化的调节和塑造；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欲望形式甚至欲望物件，你看了大有反应的东西可能只是我们的催眠剂。因此，日本AV的情节、场面和角色其实也是建立在一组固定的符码之上的，日本人如何欣赏它们，与我们的观感一定不大相同。比如说日本AV在进入“打真军”的动作之前，常见漫长的操弄过程。这就不一定很对我们的胃口了，尤其是看惯了很快就“埋牙”的美国色情片的观众，一定觉得这群日本人真无聊。
     
    与一般的电影电视不同，色情片对观众有更高的要求，它不只希望你坐着欣赏，还要引诱你以动作参与，比方说自慰。如果看着AV自慰是种普遍的现象，那我们大致可以猜到，它一定需要一个可以独处的观影空间。汤祯兆在本书里就指出日本年轻人开始在房里拥有个人电视机与AV兴盛的相互关系。但在香港，有多少年轻小伙子可以享受这种奢华，有自己的房间还要有自己的电视？所以看日本AV，对很多人来讲更有种偷偷摸摸的快感，要趁家里没人的时候小心翼翼提心吊胆地看。难怪当年大学刚毕业，我到一些独居的男性同学家中做客，会见到柜子里有一片片日本AV，而主人则面带骄傲的微笑。他长大了，他有自己的房间。
     
    关于性别剥削与物化女性的问题，我自然不敢或忘，这也是我过去看色情电影和漫画一直看得于心不安的原因。最早接触女性主义的影像批评，我觉得自己简直就像背上了原罪。我看那些“颜射”场面看得那么爽，原来是种邪恶的大男人主义作祟，这么多年来我都把女人当成了什么“东西”了？后来看了回帕索里尼的电影，又读了点萨德侯爵的小说，再研读过巴塔耶等左手写色情小说右手写色欲史的思想大师，才开始释然：“咸湿”都可以搞成理论，“大丈夫”！再后来，我又知道了更“进步”的女性主义学说，更是能够坦荡荡地喊一声“色情无罪，睇碟有理”。其实，事情当然不是一条直线往前进这么简单。关于色情文化产品的政治和道德评价，至今没有定论，例如女性主义法学家CatharineMacK-innon就从未在论战中认过输，坚决反对色情电影，坚持认为那是一种剥削。
     
    无论你怎样去判断色情电影的道德价值，我觉得你不能不先去了解它。我看过许多分析色情影片的文章，不能说不仔细，每一个镜头的角度都算得清清楚楚，就像文学作品一样，一副“文本细读”（closereading）的作派。但正如不少“文化研究”毛病一样，它们对文化工业的成品关注得过多，对于那产品的生产方式和过程却了解得太少，一不小心就会沦为自说自话。汤祯兆这本《AV现场》难得之处，在于它可能是中文世界里第一本进入AV工业的作品，从它的导演、男优、女优、配角、星探到制作和发行的过程，每个环节都照顾到了。篇幅不大，但却面面俱全地剖析了日本AV工业的内幕和运作方式。想研究色情文化，这是本基础材料；想要帮助香港发展创意工业，这是块有趣的他山之石（原来咸戏都可以搞到这么有系统）。你也可以像我一样，人家只是藉着这本书，回首自己的青春岁月，解开往日困扰心头的迷题，例如：“点解加腾鹰？罹？？”
     
    最后，对于那些又爱日本又爱国的朋友，我想你们得弄清楚市面上的日本AV几乎无一不是老翻。所以大家尽可放心大力打击日本人的知识产权，振兴我民族翻版工业。
    14:34 | 添加评论 | 阅读评论 (1) | 固定链接 | 写入日志 | 个人
    12月23日

    “低俗小说”的秘密

    Roger Ebert
    　　
    　　四天来我们都坐在黑暗中，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地揣摩“低俗小说”这部片子。我们把影碟机倒来倒去，一会儿暂停，一会儿慢进。我们有整整300个人，而且还是很民主的：无论谁有什么发现，我们都停下来讨论。目标就是好好研究研究这部迷宫似的电影。
    　　
    　　当然，也有人不喜欢“低俗小说”。在美国票房超过一百万的电影中，这可能是最不受欢迎的一部了。一些人来信说，这片子太暴力、太表面化、太下流，“狗屁不通”，他们看了20分钟，30分钟，或一个小时，就走开了。然而对喜欢这部电影的人来说，昆汀·塔伦迪诺的电影是近年来的片子中最令人着迷的了。他们讨论影片的每个细微之处，那种热情程度恐怕只有讨论库布里克的“2001”时才出现过。在大学里的年轻人中间，就没什么近年来的片子能超过这部了。
    　　
    　　从“公民凯恩”到“沉默的羔羊”，我对很多电影作过这种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分析。我发现，要是你找来一大群对待电影态度严肃的人，坐在黑暗中，并请他们自由地发表看法的话，无论什么问题，都有人会给出答案。比如这次，毫无疑问，有一回在黑暗中发表见解的就是一个11岁左右的孩子的声音。
    　　
    　　四天过后，我越来越崇拜这部影片了。它比看上去要微妙、复杂得多。困扰首次看这部片子的人的那些问题，实际上在昆汀·塔伦迪诺和罗杰·阿弗里所写的剧本中（获得奥斯卡最佳剧本）都有解答。当然，第一次看的人是想不出来的。
    　　
    　　影片的故事是相互交织的，而不是按时间顺序展开，因此影片的首位得以呼应，片子的中间部分实际上都是在片子结尾部分的后面发生。其中的一个主要人物，甚至在被干掉了之后还在屏幕上出现。为什么电影用这种方式讲述？大概有三个原因：（1）因为昆汀·塔伦迪诺就像他的fans说的那样，很厌倦那种拖拖拉拉的线性故事线索。（2）使他的剧本类似于计算机上的“超文本”一样，比如你点击“金表”，会看到Butch的故事，点击“足部按摩”，就会看到文森倒霉的约会。（3）《低俗小说》中的几条主要故事线索都是以某种救赎结束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朱思大难不死，决定洗手不干。因此，尽管此时在时间并不是最后发生，把它放在影片结尾还是合理的。
    　　
    　　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觉得很暴力，但当我第二遍第三遍看的时候，发现它并非象我以前所想的那么暴力。但为什么看上去会觉得很暴力呢？因为片子总是用幽默的语言插科打诨，推迟暴力事件的发生。实际上，片子中只能统计出七个人的死亡：
    　　——公寓里的三个小混混，椅子上一个，沙发上一个，厕所里一个，是被文森（约翰·特拉沃塔）和朱思（杰克逊）杀死的。
    　　——马文，公寓里的第四个小混混，被文森不小心枪走火打死在汽车后座上。
    　　——文森被Butch（布鲁斯·威利斯）干掉。
    　　——当铺中两个人被干掉：掌柜Maynard和他的朋友Zed。
    　　——还有两个人的死亡没有以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Butch在拳击场上打死的对手，和当铺地下室里穿皮衣的“the Gimp”
    　　
    　　与此相反，有几个人在影片中获救。米亚（Uma Thurman）过量吸毒还是被救活，Butch在地下室中救了Marcellus，朱思在餐馆中说服兔宝宝和南瓜头，救了餐馆中的食客们。还有，文森和朱思被人用枪乱射居然活了下来。朱思认为这是个奇迹，是上帝的旨意，因而决定洗手不干。而文森满不在乎，最终付出了代价。还有一条搞笑的线索是讲Butch的祖传金表是怎么辗转得以回到他手中的。
    　　
    　　在我们仔细的观影过程中我们发现影片中的许多暴力成分都被置于屏幕之外。公寓中的小混混被射杀时，镜头是对着文森和朱思的。给米亚皮下注射时，镜头在最后一刻切换为米亚突然坐起来。汽车后座的枪击我们也看不到。地下室中的暴力镜头是可见的，但也没超过一般的影片中打斗场面的程度。
    　　
    　　这部片子看得越多，你就越会强烈地感觉在故事情节的下面，隐藏着某种宗教意味的东西。很大程度上这与Marcellus的那个手提箱有关，就是文森和朱思在公寓中抢回来的那个。箱子里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只看到里面有什么在荧荧发光。关于箱子里的东西有很多猜测，但我们恐怕永远不会知道了。我们注意到，开箱的密码是666——撒旦的标记。于是有人想，Marcellus脖子后面那条带子遮住的可能正是666这个号码，他就是恶魔吗？要知道，相信他为上帝所救的朱思活了下来，而蔑视上帝的文森最终死了。
    　　
    　　文森在从厕所出来的时候被Butch用枪打死（这部片子中人们上厕所的时候总是会出点事）。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是Butch用的枪是Marcellus的，他出去买吃的，把枪留在了厨房台面上。有人说：写剧本的家伙一点也不懒，他们把很多时间花在细节上，而这些细节大多数人不会注意到。
    　　
    　　片中还有一条线：许多武器都没用到正地方（没打到文森和朱思的枪，杀死文森的枪，汽车里走火的枪，本用来抢餐馆的枪，当铺里那几个家伙的枪）。而朱思思想上转变之后，他自己的枪甚至用来组织餐馆中暴力的发生。
    　　
    　　在片中不太重要的地方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小秘密。Jack Rabbit Slim’s（Marcellus给Butch交待任务的酒吧）里面吧台的waiter是Steve Buscemi扮演的。就是“落水狗”里面那个说话很快的粉红先生。还有三个在“落水狗”中出演的成员出现在“低俗小说”中，Tim Roth，Harvey Keitel，Tarantino。“落水狗”中有个Vic Vega ，可能与Vincent Vega有点关系。
    　　
    　　Butch在自己的公寓里偷偷走过一扇窗的时候，透过开着的窗能看到“Jack Rabbit Slim’s”的标记。还有一个极为有趣的地方，在当铺里能看到一个霓虹灯标志“Killian’s Red beer”，但有些字母坏了，剩下的是“Kill ed”，后来Butch骑Zed的摩托逃跑的时候，他看了一下摩托车的钥匙链，上面有个Z，把这个Z和“Kill ed”拼起来，就得到“Kill Zed”，事实上，那时Butch刚刚杀了Zed。摩托车的油箱上有个“Grace”，而Butch的逃脱不正是上帝的恩赐（Grace）。
    　　
    　　有两个镜头我们讨论的很多。一个是文森和朱思在公寓里大开杀戒时屏幕上的金色闪光，那是不是与手提箱有关？另外一个是Marcellus授意Butch打假拳的时候，正对着布鲁斯·威利斯的镜头。布鲁斯·威利斯的脸是半明半暗的，被竖向的分割了。分界非常清楚，我们甚至怀疑是不是用了化妆来增强这种效果。
    　　
    　　片子的对话非常幽默，有些地方显然是在向某些经典的著作致敬，不过形式比较现代，比较猥琐。片子开头文森和朱思讨论法国和美国汉堡叫法的不同，让人想起吉姆和哈克贝利·费恩关于法国人为什么不说英语的讨论。朱思总喜欢引用圣经以西结书的一段话，但其实只有一小部分是与原文相同的，更多的是他自己的胡编乱造。
    　　
    　　这部片子的一个基本的策略就是用人物对话把暴力场景往后拖。比如，米亚在地上躺着快要死掉的时候，两个男人却在研究注射器的用法。片子的开头也用到这种手法，文森和朱思两人一边走在公寓的走廊里，一边讨论什么足部按摩。这时的镜头是一直跟着他们的。当两个人走到要去的那间房间门口，发现时间还不到，于是继续向走廊深处走去，并且还继续他们的讨论。但此时镜头停了下来，留在那个门口，似乎在用镜头语言告诉我们：这里才是故事要发生的地方。但两个人还在不紧不慢的说话，似乎连摄像机都不耐烦了，于是气氛就显得越来越紧张了。
    　　
    　　有些人很喜欢“低俗小说”，有些人则讨厌。但原因是一样的：因为这部片子似乎始终在玩弄观众的期望，从不按规矩来。它随心所欲地组织材料，相比之下美国当前的动作片已经陷入了一个公式化的泥潭。昆汀·塔伦迪诺扔掉了好莱坞编剧工厂里传授的所有那些条条框框，白手起家地创造了一种新的编剧方式。“低俗小说”有可能是未来五年内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因为它把我们从无数可以预见的公式化情节中拯救了出来。
    　　
    　　因此，谢谢昆汀·塔伦迪诺。
    15:51 | 添加评论 | 固定链接 | 写入日志 | 电影
    12月20日

    钟晓阳的声音世界

    李强
     
    一、写歌词的作家
    台湾的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常涉足流行音乐的歌词创作。得胡兰成真传的朱天文，一首 《尼罗河女儿》，一首《纯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叶惊艳台湾歌坛。前者跨越万里时空，“只为守候一句爱情”；后者的情调如同其著名小说《小毕的故事》，轻悠中弥漫着淡淡哀愁。这两首歌都交由杨林演唱，该歌手一向有些无脑，但经由朱天文的词作的提升，立即带上了文艺腔。朱天文另有一首公益歌曲《阿旺的家》被滚石公司的合辑《快乐天堂》收录。朱门三姐妹中的朱天衣，文坛成绩明显不及天文、天心，但她胆子更大，索性跑到录音棚，开腔唱了首《深秋浓浓的枫红里》。此歌问世的20年后，我才在台湾校园民歌的纪念合辑里听到，直直的嗓音并无美感，但深刻那个时代的质朴单纯、天真未凿的烙痕。
     
    三毛与流行音乐的纠葛渊源更早，1979年的一首《橄榄树》已成绝世经典，保尔．莫利亚乐队甚至把它改编成了轻音乐，在世界各地演奏。她在散文中不止一次提到过的齐豫和潘越云，1985年推出《三毛作品第15号──回声》，动用了李泰祥、陈扬、陈志远、李宗盛、王新莲、翁孝良等作曲大家，用声音为三毛立传。三毛传奇的成长，唱片精良的制作，齐和潘无可挑剔的演唱，让《回声》入选“台湾百佳中文唱片”，成为华语流行乐迷的珍藏。在《回声》专集之前，三毛已和齐豫合作过专集《祝福》，但作曲上太重的学院技法，让人听来甚感生冷；林慧萍演唱的《说时依旧》，是目前为止认为是三毛最后的歌词创作。曾经爱过的人，在街头错肩，惨绿少年也已斑白鬓角。心中不是没有涟漪的，但歌曲收梢在“别忘了家中孩儿等着你，等爸爸回家把饭开”。平实的意蕴，比《回声》中新孀的恸哭，更令人哀伤。
     
    席慕容不忘自己的草原血脉，一首《出塞曲》写得壮阔磅礴，李南平在旋律创作上别出心裁地进行了变奏，主歌部分是平静的述说，副歌则变得急促紧张，似有马蹄卷过，旌旗飞扬。此歌出现过多个版本，首唱蔡琴以唱校园歌曲出道，淡定、华贵的声音似在讲述前朝旧事；翻唱以张清芳的版本最为有名，她小小的个头，却有他人难以企及的高音，清越嘹亮。MTV真的把大队人马拉到沙漠地区拍摄，漫天黄沙里，娇俏的张清芳一身红衣，画面摄人魂魄。2003年，《英雄》中张曼玉与章子仪枫林决斗的那场戏，我看时有似曾相识之感。
     
    1994年，“帽子歌后”凤飞飞推出专集《驿站．陪伤心人说往事》。该专集特邀当时台湾的文坛高手林清玄、张曼娟、陆寒袖、杨立德、陈克华等人创作歌词，并相中徐志摩的诗作《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个方向吹》，经由在歌坛浸淫30年的凤飞飞云淡风轻，却温暖体贴的唱腔表达，带出迥异于当下歌坛偏低龄化的企划诉求。
    相形之下，更为贴近市场、更能坦然自陈“读者即衣食父母”的香港作家，却较少与流行音乐媾和。80年代的填词高手林振强、陈少琪、潘伟源、迈克，90年代以降的林夕、黄伟文，其本职工作涉及：电影评论家、广告人、传媒人，但皆与专职作家相去甚远。坊间虽有专著刊行，但仅限于游记、絮语、随笔、散文之类，属于“给自己一个交代”那种的文集。即使象李碧华、亦舒、梁凤仪、张小娴这类市场意识极强、并始终与流行时尚界暗渡陈仓的作家，亲自撰写的歌词也绝无仅有。让人猜测：在香港，写歌词的润笔，实在太少？
     
    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一贯行事作风低调的女作家钟晓阳。
     
    从80年代开始，钟晓阳为华语歌坛写作了四首歌词。四首歌，风格各异，旨趣相殊，合作的作曲者和演唱者也各有各精彩。
     
    二、最爱
     
    钟晓阳是香港第二代本土作家中的佼佼者。她1963年出生于广州，后移居香港，1981年从圣玛丽亚英文书院毕业后负笈美国，研读电影。18岁发表长篇小说《停车暂借问》，一鸣惊人，获台湾联合报小说奖。后陆续推出作品《春在绿芜中》、《爱妻》、《流年》、《唤真真》、《细说》、《哀歌》、《燃烧之后》等。漓江出版社曾出版过《腐朽与期待》和《离合》两本小说集。
     
    钟晓阳沐浴着香港这个国际都会的晨风暮雨长大，行笔之间却极少香港作家的地域特色，相反，她颇有几分台湾作家的气息。她与三三集刊过从甚密，不少作品首发于三三集刊；她深得张爱玲的精髓，冷眼看世情，聪明糊涂心；中国古典诗词和说部对她影响颇深，西方文学潮流在她身上着墨不多；笔下的主人公多是深宅大院的闺秀、生活底层漂泊的贫民、不知明日该往何处去的青春少年，较少都市白领和商界名女人；行文沉静娟秀清明沧桑，不见港式女作家惯常的犀利泼辣。
    钟晓阳的作品中惯常会塑造一个代表着古典爱情的女性形象，他们爱得深刻爱得缠绵，但都以悲剧结束。这与她的价值追求有关。“出于对现实的失望，她总在现实中寻找着古典的情怀，但她确切地知道这样情怀在现代社会是无法存身的，所以她又不得不在作品中让它们逝去。钟晓阳以这种哀情的故事，传达着她反省现代香港都市的深刻寓意。”
     
    1986年，钟哓阳的第一首歌词发表，这便是她与娱乐界强女人张艾嘉联合作词、由台湾的李宗盛谱曲的《最爱》。起先，它只是张艾嘉主演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歌，却因为词、曲、唱完美的配合，成为流行音乐中的经典。研读歌词，你会发现，钟晓阳的古典情怀和价值追求得到恣意的宣泄。
    电影《最爱》讲述的是一个简单而纷乱的故事：“你有没有爱上过朋友的男朋友？”白云和阿明（分别由张艾嘉和缪骞人饰演）是闺中密友，白云情难自持地爱上了阿明的未婚夫俊彦。时光倥偬，当初的少女已成老太婆，“闲坐说玄宗”，屋外女儿呼唤母亲晚餐，一副恬然的生活画卷。言谈中恩怨似已全消，记忆里依然块垒耸然。白云和阿明踏着初上的夜色移步就餐，画面外是张艾嘉演唱的《最爱》。
     
    《最爱》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　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
    一生只爱一个人　一世只怀一种愁
    纤纤小手让你握着　把它握成你的袖
    纤纤小手让你握着　解你的愁　你的忧
    啊──　啊──
     
    自古多余恨的是我 千金换一笑的是我
     
    是是非非恩恩怨怨　都是我
    只有那感动的是我　只有那感动的是你
    生来为了认识你之后　与你分离
    以前忘了告诉你　最爱的是你　现在想起来
    最爱的是你　红颜难免多情
     
    （口白）你竟和我一样
     
    影片中的主唱是张艾嘉本人，直直的、带有童音的声线，搭配她公认的演技，自有浑然天成的说服力；但影响力最大的，却是同属滚石唱片公司旗下的女歌手潘越云。潘越云长了张被三毛称为“埃及妖后”似的脸庞，在华裔女人中称不上漂亮，但一旦造型师找准了她的要害，便会把她打扮得美丽异常，让人惊艳。《回声》专集封面上，齐豫象吉普赛女人，潘越云则象拥有一对猫眼的法国女郎。潘越云声线沉厚悠长，表达歌曲细致婉转，非常的中国情调。她是很多作曲家的首选歌手，你能想象到的华人流行音乐作者，几乎都与她合作过。在“台湾百佳中文唱片”的评选中，她是入选唱片最多的女歌手之一。她演唱的《最爱》版本，成为坊间她的各种精选集的必选歌曲，其影响力超过了首唱者张艾嘉──随着电影的封存箱底，主题歌已脱离母体，独自生存。此时，职业歌手的演唱，凭着精准的技巧表达，更为听者接受。
     
    《最爱》是部女性电影，虽然摄影、美术指导、作曲是男性，当然，还缺不了男主角（林子祥），但总体而言，张艾嘉的女性观贯穿影片始终。影片讲述的是一个老套的抢闺中密友男朋友的旧桥段，两位女主角的对话也不离女性话题。阿明的一句话：“一个女人再聪明再能干，还是比不上一个命好的女人”，尤令人喟叹。钟哓阳的歌词也是采取女性视角，吟唱相爱时的专情，和分离后的无限怅惘。百字篇幅里，尽展她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纤纤小手、握成你的袖、解你的愁、自古多余恨、千金换一笑、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红颜多情，几乎是无一字无来历，都可从中国的古代范文里找到出处。
     
    文字的蕴藉，必须搭配上合适的旋律。《最爱》的作曲李宗盛，在此时还不是那么卖油翁般的娴熟匠气，旋律有点生有点涩，钢琴的伴奏拉远了与听众的心理距离（很奇怪，流行歌曲中若以吉他为主奏乐器，你就会感到亲切，钢琴或小提琴则让你有听音乐会的正襟危坐之感），结构打破常规，不是通常的A1+A2+B+A2+B，而是A1+A1+A2+B，一气呵成，一波三折。听者的听觉感受是，钟哓阳的歌词被唱成了三种相互依存、但又有所不同的情绪：“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到“解你的愁你的忧”，歌词反复一次，歌手的情绪平静温存，无限的温柔敦厚；“自古多余恨的是我”到“生来只是为了认识你之后与你分离”，已是深情以后面对宿命的分离的喟叹；“以前忘了告诉你，最爱的是你；现在想起来，最爱的是你”，则是千帆过尽后的坦然与清明。
     
    《最爱》在1988年被张国荣翻唱成粤语（郑国江依据国语歌词稍作改动，改编成粤语版），声音清亮的台湾男歌手殷正洋在90年代也翻唱过，但都没唱出歌曲的精髓。2003年，齐豫在香港举办演唱会，现场演唱高难度的《最爱》，唱出了她独有的飘渺天籁。
     
    三、事情本来就是这样
     
    黄韵玲是台湾公认的才女歌手，说话细声细气的她，象个大学讲师，笔下却能写出既温柔又暴虐的不同风格。赵传的成名作《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如同岩石般坚硬，旋律出自黄韵玲之手，而歌词，是另一个才女李格弟（夏宇）的杰作。
    黄韵玲自己也发表过多张专集，其中不乏佳作。《喜欢你现在样子》清新可人，先后被林忆莲、林志炫翻唱；《三个人的晚餐》、《结婚喜帖》，是台湾流行歌中常见的苦情歌，但黄韵玲用清清淡淡的声音唱出来，反而更有小女儿情态。1991年，黄韵玲推出创作歌集《平凡》，里面收录了一首钟晓阳创作的歌词《事情本来就是这样》。
     
    《事情本来就是这样》
    有时天黑不一定就是夜晚
    有时是它将黑色的长夜
    张挂在烈日空中
    让你乘凉
    有时红日并不一定就是天亮
    有时是它将血色的禁果
    种在你的梦里园林
    让你浅尝
    有时白云背后并不一定躲着太阳
    有时白云只是一片白云
    从今天的天空飘向明天的天空
    所以分手并不一定不再相见
    事情本来就是这样
    事情本来就是这样
     
    钟晓阳被世人津津乐道的是她如同张爱玲般的少年成名，18岁便有浩瀚长篇《停车暂借问》问世；在流行歌坛她也是一鸣惊人，歌词处女作《最爱》，寥寥百字传达从相爱到分离的跌宕，令人惊叹。可是，花无百日红，在小说界，《停车暂借问》之后，钟晓阳也有作品陆续面世，但“钟以后的作品，皆能维持水准，却似乎难有突破”（王德威语）；在流行歌曲领域，钟晓阳的这首《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几乎也是无人知晓，用艾敬的话来说：“我又浪费了一颗子弹。”
     
    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工业化的流行歌曲领域，一己之力实在微薄，即使使上了十分劲，是否受听众欢迎，谁也不敢打包票。具体到这首歌，根子似乎还在黄韵玲身上。黄韵玲的《平凡》专集，通篇采用轻爵士曲风。这种音乐做得好，会让人听到微醺；做得不好，会失之寡淡。很不幸，《平凡》恰恰是后一种。也许，不是黄韵玲做得不好，而是国人实在对旋律情有独钟。而且，黄才女显然不象张才女那样重视钟才女，她把《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写成了专集的过场音乐，属于戏园子里串场的角色，当然挂不得头牌。
     
    其实，如果把这首歌词当作一首小诗来读，水准并不算差，至少比钟晓阳公开发表过的诗作《明天》、《容颜》、《徒然歌》来得通俗易懂，更比她玩票性质填写的词牌《青玉案》、《南乡子》有模有样。
     
    天黑，是阴冷、恐怖的意象，但钟晓阳说：“它将黑色的长夜，张挂在烈日空中，让你乘凉；”红日，是光明、希望的代称，钟却认为：“它将血色的禁果，种在你的梦里园林，让你浅尝；”“白云只是一片白云，从今天的天空飘向明天的天空，”钟晓阳一连用三个意象，突破人们思维的禁区，出其不意地揭示人们常常忽视、甚至根本视而不见的真相，用以点明创作主旨：“分手并不一定不再相见”。钟晓阳的高明之处在于，她着墨的重点并不在于把美好的东西一路打碎，而是在破坏的同时，告诉你还是有一些光亮的东西一息尚存，钟的心目中，事情本来的样子原来是这样。
     
    钟晓阳在她的小说里传达的爱情观也是如此。她不怀疑真感情，但从不使之理想化、梦幻化，她尽力遵照爱情原有的运行轨迹去描摹。她作品里的人物，相爱时总是缠绵、深长而炽热，结局却总是残缺、清冷、余恨悠悠。一切都得随缘，这就是钟晓阳的爱情观，出人意料地，在一首从没流行过的流行歌曲里，得以完整地呈现。
     
    四、是这样的
     
    2003年，香港娱乐界接连失去张国荣和梅艳芳，一个死于自戕，一个死于病魔。两人的绝代风华，都超越了歌坛和影坛。张国荣和梅艳芳因出色地演出《胭脂扣》，而被作家李碧华认为是香港最好的演员；两人都演唱过钟晓阳的歌曲：前文提及张国荣曾在1988年演唱过钟晓阳的歌词处女作《最爱》的粤语版，梅艳芳则是在1994年推出的专集《是这样的》中演唱了钟晓阳的歌词《是这样的》。这张专集的封面以黑白色为主，梅艳芳身着黑色礼服，中性打扮，该照片被选作她葬礼用照。
     
    梅艳芳4岁入行，36年的歌唱生涯中唱过的歌、唱红的歌不计其数。香港走红的《坏女孩》、《烈焰红唇》、《将冰山劈开》、《似水流年》、《似是故人来》、《夕阳之歌》，海峡两岸流行的《女人花》、《亲密爱人》、《床前明月光》，歌迷如数家珍。《是这样的》在梅艳芳的作品里，实在称不上名作。也难怪，那时的梅艳芳，已过了自己的全盛期，并已宣布不再领奖；商业的明星机制占据上风，连成绩优异的叶倩文和林忆莲，都只能在四大天王的世界里勉强分一杯羹。出专集，只是梅艳芳多年的习惯。一下子完全放手，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这首《是这样的》还是很具有话题性。它，是电影《阿飞正传》的主题曲。
     
    《阿飞正传》是一个老套的浪子寻母的故事。但王家卫的用意不在于老故事翻新，甚至不在于安安稳稳地讲一个故事，而是传达“每个人都是浪子”的寓意。亚热带连绵的雨、濡湿的公寓、青色蓝色的基调、浪子舞女警察女售货员窃贼三教九流、张国荣张曼玉梁朝伟张学友刘嘉玲刘德华，老戏精潘迪华．．．．．．构成了独一无二的王家卫的声色世界。王家卫从未用过梅艳芳，但请她配唱影片的主题歌，用香港最有表现力的声音塑型。
     
    《是这样的》
    寻觅中  或者不知畏惧
    曾是这样的爱  曾是这样的对
    如今  自觉真的太累
    唯愿笑着的醉  唯愿继续的醉
    时光  是对的没说谎
    迷惑的是这心没了光
    临别中落了一点眼泪
    然后快乐相对还是背面相对
    来日的问昨天便可知
    难料的是这心没法知
    期待中度过一生散聚
    明日灿烂的去  还是暗淡的去
     
    此歌根据E　LECUONA、J CACAVAS的曲作填词而成，先有曲后有词的操作流程估计让钟晓阳吃了不少苦头。歌曲也不以旋律作主打，而是以爵士为主线。同样走爵士路线的黄韵玲的《事情本来就是这样》遭遇滑铁卢，但，梅艳芳何等角色，她能唱极商业极媚惑的《烈焰红唇》，也能唱卞之琳意蕴悠远的小诗《断章》，轻爵士曲风也是不在话下。更何况，香港人极是聪明，有王家卫的电影，有地产才女作家钟晓阳的填词，即使旋律并不对中国人的胃口，《是这样的》还是被列为专集主打，问询度相当之高。
     
    钟晓阳生于广州，长于香港，粤语自然是她的第一母语。《是这样的》是她唯一一首用粤语创作的歌词，但字里行间依旧透着她独有的感悟。歌曲以“寻觅中，或者不知畏惧”开始，暗合影片讲述的阿飞寻找生母的故事。在这段寻找的旅程里，他有短暂情缘的缱绻，也有亡命的天涯搏杀；“笑着的醉”、“继续的醉”、“快乐相对”、“背面相对”，都是旅程中冷暖自知的体验；副歌处“来日的，问昨天便可知；难料的，是这心没法知；期待中，度过一生散聚；明日灿烂的去，还是暗淡的去”，几乎是阿飞借梅艳芳的口，说自己的心声。《阿飞正传》的开头字幕已经在新一代的文艺青年中广为流传：“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呀，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传闻中是王家卫好友的钟晓阳，用歌词为阿飞的一生作了另一种注解。──其实，心中埋藏这些疑惑的，岂只江湖中人？
     
    五、咖啡杯里的风光
     
    达明一派是香港流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乐队。他们的成功，源于他们在相当市场化的香港乐坛坚持自己的音乐理想，把可贵的人文精神注入歌曲当中，引发人们由听觉到头脑的思考。爱好电影和旅行的迈克，胆大包天，百字篇幅写就《石头记》，开头的叠字之出神入化，堪称大家；达明一派胆子更大，不用什么二胡、笛子、古琴这些中国的传统乐器，以英伦电子曲风谱曲，主唱黄耀明性感的、有点可爱的小滑音的演唱，成就了不可被超越的流行歌曲版的《石头记》。120回的长篇小说，4分钟的流行歌曲，你绝对画不了等号的两件事，被达明一派完成了。
     
    如同很多优秀的组合的结局，达明一派也宣告解散。刘以达致力于电影音乐，黄耀明专心单飞。他离开宝丽金唱片公司，转投罗大佑领导的“音乐工厂”，1994年推出国语专集《明明不是天使》，其中大半歌曲是达明一派时期的粤语歌曲的国语版，新歌中赫然见到了暌违已久的钟晓阳的名字。这一次，她创作的歌词是《咖啡杯里的风光》。
     
    《咖啡杯里的风光》
    你从哪里来  我从来的地方来
    来到这个明亮干净的地方
    今天不回家  今天在这好地方
    谈谈说说笑笑听个好故事
    美酒加咖啡  喝了一杯又一杯
    管它窗外是晴是风还是雨
    不知所云  不言不语  尽在不言中
    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  自己的天空
    忘了时间  忘了明天  无影无踪
    没有神仙  没有英雄  只有一个梦
    今天一个人  明天也许两个人
    看着杯中有个小小的世界
    下个周末  是否有缘来相逢
    寻寻觅觅来来去去都匆匆
    时光要珍惜  好时光就像心中
    有个明明亮亮快乐的天堂
     
    这是钟哓阳的歌词里比较明媚、都市气息较浓的一首。飘着咖啡浓香的都市一角，寂寞的人短暂相逢，也许眼风流转，成就你情我爱的好风月；也许只是几句闲言碎语，陪伴各自一段匆忙的午休时光；也许各怀心思，根本没有调情的心情，喝完杯中最后一滴，走向再不可能错肩的茫茫人海。“美酒加咖啡，喝了一杯又一杯，管它窗外是晴是风还是雨”，钟晓阳一派笃定，恨不能及时行乐的样子；但毕竟阅尽世情，“你有你的，我有我的，自己的天空”，几乎是徐志摩的小诗《偶然》的香港翻版；她到底是矜持的，“没有神仙，没有英雄，只有一个梦”；更有前所未有的光明的尾巴，“有个明明亮亮快乐的天堂”。
     
    此歌由黄耀明谱曲并演唱，欢快的旋律和节奏，营造出歌者的满心欢喜。其实，内里却是虚空的，因为，所有的欢喜只不过是片刻欢娱，甚至美梦一场。要命的是，所有的当事人的都知道这只是一场邂逅，根本没有明天可言。
     
    《最爱》中的钟晓阳，虽然写尽了相爱后的无限怅惘，但毕竟坦然自陈：“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一派古典的中国情怀；而10年后，她已放下身段，暧昧地对共饮咖啡的陌生男子主动进攻：“下个周末，是否有缘来相逢？”
     
    钟晓阳的小说低沉哀婉，笔下是一个“灰清土冷的世界”。反映在流行歌词领域，《最爱》、《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和《是这样的》也同样充满灰扑扑的宿命感；但《咖啡杯里的风光》则性情大变，有着世纪末的放纵情绪。这种情绪，在她的主业──小说创作中，从未有过。
     
    钟晓阳少年成名，饱尝盛名之累，《停车暂借问》后，虽有《腐朽与期待》、《燃烧之后》等佳作问世，但用王德威的话来说，“非杰作”，因为“钟经过了十余年的修炼，我们的期待自然要高于彼时”。此话甚是有理。
     
    现在的钟才女已移民澳洲。不知是否尚有写作之激情。用写小说的边角料写些歌词，还是极有可能的，作为钟氏的读者和歌迷，我满心期待。
    20:00 | 添加评论 | 阅读评论 (2) | 固定链接 | 写入日志 | 音乐
    12月6日

    权威机构评百年TOP100第1无悬念 帝王称臣的442

    　　新浪体育讯　足球发展百年，球星数不胜数。每一代球迷心中都有自己心中最强的王者。不管是贝利还是罗纳尔多，马拉多纳还是菲戈，在喜欢足球的朋友心中，他们都是一段心醉的回忆。在足球统计协会评选出的最强的100个人中，几乎涵盖了百年来最优秀的球星，排名第一的是球王贝利，罗纳尔多第二。不过另一位球王马拉多纳仅列第6。
    　　英国每日星报对此相当有意见，因为查尔顿爵士仅仅排名23，苏格兰骄傲达格利什在25，小贝44，基冈46，莱因克尔56，吉格斯62，欧文68。这些还不是最倒霉的，超级射手阿兰-席勒就没能排进100名。另外曼联的球迷也会失望，乔治-贝斯特、丹尼斯-劳和坎通纳三位旗帜性人物也同样没能入选。现在红的发紫的阿根廷小将梅西也同样无缘榜单。
    　　有失意的就有得意的，伊朗射手阿里-代伊在149场比赛中射入109球，凭此他排名第26，他身后的人有博格坎普、亨利、罗纳尔迪尼奥……
    　　在前100中，法国人最多，16人，接下来是巴西11人， 意大利和德国都是10人，英格兰7人，阿根廷5人。
    　　而意甲无疑是这100大球星生涯中留步最多的地方，有58个人都曾在这里效力。
    　　在这些球员中，如果排出一个442阵容会是怎样的阵容呢？
    　　守门员：舒梅切尔
    　　后卫：罗伯特-卡洛斯、马特乌斯、贝肯鲍尔、卡福
    　　中场：克鲁伊夫、齐达内、普拉蒂尼、菲戈
    　　前锋：贝利、罗纳尔多
    　　上述这些最后将出版成书，售价为14.99镑。
    　　附TOP100排名：
    　　1.贝利 Pele (巴西)
    　　2.罗纳尔多 Ronaldo (巴西)
    　　3.罗马里奥 Romario (巴西)
    　　4.菲戈 Luis Figo (葡萄牙)
    　　5.齐达内 Zinedine Zidane (法国)
    　　6.马拉多纳 Diego Maradona (阿根廷)
    　　7.马特乌斯 Lothar Matthaus (德国)
    　　8.盖德-穆勒 Gerd Muller (德国)
    　　9.贝肯鲍尔 Franz Beckenbauer (德国)
    　　10.卡福 Cafu (巴西)
    　　11.卡洛斯 Roberto Carlos (巴西)
    　　12.巴斯滕 Marco van Basten (荷兰)
    　　13.普拉蒂尼 Michel Platini (法国)
    　　14.里瓦尔多 Rivaldo (巴西)
    　　15.马尔蒂尼 Paolo Maldini (意大利)
    　　16.济科 Zico (巴西)
    　　17.劳尔 Raul (西班牙)
    　　18.古利特 Ruud Gullit (荷兰)
    　　19.尤西比奥 Eusebio (葡萄牙)
    　　20.普斯卡斯 Ferenc Puskas (匈牙利)
    　　21.克鲁伊夫 Johan Cruyff (荷兰)
    　　22.斯蒂法诺 Alfredo di Stefano(阿根廷)
    　　23.博比-查尔顿 Bobby Charlton (England)
    　　24.克林斯曼Jurgen Klinsmann (德国)
    　　25.达格利什 Kenny Dalglish (苏格兰)
    　　26.代伊 Ali Daei (伊朗)
    　　27.鲁梅尼格 Karl-Heinz Rummenigge (德国)
    　　28.巴蒂斯图塔 Gabriel Batistuta (阿根廷)
    　　29.迈克尔-劳德鲁普 Michael Laudrup (丹麦)
    　　30.斯托伊奇科夫 Hristo Stoichkov (保加利亚)
    　　31.博格坎普 Dennis Bergkamp (荷兰)
    　　32.里杰卡尔德 Frank Rijkaard (荷兰)
    　　33.亨利 Thierry Henry (法国)
    　　34.内德维德 Pavel Nedved (捷克)
    　　35.哈吉 Gheorghe Hagi (罗马尼亚)
    　　36.舒梅切尔 Peter Schmeichel(丹麦)
    　　37.舍甫琴科 Andrei Shevchenko (乌克兰)
    　　38.泽普-迈尔 Sepp Maier (德国)
    　　39.德尚 Didier Deschamps (法国)
    　　40.图拉姆 Lilian Thuram (法国)
    　　41.弗朗西斯科利 Enzo Francescoli (乌拉圭)
    　　42.哈坎-苏克 Hakan Sukur (土耳其)
    　　43.保罗-罗西 Paolo Rossi (意大利)
    　　44.贝克汉姆 David Beckham (英格兰)
    　　45.帕潘 Jean-Pierre Papin (法国)
    　　46.基冈 Kevin Keegan (英格兰)
    　　47.德塞利 Marcel Desailly (法国)
    　　48.卡恩 Oliver Kahn (德国)
    　　49.科斯塔库塔 Alessandro Costacurta (意大利)
    　　50.西多夫 Clarence Seedorf (荷兰)
    　　51.佐夫 Dino Zoff (意大利)
    　　52.克鲁伊维特 Patrick Kluivert (荷兰)
    　　53.利特曼宁 Jari Litmanen (芬兰)
    　　54.帕萨雷拉 Daniel Passarella (阿根廷)
    　　55.利扎拉祖 Bixente Lizarazu (法国)
    　　56.莱因克尔 Gary Lineker (England)
    　　57.罗纳尔迪尼奥 Ronaldhino (巴西)
    　　58.维尔托德 Sylvain Wiltord (法国)
    　　59.贝贝托 Bebeto (巴西)
    　　60.皮耶罗 Alessandro Del Piero (意大利)
    　　61.达沃-苏克 Davor Suker (克罗地亚)
    　　62.吉格斯 Ryan Giggs (威尔士)
    　　63.特雷泽盖 David Trezeguet (法国)
    　　64.阿尔贝蒂尼 Demetrio Albertini (意大利)
    　　65.维埃拉 Patrick Vieira (法国)
    　　66.科勒 Jurgen Kohler (德国)
    　　67.布兰科 Laurent Blanc (法国)
    　　68.欧文 Michael Owen (英格兰)
    　　69.德约卡夫 Youri Djorkaeff (法国)
    　　70.弗兰克-德波尔 Frank De Boer (荷兰)
    　　71.布特拉格诺 Emilio Butragueno (西班牙)
    　　72.胡戈-桑切斯 Hugo Sanchez ( 墨西哥)
    　　73.沃勒尔 Rudi Voller (德国)
    　　74.桑托斯 Djalma Santos (巴西)
    　　75.法切蒂 Giacinto Facchetti (意大利)
    　　76.卡努 Kanu (尼日利亚)
    　　77.巴雷西 Franco Baresi (意大利)
    　　78.里维拉 Gianni Rivera (意大利)
    　　79.巴乔 Roberto Baggio (意大利)
    　　80.奥斯卡-鲁杰里 Oscar Ruggeri (阿根廷)
    　　81.波佩斯库 Gheorghe Popescu(罗马尼亚)
    　　82.托马斯 Jon D. Tomasson (丹麦)
    　　83.科帕 Raymond Kopa (法国)
    　　84.巴尔德拉马 Carlos Valderrama (哥伦比亚)
    　　85.科斯塔 Rui Costa (葡萄牙)
    　　86.加里-内维尔 Gary Neville (英格兰)
    　　87.戴维斯 Edgar Davids (荷兰)
    　　88.塔法雷尔 Claudio Taffarel (巴西)
    　　89.斯科尔斯 Paul Scholes (英格兰)
    　　90.西蒙尼 Diego Simeone (阿根廷)
    　　91.布莱恩-罗布森 Bryan Robson (英格兰)
    　　92.罗伊-基恩 Roy Keane (爱尔兰)
    　　93.布莱恩-劳德鲁普 Brian Laudrup (丹麦)
    　　94.拉尔森 Henrik Larsson (瑞典)
    　　95.巴特斯 Fabien Barthez (法国)
    　　96.巴拉克 Michael Ballack (德国)
    　　97.科勒 Jan Koller (捷克)
    　　98.范德萨 Edwin van der Sar (荷兰)
    　　99.皮雷 Robert Pires (法国)
    　　100.内斯肯斯 Johan Neeskens (荷兰)
    15:18 | 添加评论 | 阅读评论 (1) | 固定链接 | 写入日志 | 体育
    11月19日

    初恋

    周作人
    　　那时我十四岁，她大约是十三岁罢。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楼，间壁住着一家姚姓，她便是那家的女儿。她本姓杨，住在清波门头，大约因为行三，人家都称她作三姑娘。姚家老夫妇没有子女，便认她做干女儿，一个月里有二十多天住在他们家里，宋姨太太和远邻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妇虽然很说得来，与姚宅的老妇却感情很坏，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仍旧推进门来游嬉。她大抵先到楼上去，同宋姨太太搭讪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抱着名叫“三花”的一只大猫，看我映写陆润库的木刻的字帖。
    　　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但是还有一层缘故，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在此刻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是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之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
    　　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总之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关系的问题。有一天晚上，宋姨太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说道：
    　　“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
    　　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
    　　“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去了。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病，我便离开杭州口家去了。一个月以后，阮升告假回去，顺便到我家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说道：
    　　“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
    　　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象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①
    　　--------
    　　①周作人并没有忘记橱三姑，直至1946年至1947年间，还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写诗怀念，诗云：“吾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隔壁姚氏妪，土著操杭语……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天时入夏秋，恶疾猛如虎。婉娈杨三姑，一日归黄土……”(《知堂杂诗抄·丙戌丁亥杂诗·花牌楼》)
    20:15 | 添加评论 | 固定链接 | 写入日志 | 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