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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November 公民韩寒的交通问题 ■纳税者说·我的烦恼 □上海 韩寒 ●很多有用的东西，驾校都不教。这也许说明我们相信实践大于理论——撞一次就永远记住了。 ●消费者买车要交税，公务员是用我们交的税买车。治理拥堵，只限私车不限公车。 ●中国一直没有施行大货车尾部强制防护栏——也许是推广时收益很少，完全不及加个什么税、收个拥堵费多，虽然这能对生命有很大保护。 ●中国路不多，但世界上大部分的收费公路都在中国，连国道都是收费的。虽然我们买车交了购置税、增值税、消费税、车船使用税、养路费，甚至还有高达5万的牌照钱。 ●户口不同被撞死后赔偿不同。和谐社会，大家生命为何不能一样贵？ 2000年我拿到了驾照，后来用版税买了一辆车，基本经历了上海私车的发展历程。7年来，我开着各种车在这个中国最大的都市中穿行，这让我有了很深切的感悟。 驾照 把驾照强制捆绑在驾校上，是中国的“专利”。我们国家不一向鼓励自学嘛？他们担心的也许是：万一你从哪里学习到了反动的驾驶方式怎么办？ 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们教了什么？驾驶学校为什么不教人在停车开门时看一下后视镜？我见过不少因为司机停车就直接开门和自行车、摩托车、电动车相撞而导致事故发生的。还有，也没教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请立即下车离开。很多高速事故就是因为人留在车里定定神回味时，被后面的车追尾导致死亡。 不教这些常识，这也许说明我们的学校用心良苦，相信实践大于理论——撞一次就永远记住了。 牌照 上海的汽车牌照价格越来越贵了，2007年9月私人车辆牌照拍卖平均中标价达到49600多元，可以买一辆经济型小汽车。政府的理由是为了控制市中心的汽车流量，缓解交通压力。 我认为牌照拍卖这个制度只能说不合法但合一定程度的理，关键是我们很善于打着造福人类的幌子，干别的事情。如果什么社会发展矛盾都只需要靠大量收费来解决，那政府的功能就未免太简单了。 另外，为什么管理部门对庞大的公车不管不问？消费者买车要缴税，公务员是用消费者缴的税买车。 还有，外地车在上海使用，虽然在车牌发放登记地交过养路费，上海还要征收养路费。我建议外地省市效仿，凡上海车牌照也征收养路费。这样好，亏的是个人，富的是财政。 路牌 上海的路牌“国际化”后，用A1、A2等名字来命名市内公路。但路牌上却没有哪里到哪里的说明，外地司机根本不清楚某条路是哪里到哪里的，只好在十字路口冒着危险拦车问路。 我估计这是某领导出国考察的丰硕成果。建议外省市也这么干，让我们上海人开车过去也问路，这样有利于增进各个地方的文化交流。 防护 今年情人节，我在沪杭高速上看见一起车祸——一辆轿车和卡车的追尾，车内两人应该没有生还的希望。高速公路曾多次发生因为卡车没有装后防护栏，导致追尾的小汽车司机丧命的事故。卡车的尾厢高度面对的，正好是轿车最脆弱的挡风玻璃处，这让作为缓冲区的车头完全起不到保护作用。 在很多国家，卡车是要求强制安装防止轿车追尾时候钻进车底的一套防护装置的。成本相当低，也就一百来元。这个防护栏在欧洲强制使用后，事故后生还率有很大提升。我不知道为何在中国一直没有施行——也许是推广时收益很少，完全不及加个什么税、收个拥堵费多之类的，虽然能对生命有很大保护。 停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6条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但是，依照本法第33条规定施划的停车泊位除外。”这条规定让驾驶员吃尽了苦头，他要么把车停在收费停车场，要么停在非法停车的地方。 与中国交通法这条规则相反，英美国家的规定是：除了交通管理部门在某地安放“绝对不能泊车”或“短暂停留可以”的标志牌和在十字路口、公路转弯30米处不能停车外，其他地方都可以停车——这已经成为国际惯例。 我认为只要不妨碍到别人，驾驶员就可以停车。但为什么交警却往往对停在这些地方的机动车贴“违章罚款单”呢？还有些地方更夸张，有时候你违章了要去缴罚款，但发现车不能开进去，你就把车停在路边，出来又是一张罚单。 “路费” 中国路不多，但世界上大部分的收费公路都在中国，连国道都是收费的。虽然我们买车缴了购置税、增值税、关税、消费税、养路费、车船使用税，甚至某地的牌照钱。我庆幸的是，我家门口那条路还没有改成高速公路，否则出门都要收费了。 公路法规定：造成公路损坏的，责任者应当及时报告公路管理机构，并接受公路管理机构的现场调查；造成公路损坏未报告的，由交通主管部门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车辆在公路上发生事故是难免的，其中很多事故会对公路造成损害。几乎所有司机都知道打“122”报警。但公路管理机构却没有统一的报警电话号码，一个外地司机在他地发生事故后如何向公路管理机构报告？经常有当事驾驶员因此被罚款。我们的很多交通监督的设置，是想办法挖个坑让你往里面跳的。 命·价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今年“两会”上表示：将解决因法律规定造成车祸丧生因为户口不同造成赔偿高低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到现在过了好长时间了，也没有看到结果。我看到一则新闻，同一辆车因为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两人，赔偿金额相差了一倍多：一个是四十万，一个二十万不到，原因是他们一个拥有城镇户口，另一个是农村人。 人的生命为什么分三六九等，如何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大家生命一样贵。 报警 我是一个经常报警的人，但出警速度和接线员的态度都让我非常汗。 几个月前在上海定西路买东西，眼前一人骑着摩托车就飞了出去。我就在那人边上，过去初步检查了一下确信那人是大腿骨折。我拨了110，在电话里说得很清楚是需要救护车的。在上海的闹市区，110的摩托居然过了20分钟才到，警察看了一眼，再用对讲机叫了救护车，等那人抬上救护车差不多已经摔了一个小时了。幸好只是骨折。我的一个朋友在沪宁高速上救人，叫的救护车过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以后要是有重伤的，还是直接说遗言比较靠谱。 几年前，我开车在路上发现一辆车翻到了河里。但当时是半夜，我不能确定这事是刚发生的还是早就发生的，只是在等天亮再拖车，只好报了警。接线员问我在哪，我说我只是知道自己是在×××国道从××地到××地的当中，接线员问我是几公里处，我哪知道是几公里处啊，两地隔开也就5公里，我就在路边等着，只要来个巡逻车就能看见我了。但接线员明显不耐烦了。 (韩寒：现在在上海大众333车队，曾获得全国汽车场锦标赛的2007年度车手冠军，2005年度车手亚军和全国汽车拉力锦标赛的年度车手季军。) 用两条腿走路姚洋 曾几何时，出口还是中国换取外汇、引进技术和设备的重要手段，可是今天，我们却要为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发愁。太多的储备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升值抬高我们出口产品的美元价格，从而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巨大的外汇储备增加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不利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由于大部分外汇储备是由出口盈余累积而成的，许多人因此认为要减少我国的出口。
另外一个赞成减少出口的原因，是中国的出口产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我们出口越多，越是受其他国家的剥削。另外，三资企业出口占我国总出口额的６０％左右，出口因此更多地是服务于外国资本。
然而，这种看似有理的说法，实则似是而非。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说，帝国主义不仅在军事上侵略中国，而且在经济上侵略中国。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靠的是什么呢？是廉价的产品。斗转星移，今天轮到我们向旧日的帝国主义国家出口廉价产品了，我们却说自己受到这些国家的剥削。这是否是受害者心理在作怪？１９９０年代初我刚到美国读书时，见到的中国产品还比较少，等到我１９９６年底离开美国时，到处都是中国产品了。我为此而骄傲。
那些认为中国在被外国剥削的人，一定也是同情弱者特别是那些在出口加工厂里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的。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减少出口，受打击最大的，正是他们要关心的打工仔、打工妹。这些人是最脆弱的，除了他们的劳动力，一无所有；出口下降，他们就会失业。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出口企业被迫关门，几百万工人失去工作，不得不回到农村去。出口工厂的工资的确不高，但回到农村更糟。全国农村人均年纯收入不过３５００元左右，而进工厂打工至少可以挣七八千元，更何况许多年轻人出来打工只是为了减少家里一张吃饭的嘴而已。
认为中国出口太多的第三个理由，是中国会被锁定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上，从而永远不可能在技术上赶上发达国家。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个理由比前两个理由更具有说服力。但是，要说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后退一步，讨论一下为什么中国的大部分出口产品是劳动力密集型的。这就涉及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
这个理论是大卫·李嘉图在１９世纪初最先提出来的，它说的是，一个国家应该生产具有相对成本优势的产品。比如，美国在汽车和玩具方面都具有比中国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但在汽车方面的优势更明显。按照绝对技术优势，美国应该同时生产汽车和玩具；但是，考虑到中国工人的工资远低于美国工人的工资，美国在汽车方面的相对成本（相当于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比值）低于中国，而在技术优势不明显的玩具方面高于中国；因此，美国应该生产汽车，而中国应该生产玩具。
这个理论的一个推论是，一个国家应该出口更多的使用相对较为便宜的要素投入的产品。比如，中国的人力资源相对于资本在世界上是较为便宜的，因此中国应该出口劳动力密集型的低技术产品。事实上，比较优势理论在经济学家中是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于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声称，是否相信比较优势理论，是区分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的标志。
那么，遵循比较优势如何会让中国锁定在低端产品的出口上呢？让我们做个思想实验，考虑中国和美国的情形。假设美国是技术的领导者，即高新技术源自美国，而中国是技术的跟随者，可以无代价地获得技术。那么，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应该出口低技术产品，美国应该出口高技术产品。我们的问题是，随着美国在高端技术方面的创新，中国在产品技术等级上能否缩小和美国的差距？
当美国开发高端技术产品时，它的劳动力成本会上升，因此会让出一部分低端产品给中国生产。但是，这可能不足以让中国的产品产生追赶，原因在于中国由于生产了更多的产品也不得不提高工人工资，而且，由于美国新发展的高端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低于它让出的低端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中国工资的增长速度会高于美国。因此，仅仅按照比较优势来生产，中国不可能在技术上赶上美国。
然而，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实践并非如此。在１９８０年代，我国的大宗出口商品除纺织品外，就是像石油这样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到了１９９０年代，工业制成品的比重迅速增加，进入２１世纪，电子产品也成为出口的重点。研究表明，我们的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远高于同等收入的其他国家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高出比例达到４０％以上。这说明中国的出口并没有遵循比较优势理论，而是具有很强的赶超特征。
这里的一个问题当然是，由于６０％的出口是由三资企业完成的，中国出口产品的赶超是否就代表了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赶超？我们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本土企业的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的确低于三资企业，但是，它的增长速度高于三资企业，因此我们可以预期，本土企业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会赶上三资企业。
另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三资企业出口技术水平提升本身也具有重大意义。三资企业主要从事出口加工业，而出口加工业一向被认为是限制中国出口技术提升的罪魁祸首。的确，在出口加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关键性零部件都以进口为主；但是，广东省的经验表明，经过一定阶段之后，企业会更多地使用本地零部件，原因是本土企业经过学习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出口加工业早期对进口零部件的依赖相当于我们付出的学习成本。
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中国在出口方面实现了技术追赶呢？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功不可没。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但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却建立了在发展中国家中骄人的制造业基础。在１９９１年出国学习之前，我在西安一家生产输变电设备的大型国企工作了两年。这家企业是苏联援建的１５６个大型企业之一，高峰时期曾经拥有十一家工厂和七家研究所，职工达三万余人。进入１９９０年代后期之后，企业规模锐减至１．２万人，但至今仍然是中国成套输变电设备制造业的龙头老大。 尽管我们无需走计划经济时代的老路，但是，计划经济时代给我们的启示还是可以汲取的，即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资源动员实现跨越性的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给我们打下的基础允许我们用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通过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积累资金；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集中资金进行高技术的开发，提升我们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
中国是一个大国，沿海地区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而内陆地区还与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为伍。这种不平衡尽管带来一系列问题，但同时也为我们用两条腿走路提供了条件。 劳动密集型出口始于沿海地区，现在已经开始向内陆扩散，而沿海地区以及内陆的一些城市开始了产业升级。世界经济的发展符合雁行模式，即较高技术的产业不断由较发达国家向较不发达国家转移。中国经济的发展也符合雁行模式，产业发展正在形成由沿海向内地的梯度转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一模式还将持续下去。 21 August 贝多芬故居陈丹青
旅游旺季已近尾声，是在九月，从欧洲飞往中国的单程机票迄未落实。此行欧洲原为比利时展事，顺道荷兰一游，九月初必须赶回北京上课，德国并不在旅行计划之内，但取票登机均须到法兰克福，当地两家旅行社同声致歉：月初机位全部满座，上旬机票必须每天电话询问。九月八日，我决定提前进入德国，停留科隆，就近等票。黄昏，火车开出阿姆斯特丹，不久夜色降临，沿途报站是男中音，德语铿锵，一时恍若置身纳粹时期。八点，抵达科隆。 九日晴，大风。旅行社回说今明两天机票无望，仅十一日有座，看来，我得在德国呆上两天了。 此来科隆是为拜访路德维希现代美术馆，馆址与著名的科隆大教堂毗连，进出巡看，教堂正在做礼拜，管风琴次第起奏时，我眼见中世纪木雕《耶稣受难》前的好几位欧洲青年直勾勾盯着成阵的烛火，神情哀痛，哀痛得好像耶稣才刚从十字架上放下。美术馆正在布置新展，大半空间被遮蔽着，楼梯正墙排开李希特以黑白两色绘制的《四十二幅肖像》，作法谨严，望之肃然，认出其中的人物，有马勒、柴科夫斯基、海德格尔、本杰明，似乎并没有一位画家。在出售图片的小卖部徘徊良久，买了联军轰炸科隆的历史照片：断墙残壁，炸裂的铁桥倒在莱茵河中，晴空下惟科隆大教堂巍然屹立。步出馆外，有位须发蓬乱徒手乞讨的中年醉汉，像极了格罗兹笔下的浪荡子，以奏乐取讨钱币的青年则用手风琴表演巴赫的赋格，竟有管风琴般层出不穷的声势，在风中传得很远：我已身在德国。明天一天，柏林、莱比锡、慕尼黑是休想去了，波恩就近科隆，贝多芬的故居，就在那里。 翌日是被附近教堂成片的钟声唤醒，醒来，又复睡去。起身后，早餐厅堂只我一人用餐。壁上两幅无名的老油画：一位农夫扶犁耕田，一位小老板在油灯下数钱，十九世纪德国人的绘画，画得不好，也不坏，这样的油画，在中国或可人选全国美展，在欧洲，适可挂在小城旅馆的餐厅。十点，火车开往波恩，每站都停，是慢车。想象的事物总是错的，我“想象”中波恩的方位是在德国北部，现在知道是在西南；少年时在哪本书中凝视过贝多芬老家，是旧版彩色照片，记得墙头有玫瑰和绿色的百叶窗，还记得凝视照片时静静地起过一念：我要去那里看他——怕是近三十年前的事情吧，而今波恩终于在望，我却全然忘记自己曾经有过的微茫的心愿。半小时后，波恩站到了。德国人都能说点英语，略约问过方向，我即朝一座砖砌的大教堂走去。从教堂转弯，豁然展开小城的广场，老远就看见广场中心铜铸的贝多芬先生高高地站在那里生气，头顶停着一只鸽子。 这里刚下过雨，广场密匝匝鹅卵石缝的水迹映着青天的光。欧洲到处是旧时的石铺地面，半月前在罗浮宫游荡，那大片的宫廷广场仍是当年走马的砂砾，照片看过多少回，从未注意地面是怎样的。现在我走向贝多芬，细看基座四面满布铜锈的浮雕，是美丽的音乐女神，鸽矢斑斑，青灰的鸽子在雕像上下起落栖息，咕咕轻叫，石座四边围着盆栽的鲜花，每一花瓣水光晶莹。铜像背后是当地邮局，没人抬头看他，我停在风中，抽了一支烟。 转弯，转弯，转弯。小城的小街正是午间的热闹拥挤，尤在雨后。首饰店，家具店，钟表铺，花房，面包房，从前上海西区也有这样的面包香飘散街沿，也是这样的卵石地面雨后滑亮闪烁。在一家礼品店橱窗呆看彩色的色情小雕品，是用坚硬塑胶做成的那种：笼中裸女，持鞭裸女，披着大氅的裸女，倒是便宜，一问，竟是中国制造。隔壁是烟具铺，各种尺寸的雪茄烟斗，烟盒银质，雕饰精美，贵极了。又下起微雨，又是一座广场，花贩与菜农支起彩色的篷帐。欧洲有许多不知名的水果，极小的，不像葡萄，不像草莓……付钱时，问身边一位老太太：贝多芬的家？她打量我，指指广场北侧一条小街街口，笑着，随口说：你知道，他不在家。我说是啊，但他在这里，随手指指我的心口，这动作，西洋人是常用来指说艺术的，忽然今天就又想了起来，随即自己觉得有点做作，老太太却收起笑容，看定我，缓缓地摇头，这摇头，在西人倒是赞许的意思。 寻访胜景总会失望的。十分钟后我立在贝多芬故居门口——十八号，忘了查看街名，一幢普通的三层民居——完全不是那幅小照片上的模样，那一瞬，我想起早先看过的小照片，但实地景观当即淹没了照片的模糊印象：十八号隔壁两三间铺面，有家中国餐馆，不远是一家麦当劳，贝多芬家正对面则是床具商店，一堆折价的粉色被单枕套正叠在店外的台子上贱卖：有什么错吗，贝多芬的家只是贝多芬的家，别的人家照样吃饭睡觉过日子，去年在上海寻访鲁迅先生在虹口的故居，弄堂里家家户户门口停满自行车，窗户阳台晒出床单衣裤，风日妍静。所有名人故居的楼面只一样与其他民居不同：每个窗户都关着，表明这里并不住着一家人家：是的，贝多芬不在家，我知道他不在家，为什么我要来呢。踱进入口，照例是所有纪念场所必定设置的小卖部，货架上下放满了尺寸不一大大小小贝多芬胸像复制品，一律在生气。我已不再对欧美当代粗糙拙劣的礼品雕刻失望沮丧，美国法国意大利的古代名人礼品雕像莫不粗劣。三十多年前，杭州表舅送我一枚贝多芬胸像，比这类产品的做工好得远，那是大战前欧洲写实传统尚未失落时期的复制品，流入中国，我记得自己怎样郑重地抱回上海，怎样郑重地每天看它，不久红卫兵抄家，当面砸碎贝多芬。现在我端详贝多芬故居的贝多芬胸像，都是他，都不像他，我怎么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模样呢？礼品中只有死亡面模复制品一定很像他：分黑色与石白色两种，面颊凹陷，人中突出。死亡面模不是艺术品，然而比艺术品珍贵而确凿，一时我起念想要买下，这时，小卖部设置的室内音响响起来：是《第五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对了，这才是他。我伫立聆听，一时柔顺无念，曲毕，买了进馆的门票。 一位年迈的馆员指引我从小卖部边门走进后院，门开处，豁然认出了记忆中贝多芬故居小照片上乳灰鹅黄的门墙，那是在街面看不到的——说明书上说，当整座房屋面临拆除的威胁时，十二位波恩市民于一八八九年建立了贝多芬故居协会，他们将两座房屋买下，打通，设立了纪念馆——原来如此。绿色的百叶窗！墙头的玫瑰！玫瑰枝叶如今比照片上茂密多了，在雨后的太阳光下湿漉漉的。楼的尽头，有一座宁静的花园，不大，草木碧青，浓阴散布，老墙爬满常春藤，一座至少是十九世纪雕刻家制作的贝多芬雕像隐在挂满水珠的森森绿叶间，他俯视草坪，也在生气，但多么像他。当我移步踏进贝多芬先生的小小家门，脚下年代久远的木板地吱嘎作响，我微微地高兴而满意了。今天的访客仅五六人，此后一小时楼上楼下的走访，那老木板地在每一步移动时发出过于响亮的吱嘎声便是这位乐圣故居的惟一音响，此外，整座宅子安静极了。 乐谱，书信，文件，演出合同，演出预告，大师用过的钢琴，墨盒，羽毛笔，镇纸，虽然古旧，很可能是复制的；友人们在年轻贝多芬离开波恩前的题赠手册有瓦尔德斯泰的钢笔题辞，墨迹已经枯淡，末一句是：“您孜孜以求，假手海顿而得到莫扎特的精髓。”他的父祖亲戚的肖像，师友的肖像，爱人的肖像，他的幼年少年青壮年时期的肖像，全是原作，全在书中早已看过，现在知道挂在这里，近在眼前；最精美的是那些十八世纪彩色铜版画，波恩、柏林、维也纳，天空澄澈，人迹稀少，那时的人，在版画中活得多么认真而安适。他家的起居室，琴房，书房，餐厅，也是真的，但一定不再是当年的模样，踏上十八世纪回旋狭窄的楼梯，木板更其吱嘎作响。在三层楼顶，朝里一间面向花园的小阁楼空空荡荡，仅只竖立着一根石柱，柱顶，是迪特里希一八二零年为贝多芬制作的玉石胸像，瞪着墙角，还在生气。说明书告诉访客：一七七零年十二月十六日或十七日，路德维希·冯·贝多芬就在这间阁楼诞生。 阁楼梁木粗厚倾斜，迟午的阳光斜进来，射及墙根，小窗外树叶葱茏。有丝绒绳拦在门口，这是全楼惟一不能进入的房间。我倚门站定，走廊的橱窗安放着贝多芬死亡面模的原件，墙头的图画是两万多维也纳人为他送葬的场面。馆方不准摄影，一位执勤的老太太就近监视着，我试着与她攀谈，她在守望的寥寂中显然乐意说话： “从北京来！哈，我前年刚刚去了中国。伟大的国家，你知道吗，我喜欢庄子和老子。”于是用英语念出“道”的发音。听说德国人爱读老庄，果然——此刻三楼只我一位访客，我能拍照吗，我指指阁楼。老太太可爱地缩起肩膀，压低声音：你快一点！我按了快门，在幽暗僻静的阁楼，快门声响清亮得令我张皇羞惭，我谢她，老人又缩起肩膀：“我在西安也要拍照，他们收钱，可是一位年轻人说，你快点拍！”在阁楼门口我们相对言笑，身后是那尊贝多芬昂首瞪眼的玉石胸像。 我久已不存刻意寻访大师遗迹的情热。青春期的向往、崇拜，心心念念，已如我的青春，退为遥远的记忆。一旦到得大师的家国，却像是来熟的地方，自然而然寻过去，好比看老朋友——我到底不能如魏晋人那般通脱潇洒，乘兴而来，望见友人的家门，掉头回转——。此行巴黎没去拉雪兹公墓，那里有许多墓碑前的空地应该去站一站的，肖邦、德拉克罗瓦、马拉美……不为祭拜追念，只算了却一桩谈不上心事的心事，而且墓院总是极美丽的，许多老树。才在前一周，去看了伦勃朗在阿姆斯特丹的旧家，也是临街的三层石宅，他可比贝多芬年长一百多岁吧，楼顶他的画室的画架边，特意放着据称是他用过的调色板，小瓶子里居然注满调色油，边上的画笔颜料斑斑……。今天来过波恩了，为等票潜入德国，何处可去呢，想到贝多芬。来过了，自己也惊讶并未泛起怎样的感触，惟在他诞生的小阁楼门口，心里动了一动，想下去，却怎样也难以同“贝多芬”的名字作成亲密切实的联想。他在我抽屉里。我所收藏的CD录音要算是他的最多，也听得最多，到了经年熟习的段落，就像听到这个人的心跳。他真的在我心里，根本不在家，他讨厌波恩，二十二岁出门，再也没有回到故园。 十一日，晴转多云。中午打电话告知家人我今将要飞返中国，纽约时间尚在清晨。午后两点，火车开出科隆，再次经过波恩，昨天我还在这座小城，今天它显得陌生，只是沿途一站。不久，莱茵河浩浩荡荡在车厢左侧延绵展开。五点抵达法兰克福车站，迎面撞见大群德国人在候车大厅凝神仰视巨大的电视屏幕，趋步转向屏幕正面：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姊妹楼烟尘暴起，轰然倒塌。 二零零一年十月八日 05 Juli 《凤凰周刊》纪念杨德昌的报道以《一一》、《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影片名扬天下的台湾著名导演杨德昌，６月３０日因结肠癌病逝于好莱坞比佛利山的住处，享年５９岁。这位与李安、侯孝贤齐名的台湾电影巨匠，英年早逝，留下一对年幼的儿女、和他的影片中那些或温暖或寒冷的台北都市影像。
由电脑工程师转当导演 杨德昌祖籍为广东梅县人。他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６日出生于上海，１９４９年随父母来到台湾，从此长住台北。 童年时期的杨德昌前后在两个小学读书，但功课始终不太好。他的父母着力培养他对于古文、美术、古典音乐的爱好，然而他最大的兴趣始终在漫画上。他爱看台湾的本土漫画，但最喜欢的还是日本漫画家手冢冶虫的作品。从初中开始，杨德昌开始尝试自己创作，其自编自画的漫画故事在班上广为传阅。
上高中的杨德昌进入了青春叛逆期，对于住家附近的冰点很感兴趣，喜欢去那里观察太保、太妹的一举一动。好在杨德昌并没有跟着那些“不良少年”混帮派，只有从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人们才能了解到那时的他心中翻腾的情感和欲望。
１９６５年，杨德昌考上台湾新竹国立交通大学的控制工程系。杨德昌对自己的专业毫无兴趣，一心想成为贝聿铭那样的建筑家，以至于刚念了大一就想休学。如果不是当时女友的严逼，杨德昌兴许连本科都念不完。好容易大学毕业，他选择出国留学，于１９７０年赴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攻读计算机硕士课程。拿到硕士学位之后，杨德昌在１９７４年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转赴美国南加州大学学电影。
杨德昌从小就喜欢看电影，并且年纪越大、对电影兴趣越浓。已近而立之年的他在反复的犹豫后，决定追随自己长久以来的心愿，但南加
州大学的电影系却让他失望了。杨德昌不喜欢那个校园里弥漫的好莱坞气息，某些种族歧视的事件也让他心灰意冷。终于，他没修完电影课程
就离开了南加州，以电脑工程师的身份前往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从事计算机软件设计。
但他心中的电影梦仍在延续。在西雅图，杨德昌不停地看电影，并且迷上了德国新电影。某天，他了解到德国新电影四杰之一赫尔佐格的一句话：“我的第一部电影是用我当铁匠存的钱拍成的。”杨德昌突然领悟到，精彩的电影可以一个人做出来、并且不必依赖巨大的投资。他于是边工作边买摄影器材，开始拍摄试验电影，并最终决定回台湾、做一个真正的电影导演。
在当了７年电脑工程师之后，杨德昌决定转行做电影。值得一提的是，７，在杨德昌的生命中，是一个诡异而宿命的数字。他出生于１９４７年，逝世于２００７年；他在３７岁那年完成剧情长片的处女作；他独立完成了７部电影；他与癌症抗争了７年。
台湾新电影的主力旗手 １９８１年，杨德昌回台从事电影工作。他先是在余为彦执导的《１９０５年的冬天》中担任编剧与制片助理，接着在张艾嘉策划的电视剧《１１个女人．浮萍》中任导演。而他作为电影导演初露锋芒，是１９８２年的《光阴的故事》。 《光阴的故事》由当时的台湾中央电影公司策划，是一部四段式电影，启用四位导演——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用四个人生不同阶段的故事，表现人际关系与男女关系的演变、人的成长、以及台湾三十年来社会形态的变迁。杨德昌负责的是影片的第二段《指望》。《光阴的故事》在日后被称作台湾新电影的开山之作，而杨德昌也因此一战成名，成为“台湾新电影”的旗手之一。
１９８３年，杨德昌独立编导《海滩的一天》，该片通过两个（由张艾嘉与胡因梦饰演）的一场对话，交代出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以来整个台湾社会的面貌。若干年后，胡茵梦称《海滩的一天》是她演出的几十部电影中唯一的佳作。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８６年，才情旺盛的杨德昌接连推出《青梅竹马》和《恐怖分子》，两部电影在世界大小电影节上屡获奖项，杨德昌也籍此形成了自己的电影风格。
那不仅是杨德昌的、也是台湾电影的一段意气风发的岁月。１９８６年的１１月６日（杨德昌的生日），杨德昌、侯孝贤、赖声川、吴念真、焦雄屏等５４名台湾青年电影人汇聚在台北第二区济南路６９号、杨德昌父亲的屋子，签订“台湾电影宣言”。正是这批人中的佼佼者，日后为“台湾新电影”赢得了世界的荣誉。
１９９１年的《牯岭接少年杀人事件》成为杨德昌电影事业上的一个高峰，该片获得第２８届台湾金马奖最佳作品奖和最佳编剧奖。在那之后的《独立时代》（１９９４）与《麻将》（１９９６）维持着这位导演一贯的高水准。令人可惜的是，杨德昌的影片曾两次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他本人却从未拿过最佳导演。现在看来，这已成为了永久的遗憾。
２０００年，杨德昌作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旗手，大力抨击台湾电影机制，并决然拒绝新作《一一》参加金马奖的评选。好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一一》最终为他赢得了此生最高的荣誉——第５３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
回头来看，《一一》成为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最后一部代表作，也成为了杨德昌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作品。从《光阴的故事》开始，到《一一》结束，杨德昌和台湾新电影同路而来、同路而去。
在个人生活上被骂“负心汉” 在艺术上，杨德昌的成就无可置疑；但在个人生活中，杨德昌的品性却遭人质疑。这一切，皆因他与著名女歌手蔡琴那段十年的“无性婚姻”。 在与蔡琴结婚之前，杨德昌已经有了一段婚姻，对方是他在美国的时候认识的。关于第一段婚姻，杨德昌始终避讳莫深、不愿提及。有人说，当初是女方不支持他回台湾拍电影，两人因此而分手；也有消息称，杨德昌在追求蔡琴的时候仍是有妇之夫，是为了娶蔡琴而与前妻离婚的。
无论如何，杨德昌广为人知的一段婚姻是与蔡琴缔结的。１９８４年，他力邀蔡琴在《青梅竹马》中担纲女主角，并在拍片过程中对蔡琴采取了热烈的攻势。一年之后，蔡琴答应了杨的求婚。一方是婉约典雅的歌坛新秀，一方是新浪潮电影的头号代表，两人的结合一时被传为佳话。新婚燕尔之际，两人时而合拍电视广告，时而为洗衣粉代言，看上去恩爱甜蜜、花好月圆。 只是，这段高调的婚姻并没有维持太久的甜蜜。蔡琴对杨德昌痴心一片，在《恐怖分子》的结尾处献唱，在《独立时代》里出任美工，尽力辅助丈夫的事业，但杨德昌却始终绯闻不断、不念忠诚。１９９５年，杨德昌向蔡琴摊牌，坦言自己爱上了钢琴家彭铠立，要求离婚；十年夫妻，转眼陌路。
两人离婚之后，人们才了解到这段婚姻的残忍本质。原来，在１９８５年的时候，杨德昌就提出“我俩应该保持柏拉图式的交流，不让这份感情掺入任何杂质”的主张，而当时的蔡琴竟会同意这样的“婚约”，并苦苦维系了十年的“无性婚姻”。更可怕的是，两人分手之后，杨德昌竟将这段婚姻总结为“十年感情，一片空白”。因此，他被许多人斥为“负心汉”，更被许多蔡琴的歌迷恶语相向。
杨德昌与蔡琴离婚后不久，便与“第三者”彭铠立结婚。第三场婚姻中的杨德昌，突如其来成为一个居家好男人。他们在２０００年的时候有了一个儿子，很快又拥有了一个女儿，一家四口远离台湾，在美国洛杉矶定居。２００５年，杨德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结婚已经８年，但他和彭铠立依旧“很合”。在杨德昌与癌症抗争的日子，彭铠立始终守护在他的左右，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杨德昌的电影贡献 台湾电影有一个按地区划分的谱系，几乎从来没有将眼光游离在台北以外的杨德昌被冠以“东南派”。他所关注的空间布满了高级公寓和写字楼，玻璃幕墙遮挡了不同的故事，而他所做的，是打开某几扇窗户，带你看某一群杂乱的人。他的七部影片，部部都是经典；而那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恐怖分子》《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一一》。 千禧年之后，台湾影评界举行过一次投票，结果《恐怖分子》位列台湾历史上十佳影片的首位。在这部电影中，杨德昌充分显现了标志性的宏大叙事风格，让观众自如地穿梭在繁杂的都市镜像中：台北街上不相关的人在时间的演进中慢慢紧密勾连，一对没有爱情的夫妻，一个问题少女，一个匿名电话毁掉的家庭……生活有着平静的表皮，内里却已千疮百孔；爆炸会在瞬间发生，但其碎片也只是快速湮没在巨大的妖兽都市中，不落痕迹。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用２４０分钟的时间，讲述了６０年代的台湾、阳光灿烂下的残酷青春。主人公小四象一个放大镜，用自己的成长把杨德昌记忆里的台北投影到观众眼前。在杨德昌的镜头里，长大成人仿佛是一次次的抽搐，具有蜕皮一样的疼痛。全片涌动着强烈的青春期荷尔蒙，纯粹，悲伤，义无反顾。看小四最后的折戟，就好像有人将足球踢到你的面门，你满脑子金星地睁开双眼，却忽然被阳光刺痛了眼睛，猝不及防地流下泪来。
从《海滩的故事》到《独立时代》，杨德昌的作品虽然主题有异，但都异常复杂。在空间穿插的结构方式、紧促湍急的影像衔接与纠缠不清的人际关系背后，导演仿佛在说：“事情其实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但到了《一一》，杨德昌变了，他开始说：“事情也没那么复杂”。
他告别了之前的刚硬与粗糙，学会用温厚的心来讲一个精美的故事。他的镜头更流畅，颜色更干净，而一向的悲悯越发浓厚、深远。影评家们
纷纷表示，《一一》之后的杨德昌，在作品中必显现另一番气象、另一种心情。
他们想不到的是，《一一》之后，杨德昌竟然重拾童年对于漫画的热爱。２００２年，他宣布与成龙合作，拍摄漫画电影《追风》，希望能达到“宫崎骏的效果”。２００５年，杨德昌携妻亮相戛纳电影节，与记者大谈《追风》，希望“等到２００７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能够撼动全世界的电影观众”。
２００７年，我们没有等到《追风》。 04 Mai 通天塔生活是粗砺的沙
和菜头 电影《通天塔》不是那种好看的果盘，也不是让人看了觉得放松的小点心。它长了一张要拿大奖的脸，布拉德.皮特的目光在沙漠的热气中摇摆不定地看过来。《通天塔》不是第一部把不同地点不同的人用偶然事件联系起来的片子，至少它的重点并不在于让我们看到最后一粒沙子落下来以后，整座沙丘是如何在随机理论下不可避免地走向溃败。导演并没有去重复那个人人都已经烂熟的观点：命运是个随机数。命运不是影片的主旨，生活才是。
影片在最后的献辞写道：献给我的孩子。最暗的夜，最亮的光。
什么是这暗夜？什么是那光亮？４个国家，１２个人，用一把来福枪联系了起来。在５天内迎接各自不同的命运：被捕、被杀、被遣返、被截肢，这是最暗的夜。同时，一段婚姻被挽救，一条生命被拯救，一种痛苦得到释放，这是最亮的光。当所有的事件发生完毕之后，影片结束。而一切对应关系全部建立完毕：
爱情：皮特的爱情存活了，日本聋女的爱情依然没有下文，摩洛哥少年的爱情终结于浴室偷窥，墨西哥保姆的爱情正在路上。
家庭：皮特的家庭保住了，日本聋女的家庭和解了，摩洛哥牧羊人的家庭破碎了，墨西哥保姆被迫遣返，她以最奇异的方式和家人团聚。 生活：摩洛哥人继续生活在贫苦和暴虐之下，日本人继续活在无法张扬的压抑和苦闷之中，墨西哥人活得生机勃勃但是面对北方强邻他们只是罪犯和乞丐。美国人什么都有，美国人什么也没有。 影片用一种缓慢的时间刻度讲述这些故事，让每一种痛苦都细腻生动地呈现出来，看到生命如何在生活中被打磨。只有极缓慢地在指尖搓揉沙粒，才能真实地感觉到它们每一颗的形状。当皮特焦急地等待直升飞机前来的时候，他才有机会衡量那些生命中的重量。当日本聋女赤裸着身体站在阳台上时，虽然她不能说话，但是她让所有观众听到了最震人心脾的呐喊。
《通天塔》很粗糙，观看的过程不能让我们摆脱现世，而是更真实地感受到生活本身。提醒我们那些可能被遗忘了的存在，诸如某种生活状态，某种内心需求，某些人和某些事。因此，沟通并非是一种语言问题。传说中，人类由于语言不同而最终放弃了修建通天塔。电影里，聋女无言，摩洛哥人无语，但是他们却似乎是对白最多的人。如果真有通天塔，它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它就在人心里。
世界平了又怎样？ 傻丫头 刚看完《Ｂａｂｅｌ》，心里有些堵。
２００６年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世界是平的。在《Ｂａｂｅｌ》里，一支来自日本的枪，被一个摩洛哥男孩拿着，打中了一辆大巴车上来旅游的美国人。美国人的家里，墨西哥保姆因为要回家参加儿子的婚礼，将两个美国小孩带到了墨西哥。四个国家，四个家庭，只用一支枪就联在了一起。看起来，世界好象的确已经是平的。但在这平坦的世界上，却有许多墙，心灵的墙，让人类彼此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老死不相往来。为什么是枪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也许那支枪就是一个象征，拒绝交流沟通与理解的象征。就象被上帝毁掉的巴别塔。
墙有两个层次。首先是文明之间的墙。美国人看起来什么都有，横行世界。但他们却生活在恐惧的世界里。ｃａｔｅ扔掉冰块，怕不卫生；偶然的被袭击就联想到恐怖主义；受伤的人被送到小镇恐惧的目光；美国孩子面对陌生的墨西哥的不安与害怕..... 一个将邻居们都视为疑似罪犯的国家，和谁去交流？而在摩洛哥和墨西哥人眼里，美国人不过是来自另一个遥远世界的富人。仰视才见，高攀不起，连基本的平等都没有，谈什么交流？
其次是文明内部的墙。日本父女之间的仇恨与不理解；美国夫妇濒临破裂的婚姻；ｃａｔｅ受伤后同车人却扔下他们离去；弟弟与哥哥之间关于偷窥女孩裸体的争吵；日本哑女孩找不到的爱情；摩洛哥警察对待村民和父子三人的粗鲁与野蛮；两个美国孩子饱受来自自己国家制度的折磨……这个世界是什么？墙的密林。我们迷失在这密林里，固守在自己的墙里，极度孤独与恐惧，却怎么也走不出去。巴别塔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和上帝无关。
在电影里，枪的来源日本这条线显得有些游离于主线之外。一个日本哑女，父亲终年在外，母亲自杀身亡，哑女和同龄人的交往，受到语言的限制，她強烈渴望被爱不得，用吸食毒品、在舞厅醉生梦死、向男孩暴露阴部、勾引看病的医生、在前来调查案件的警员面前裸体等种种手段与人做极端的交流。最后，在善良的警员的帮助下，她能走出自己的墙吗？
整部电影显现的世界就象一架巨大的飞机。美国是机头，摩洛哥和墨西哥是两翼，日本则是拖在后面的尾巴。美国是自大却恐惧的；日本是压抑而变态的，摩洛哥是贫困而暴虐的；墨西哥是快乐但却被强邻视为罪犯的。这样的飞机无法组合在一起，更无法飞翔。
影片在最后的献辞中写道：献给我的孩子。最暗的夜，最亮的光。最暗的夜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最亮的光又在哪里？在ｃａｔｅ和ｂｒａｄ和解的激吻中？在日本父女流泪的拥抱中？那么，摩洛哥牧人的家庭呢？墨西哥保姆被遣返的绝望呢？在明明暗暗之间，世界这架巨大的飞机有翱翔蓝天的一天吗？ 我找不到答案。世界平了又怎样？ 《巴别塔》让谁失望？ 齐向隅 这回，罗杰·埃伯特（Ｒｏｇｅｒ Ｅｂｅｒｔ）没有去颁奖现场，而是拖着病体在家里看完了冗长的典礼。并且失望至极地在博客上反省自己对最佳电影的预测。作为全美最著名的影评人，他对《巴别塔》的钟爱与评委会对它的漠视是如此让他无奈，《巴别塔》到底不好在哪里？
阿尔加终于完成了他的三部曲。一般来讲，凡是三部曲，一定是中间那部最好的。但《巴别塔》真的是一部烂片吗？在ＩＭＢＤ网评上，对它的评价可谓是褒贬不一，并且都走向了极端，尽管都是缺乏理由的。恶言相向的批评充斥着这样的词语：冗长、复杂、自命不凡。自命不凡？它让谁不舒服了，让谁难受了？
有人批评说，《Ｂａｂｅｌ》是一部“类《Ｃｒａｓｈ》”的电影，没有什么创新的。不仅从结构上是如此，而且都在探讨不同种族的生活状态。其实我觉得两者实在相差太大。《Ｃｒａｓｈ》是面向国内的，而《巴》则将重点放在了国外上。这一内一外的差异非同小可。对内你可以指指点点，而对外，恐怕未必能让评委们好受。
阿梅莉亚带着小孩离境没有受到什么阻挠和障碍，而越境却遇到了严格至极的检查。国境成为一个“出去容易进来难”的口子，管辖着这个国家的人口，以防病从口入。在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里，边境一直是隔离的障碍，他用诗意的画面来表现，而在此处，却是以事件，以紧张的气氛。对于美国来说，墨西哥人一直是让政府很头疼的，他们偷渡猖獗，而且在美国的合法墨西哥居民，他们旺盛的生育力不禁上美国的精英阶层担心，在《为精英主义辩护》中，老保守派威廉亨利早就预言：以后美国最多的人种将不是白人，而是墨西哥人。这种危言耸听与美国政府的政策一拍即合——恐慌，可能是带给民众最好的礼物？
美国人恐慌吗？小男孩在墨西哥婚礼狂欢上听到枪响时的惊恐，他看到鸡被杀时的惊愕，他是不是也想到阿富汗的塔利班对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割首示众？美国人是恐慌的，他们在摩洛哥看到当地村民时是如此害怕，生怕将他们生吞活剥，赶紧要逃走。他们更愿意在防弹玻璃后面看外面的风景。这样安全。
鲍曼在《废弃的生命》中解析了恐惧对政府的作用。只有让民众感觉到恐惧，民众才越需要政府，越听话，政府才能坐得越牢，越稳。所以，民众的恐惧是政府立足的支持。恐惧，无处不在的恐惧，美国人的梦魇，美国人的死穴。冈萨雷斯点到了它，驴象两党是一样的不会高兴。
冈萨雷斯在影片中设置的最大隐喻莫过于在日本的情节。日本就像是有口无言、有言无声、有口难辩的女孩一样，压抑到了极点，欲望得不到释发，只能赤裸裸地发泄。他们的枪只能用来打打摩洛哥的野兽，或者往自己的嘴巴里打进去。嘴巴，这个器官的失效，竟然成了日本最让人难堪的尴尬。这一点，恐怕还没有人理解到。
但，有点东西都是相同的。比如爱情，比如亲情。在摩洛哥、在美国、在墨西哥、在日本，影片中都设置了父母子女的关系，这些东西都是相同的，这可能是世界最大的希望。基耶斯洛夫斯基曾说：有那么多的不同，政治立场、宗教信仰、民族、种族、意识形态……等等。但是，总有些是相同的，那就是情感。
不是情感让评委失望，是恐慌吗？ 26 März 小毕的故事朱天文 小毕跟我小学同班，又是隔壁邻居，当初搬来村子里，毕家已在此地住了十几年。记得第一次看到小毕是搬来当天，我在院子搬花盆，靠着竹篱笆将花一盆盆摆好，忽然篱笆那边蔷蔽花丛里有人喊我：“喂！”抬头一看，呸，是个黑头小男生，走过去，他说：“我知道你们姓朱——”当面就把一只绿精精的大毛虫分尸了。焉知我是不怕毛虫的，抓了一把泥土丢他，他见没有吓到我，气得骂；“猪——Biang一啊。”哈哈地笑着跑开了。 我被分到五年甲班，老师在讲台上介绍新同学给大家认识，教同学们要相亲相爱，我却看到小毕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手上绷着一条橡皮筋朝我瞄准着，老师斥道“毕——楚——嘉！’抛咧齿一笑，橡皮筋一转套回腕上，才看见他另只手圈了整整有半臂的橡皮筋，据说都是K橡皮筋赢来的。小毕是躲避球校队，打前锋，常常看他夹泥夹汗一股烟硝气冲进教室，叭啦啦喝掉一罐水壶，一抹嘴，出去了，留下满室的酸汗味。 毕家五口人，后来我才知道，毕妈妈年轻时候在桃园一家加工厂做事，跟工厂领班恋爱了，有了身孕，那领班却早已有家室的人，不能娶她。毕妈妈割腕自杀过，被救回来了，生下小毕，寄在朋友家，自己到舞厅伴舞，每月送钱给朋友津贴。小毕在那里过得并不好，毕妈妈去一次哭一次，待有一些能力时，便跟一位姊妹淘合租了间阁楼，小锅小灶倒也齐全，把小毕接回同住，晚上锁了门出来上班。 毕伯伯原在大陆已有妻室，逃难时离散了，一直在联勤单位工作，横短身材，农夫脚农夫手。过了中年想要付老婆为伴，他有一干河南老乡极为热心，多方打听寻觅的结果，介绍了小二十岁的毕妈妈认识。头一次见面安排在外面吃饭，毕妈妈白皙清瘦可怜见的，毕伯伯只觉惭愧，恐怕亏待了人家母子。毕妈妈惟一的条件是必须供小毕读完大学。第二次见面就是行聘了，中规中矩照着礼俗来，毕妈妈口上不说，心底是感激的。 小毕五岁时有了爸爸，七岁有了一个弟弟，隔年又来一个弟弟，两个都乖，功课也好。印象里的毕妈妈不是快乐的，也不是不快乐，总把自己收拾得一尘不染，走过走出安静地忙家事，从不串门子，从不东家长西家短，有礼地与邻人打招呼。又或是小毕打破了谁家的玻璃，拔了谁家的鸡毛做蜃子，毕妈妈在人家门口细声细气地道歉，未语脸先红。 而毕伯伯不，红通通的大骨骼脸，大嗓门，大声笑。下班回来洗了澡，搬张藤椅院子里闲坐，两个男孩轮流去骑爸爸的脚背，毕伯伯脚力之大，一举举到半空中，小的男孩短吓得要哭，放下了倒又咯咯地傻笑起来。毕妈妈有时收了衣服立在门首看他们父子疼闹，沉静的面容只是看着、看着，看得那样久而专注，我怀疑她是不是只在发呆。多半这个时候小毕还在外头野荡。难得毕妈妈也笑，实在因为太瘦白了，笑一下两腮就泛出桃花红，多讲两句话也是，平日则天光底下站一会儿，颊上和鼻尖即刻便浮出了一颗颗淡稚的雀斑。如今回想，毕妈妈的桃花红其实竟像是日落之前忽然辉烧的晚霞。 毕妈妈的国语甚至说得很艰难，不是带腔调或不标准，事实上，咬字非常正确的。原因有两个，一则毕妈妈的国语是翻译台语，故此比别人慢了；一则——根本是毕妈妈太少说话了，以致是不是渐渐丧失语言的能力了呢？家常毕伯伯毕妈妈几乎少有交谈，两人的交谈都是在跟孩子讲话当中传给了对方。毕妈妈跟孩子讲台语，毕伯伯不知怎么就会得听了。比方晚饭时毕妈妈跟孩子说：“鞋子都穿开嘴了，过年要买一双吓。”那个礼拜天，毕伯伯就带孩子去市区生生皮鞋选鞋了。小毕从来不跟去，也自有一份，尺寸都合，不合的话毕伯伯下了班再拿去换。 那年中秋，我们两家到后山德光寺赏月，毕伯伯喜欢小孩，对女孩尤其疼，一路要宝逗我们姐妹笑坏了，还把小妹扛在肩头，舞狮似地右晃左摇一气奔到山坡上，矮墩墩的活像《天官赐福》里的财神爷。毕伯伯蒸笼头，最会流汗，毕妈妈从塑胶袋拿出冰毛巾递过去，擦过后，仔细地叠好收在袋里。我们坐凉亭里分月饼袖子，听毕伯伯跟爸爸聊大陆上的中秋，毕妈妈少吃少笑，一旁利落地剥袖子给大家吃，或拿鹅毛扇在脚下替大家驱蚊子。小毕早就一个人寺前寺后玩了一圈，跑来吃几瓣袖子又不见人影。小毕跟我们女生是除了恶作剧，老死不相往来。那晚的月亮真是清清圆圆照在凉亭阶前如水。 毕妈妈每天中午来给小华送饭，夏天连送水壶，把喝干的壶换回去。飘毛毛雨也送雨衣，天气变变凉也送夹克，没有谁家的母亲像她这样腿勤的。小毕他是男生的绝对憎恶雨衣，绝对不加衣服；可是奇怪，小毕那样不驯，惟毕妈妈不必疾言厉色就伏得住他。夹克他只有穿了，却自有他的权变，将两条袖子在颈前绑个结做件小被风，算是听了母亲的话。雨衣不妨披在肩上扣好第一颗扣子，跑起来虎虎地像拖了一蓬风，做个行侠仗义的青蜂侠也不错。 上了国中，小毕给分到比较不好的班级，学抽烟，跟人打架，和不良少年一直纠缠不清。毕伯伯三天两头跑学校摆平，还是给贴了一个大过出来。然而我知道小毕不是坏的，不是。因为有次放学回家，我在菜市场柳家小巷被三个男生拦住过路，其中一名说她是谁谁谁，另一名恶声道：“你干吗那么骄傲？”怪了，他们是谁我都不认识。他道：“你以为你是模范生就了不起呀，假清高！”劈手便来揪我头发，突然是小毕的声音在我身后大喝道：“你们别动她，她是我爸的干女儿。”不知那些男生怎么走掉的，只听见小华说：“没关系，包定没人再来惹你。” 当下太慌张了，后来想要跟他道谢，他每每故意避开，仿佛从未有发生这件事。几次我去办公室送教室日志，见他在训导处罚站，训导主任手舞足蹈地对他咆哮，于他分明无用，因他并不以为他做的是错；于我却是惭痛——小毕，小毕，若以为我也和别人一样看你你就错了。 小华国三时偷钱，那笔钱本是毕伯伯准备替他们缴的学费，小毕偷去交朋友花掉了。那晚毕伯伯盘问小毕的大喉咙，我们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小毕从头到尾没吭一句，毕伯伯气极，拿皮管子下了很手打他，小举给打急了连连叫道：“你打我，你不是我爸爸你打我！’俯啪两声耳光，是毕妈妈摔的，屋子里沉寂下来。 毕伯伯吱呀一声跌坐在藤椅里。我打赌我们这半边眷村都在聆听他们家的动静，后山的松风低低吹过，院中晒着忘了收的旧杂志给吹得累累作响。良久，良久，差不多要放弃下文了，显然是毕妈妈押着小毕，而小华不肯跪，毕妈妈的声音喘促起来：“跪落！死圄仔，谁给你教，你不是我生的！死圄仔，不认伊是爸爸，那年啊，你早就无我这个妈妈！”毕伯伯气颤道：“我不是你爸爸，我没这个好命受你跪，找你爸爸去跪！”遂真正都沉寂了下来。真正的沉，沉，沉沉的夜，睡不稳，几次醒来，樱偶的哭声，听不真，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吧。 第二天举妈妈开煤气自杀了。毕家小孩下午放学回家没人来应门，便和邻居小朋友在广场玩，等毕伯伯交通车下班回来，觉得有异，发现时已救不回了。毕妈妈留下一封不算信的信，用她所会不多的字写着：楚嘉的爸爸，我走了。阿楚，我告诉你，你要孝顺爸爸，我在地下才会安心。楚嘉的妈妈芳英。 村子里组织了一个治丧委员会，出殡当天毕伯伯的河南老乡都到了，小毕带两个弟弟跪在灵堂一侧，向祭奠的每一位来宾叩头致谢。穿着麻衣的小毕显得更瘦更黑，孝帽太大，一叩头便落下遮了整个脸。当时不明白毕妈妈的死，却为那孝帽一叩头落下遮了小毕的整个脸而哭。 毕伯伯一直很坚强，把丧事办得整齐周到，待出殡完回家，来跟父亲商谈一些善后琐事，谈着谈着宽至偷哭流涕，念来念去还是怪毕妈妈糊涂，夫妻十年，他不曾有过重活，怎么这气头上话就当真了呢！他的妻，论年龄可以做他的女儿了，他不能给她什么，除了一个安稳的家，爱情她一生。她这样就去了，不是明明冤屈他？毕伯伯哭得手麻脚软，止了泪，又谈起做坟，占多大地，用什么材料，—一筹划得有条有理。毕伯伯跌足叹道：“我还能怎么样？不过尽我所有罢了。” 小毕决定投考军校，毕伯伯知悉大怒，坚持要他参加高中联考。小毕讲给毕伯伯听，第一，他是考不上高中的，毕伯伯道：“考不上补习一年再考。”第二，不必花学费。毕伯伯气得把小毕拉到毕妈妈灵前，道：“你不要跟我讲学费，你妈妈已望你好好读书，考高中、考大学，出来找事容易，风风光光做人，你不要对不起你妈！”第三，预校念完直升官校，跟一般大学是一样的。毕伯伯跳脚吼道：“嘎，我不知道官校跟大学一样！”小毕有一点没说，他是决心要跟他从前的世界了断了，他还年轻，天涯地角，他要一个干干净净的开始。 后来是学校里导师、训导主任和校长连番将毕伯伯说服了。毕业典礼，毕伯伯给安排在贵宾席观礼，自始至终腰杆坐得笔挺，两张大手放在膝上。小毕和另外一个男生被保送预校，皆上台接受表扬和欢送，小毕胸前斜挂一条大红级带，在肩上结一朵绣球。当台下的掌声拍起来时，最久。最响的，小毕你猜是谁？ 隔年毕伯伯退役下来，搬离了村子，用退休俸跟河南乡亲合伙开杂货店。彼时正值我们村子拆建为国民住宅，众皆纷纷在附近觅屋暂住，毕伯伯回来办房屋移交手续，带了好些自己店里卖的干货来，仍叫我们干女儿呀干女儿。走时毕伯伯站院子里，隔竹篱望着自己的家出神，蔷该凋零，醉酱草铺地正开。 我想，毕妈妈的一生是只有毕伯伯的。其实，这世上的哪一桩情感不是千疮百孔？她是太要求全，故而宁可至碎。果真那是毕妈妈惟一能做的了吗？ 再见到小毕是国中同学会，在西餐厅聚餐。有人拍我肩膀，回头一看，“小毕！”大家都这么喊他的，多少多少年来这是我第一次叫他。多少多少年来，他的瘦，如今是俊挺；黑，是健朗。那压压的眉毛与睫毛底下，眼睛像风吹过的早稻田，时而露出稻子下水的青光，一闪，又暗了下去。他就是小毕，空军中尉军官毕楚嘉。 我问毕伯伯好吗，小毕朗声一笑，食指敲敲额头，说：“我爸的狗头军师，专出馊主意。”原来在小毕鼓动计划下，毕伯伯的杂货店已扩建改为经营青年商店，手下三四人管货卖货，乐得毕伯伯现成做老板，闲时去河南老乡那里吃茶聊天，赏豫剧。两个弟弟都念高中了。我听着只是要泪湿，谢他昔年的一场拔刀相救。小毕侧侧头有些惊诧地：“啊，是吗？”又说起他在训导处罚站挨骂的事，他也诧异好笑，仍说“啊，是吗？” 于是我写下小毕的故事。 19 Februar 小津19CDs1936 獨生子
1941 戶田家兄妹
1942 父親在世時
1947 長屋紳士錄
1948 風中的母雞
1949 晚春
1950 宗方姊妹
1951 麥秋
1952 茶泡飯之味
1953 東京物語
1956 早春
1957 東京暮色
1958 彼岸花
1959 早安
1959 浮草
1960 秋日和
1961 小早川家之秋
1962 秋刀魚之味
花絮篇 01 Februar 芳芳NO.4木心
芳芳是侄女的同学，侄女说了几次，便带她来看我了。明显的羞怯，人也天生纤弱，与侄女的健朗成了对比。她们安于乐于对比，不用我分心作招待，要来则来，要去则去，芳芳也成了熟客。算是我非正式的学生，都学键盘，程度不低。 我是小叔，侄女只比我幼四岁，三人谈的无非是年轻人才喜欢的事。虽然男女有别，她们添置衣鞋，拉我一同去品评选择，这家那家随着转——这就叫作青年时代。 丁琰是男生，琴弹得可以，进步不快，每星期来上两课。爱了芳芳，我早就感觉到有这回事。 夏天侄女考取了中央音乐院，又哭又笑地北上了，芳芳落第，关在家。说想工作。 芳芳仍旧时常来，不知是丁琰约她的，还是她约丁琰的。课毕，尽由他们谈去，我总有什么事够我小忙小碌的。 再到夏天，丁琰为上海音乐学院录取，我也快乐，他与芳芳作伴来，一起听音乐、做点心，不上课了，拉扯些新鲜掌故。侄女南归，住在我家，更热闹，谁也不知道芳芳不爱丁琰。 侄女对我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她一点也不喜欢他。那些信，热度真高，越高越使芳芳笑，全给我看了。” “不能笑，你们笑什么，我倒怪芳芳不好。以后你不可以看信。丁琰气质不错，也许，吃亏在于不漂亮，是吗？” “问我？他又没有写信给我。” “你们是不是笑他太瘦长，至少脖子太细？” “好像你听见一样。芳芳是随便怎样也不会像丁琰想的那样的。” 平心而论，芳芳也不漂亮，也过分清醒，不知修饰，只是眉眼秀润——未免自视过高。 丁琰确是因为明悉了芳芳的全然无情而病了，病起之日，对我说：“一场梦，不怨也不恨，上了想像力的当。” 我很喜欢他的朗达，夸奖道： “教过你钢琴，没教过你这些，无师自通，到底不是十九世纪的夜莺了。” 我的话，反使他双目滢然，可见他是真的单独爱了好一阵——使我想自己的某些往事。 不知芳芳要避开丁琰还是争于独立生活，她也去京城，进了某家出版社当校对。丁琰很少来，我家显得冷清。另有些客人，是另一回事。
常有芳芳的信，信封信笺精美别致，一手好字，娟秀流利，文句也灵巧，灵巧在故意乱用成语典故，使意象捉摸不定，摇曳生姿。如果不识其人，但看其信，以为她是个能说会道的佳人。如果这些俏皮话不是用这样的笔迹来写，一定不会如此轻盈。什么时候练的字？与其人不相称，她举止颇多僵涩，谈吐亦普普通通，偏在信上妙语连珠。我回信时，应和她的风调，不古不今，一味游戏。好在没有“爱”的顾虑。我信任“一见钟情”，一见而不钟，天天见也不会钟。丁琰来时，问起芳芳，把信给他看，一致评价她的好书法。 信来信往，言不及义的文字游戏，写成了习惯似的。某年秋天，我应邀作钢琴演奏比赛的评判，便上了京城，事先致函侄女和芳芳，不料即来复示，各要代购春装冬装，男人去买女装已是尴尬，尺寸不明，来个“差不多”买下带走便是。 当她俩试穿时，居然表示称心如意。我说： “以后别叫我办这种事。” 评判的事呢，做个听众还不容易，大家说好，我就点点头，说差劲，我又点头，反正我的学生都没来参加比赛，我完会“放松”，背地里有人说我稳健持重，城府深——他们没有看见我和侄女、芳芳，三小无猜，大逛陶然亭儿童公园，坐滑梯，荡秋千之后，吃水饺比赛，我荣获第一名。 那年在京城，别的都忘个冥冥濛濛，只记得当时收到一封本埠信，芳芳的，其中有句： “想不到昨天你戴了这顶皮帽竟是那样的英俊！” 很不高兴她用这种语调来说我，所以后来见面，换了一顶帽子。 没有中断通信，不过少了，而且是从安徽寄来的，芳芳下放到农村去劳动，字里行间，不见俏皮，偶然夹一句“似水流年，如花美眷……”我笑不出，我在城市中也无非是辛苦逐食，哪有闲情逸致可言。这样又是两年过去。 芳芳家在上海，终于可以回来度春节，似乎是延期了。一个下午，突然出现，说是到家已一个多星期。她不奇怪，我可奇怪得发呆——换了一个人？我嘴里是问长问短，眼和心却兀自惊异她的兴旺发达，肤色微黑泛红，三分粗气正好冲去了她的纤弱，举止也没有原来的僵涩，尤其是身段，有了乡土味的婀娜。我这样想：长时的劳作，反使骨肉亭匀，回家，充足的睡眠、营养，促成了迟熟的青春，本是生得姣好的眉目，几乎是顾盼晔然，带动整个脸……无疑是位很有风韵的人物。我们形成了另一种融洽气氛，似乎都老练得多。她言谈流畅，与她娟秀流利的字迹比较相称了。
她是不知道的，我却撇不开地留意她的变化，甚至不无遗憾地想：如果当年初次见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爱情上，以为凭一颗心就可以无往而不利，那完全错！形相的吸引力，惨酷得使人要抢天呼地而只得默默无言。由德行，由哀诉，总之由非爱情的一切来使人给予怜悯、尊敬，进而将怜悯尊敬挤压成为爱，这样的酒醉不了自己醉不了人，这样的酒酸而发苦，只能推开。也会落入推又推不开喝又喝不下的困境。因此，不是指有目共睹，不是指稀世之珍，而说，我爱的必是个有魅力的人。丑得可爱便是美，情侣无非是别具慧眼别具心肠的一对。甚至，还觉得“别人看不见，只有我看得见”，骄傲而稳定，还有什么更幸福。 我迅即趋于冷静。相识已五年，尽管通过许多言不及义的俏皮信，芳芳的心向我是不知究竟的，只看到她不虚伪，也不做作。但淡泊、胆怯、明哲保身，是她的特征。我曾几次去过她家，感到她对父母、弟妹，都用二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心。她对音乐、文学，也懒散、游离——与其说她从不作全心全意的事，不如说上帝只给她二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心。这个小小的宿命论，也就使我平下来，静下来。 本埠信——芳芳的老作风，善于说话贴邮票的。
这信……重读一遍，再读一遍，从惊悦到狂喜。结束时，她写道：“……即使不算我爱你已久，但奉献给你，是早已自许的，怕信迟到，所以定后天（二十四日），也正好是平安夜，我来，圣诞节也不回去。就这样，不是见面再谈，见面也不必谈了，我爱你，我是你的，后天，晚六点正，我想我不必按门铃。” 以我的常规，感到有伤自尊，她就有这样的信念，平安夜圣诞节一定是赋予她的？她爱我，不等于我爱她。我岂非成了受命者。赴约，她是赴自己的约，说了“我是你的”，得让我也说“我是你的”，就不让我说？就这样？ 当时全没有意识到这些，只觉得事出非常，与我多年来认知的芳芳显然不符，她矜持、旁观。不着边际、怕水怕火，凡事浅尝即止——骤尔果断炽烈、大声疾呼……这些疑惑反而强化了我的欢庆，我状如胜利者，几乎在抱歉了，我有什么优越性使她激动如此？ 分别婉谢了其他朋友的圣诞邀请。清理客厅卧房浴室，所谓花、酒、甜品、咸味…… 是六点正，是她，是不必按门铃。 并未特别打扮，眼神、语气、笑容，一如往常，所以这顿晚餐也澹静无华，茫然于晚餐之后谈什么，就像是饮茶抽烟到深夜，照例送她上车回家。 亚当夏娃最初的爱是发生于黑暗中的吗，一切如火如荼的爱都得依靠黑暗的吗，当灯火乍熄，她倏然成了自己信上所写的那个人，她是爱我的，她是我的，轻呼她的名，她应着，多唤了几声，她示意停止，渴于和她说些涌动在心里的话；然而她渴于睡……其实直到天色微明，都没有睡着过，我决意装做醒来，想谈话，她却起身了。
从浴室出来，她坐在椅上望着长垂的窗帘。 我迅速下床，端整早点，又怕她寂寞，近去吻她，被推开了。 一点点透过窗帘的薄明的光也使她羞怯么，我又偎拢——她站起来：“回去了。” 这时我才正视她冷漠的脸，焦虑立即当胸攫住我： “不要回去！” “回去。” “……什么时候再来？” 她摇摇头。 “为什么？” “没什么。” “我对不起你？” “好了好了。” 也不要我送她，迳自开门，关门，下楼。 圣诞节早晨六时缺五分。 能设想醉后之悔厌，或醉醒后一时之见的决意绝饮。我不以为她的幸福之感是荒诞无稽，也不以为她错了或我错了，即使非属永约，又何必绝然离去。 两天无动静，去她家，说回安徽了，这是明的暗示。春节后，知道她已北上。不知是谁告诉我的。 我没有得到什么。她没有失去什么。她没有得到什么。我没有失去什么，最恰当的比喻是：梦中捡了一只指环，梦中丢了一只指环。 是个谜，按人情之常，之种种常，我猜不透，一直痛苦，搁置着，猜不下去。 因为猜不下去才痛苦……再痛苦也猜不下去——是这样，渐渐模糊。 大祸临头往往是事前一无所知。十年浩劫的初始两年，我不忍着也得看音乐同行接二连三地倒下去，但还没有明确的自危感——突然来了，什么来了？不必多说，反正是活也不是死也不是的长段艰难岁月。我右手断两指，左手又断一指——到此，浩劫也算结束。又坐在什么比赛的评判席上。是“否极泰来”的规律吗，我被选为本市音乐家协会的秘书长，陡的宾客盈门，所见皆笑脸，有言必恭维。家还是住在老地方，人还是一个，每天还是有早晨有黄昏。
黄昏，门铃，已听出芳芳的嗓音——十四年不见。 头发斑白而稀薄，一进门话语连连，几乎听不清说什么，过道里全是她响亮的嗓音，整身北方穿着，从背后看更不知是谁。引入客厅，她坐下，我又开一盏灯，她的眉眼口鼻还能辨识，都萎缩了，那高高的起皱的额角，是从前所没有的。外面下着细雨，江南三月，她却像满脸灰沙，枯瘦得，连那衣裤也是枯瘦的。 她不停地大声说话，我像听不懂似地望着她高高的额角，有什么法子使她稍稍复原，慢慢谈，细细谈。 她在重复着这些： “……要满十年才好回来，两个孩子，男的，现在才轮到啊，轮到我回上海……他不来，哈尔滨，他在供销社，采购就是到处跑，我管账啰，也忙，地址等忽儿写给你，来信哪，我找到音乐会，噢不，音乐协会去了，一回家，弟妹说你是上海三大名人，看报知道的，报上常常有你的名字，你不老，还是原来那样子，怎么不老的呢……就是嘛，要十年，不止十年了，安徽回去，不要了，到过长春沈阳，总算落脚在哈尔滨，大的八岁，小的六岁了，他要个女儿，我是够了，我妹妹想跟了来，我说上火车站……” 冲了茶，她不等我放在几上，起身过来接了去，北方民间的喝法，吸气而呷，发出极响的水声，而语声随之又起： “你是三大名人，昨天，是昨天找到你协会，看门的把地址告诉我。其实我来过的，以为你早搬家了，我以为你在运动中早就死了，死了多少人哪，我也换了好几个地方，大连待过半年，你是一点不老，还是那样子，奇怪头发都不白，看门的说要找你得快，你马上要出国，是吗，英国？法国？还回来？我看你不回来了？你不老，昨天没有空，今天一天又买东西，我也就要走了，今儿晚上非得找到。到门口还担心，哎，茶，我自己来……” 想使她静下来，静下来才有希望恢复，给她沏茶，端盒糖果，找几本新版的琴谱，我个人的影集，题了字，延长了“幕间休息”，希望她的思绪接通往昔的芳芳，也就是从前的我。可惜门铃作响，多的是不速之客，进来三位有头有脸的大男人。 芳芳收起我的赠物，把茶呼噜喝干： “不打扰了，走了走了，真高兴，总算找到，我走了，你们请坐，请坐，走了。” 请她留个通信处，她是一边念一边解释，一边写的。 送她到楼下，门口，她的手粗糙而硬瘠，而走路的速度极快，一下子就在行人中消失，路面湿亮，雨已止歇。 等三位不速之客告辞，我才在灯下细看她的地址，有一点点从前的笔迹，只有我辨得出。 “奇遇”还要来，来的不是人，是信：
“这次能见到你，真是意外，我一直以为你早已被迫害而死，我想，回到上海，家里人会告诉我有关你的消息，不用问，他们会说的。哪 知你还在，还不见老，我真是非常高兴，真是不容易的，能活下来，也就不必去多想了，保重身体。 这次我买了船票，到大连再转火车，安静些也便宜些。好久不见海了，这渤海虽然不怎么样，也辽阔无边，一人站在甲板上，倚栏遥望，碧浪蓝天，白鸥回翔，我流下眼泪，后悔当初是这样地离开你，后悔已来不及，所以我更深地后悔，第一次流泪之后，天天流泪。 你到了外国，能写信给我吗？谢谢你给我的影集，其中还有我们在北京玩闹的照片。谢谢你给我的曲谱，我居然还读懂一些，你写得真好，真想在琴上并出来听听。 如果以后你回国，也请告诉我，知道了就可以了，不会打扰你的。如果你以后到哈尔滨，那请来看看我们一家。 异国异乡，多多保重身体！祝你万事如意。” 她在信封、信纸的末尾，又写了详细的地址，实在是诧异，说话已经这样猥琐唠叨，怎又写出述样的信来，字迹，那是衰败了，信纸是供销社的粗糙公笺。 去国前夕，曾发一信，告知启程日期，所往何国。那不谈比谈更清楚的一切，我没有谈，只说： “我也非常高兴能重见你，感谢你在天海之间对我的怀念和祝福。我自当回来，会到哈尔滨一游，以前曾在哈尔滨住过半月，‘道里’比‘道外’美，松花江、太阳岛更是景色宜人，告诉你的两个可爱的儿子，有个大伯要见见他俩，一同去芦苇丛里打野鸭子……” 在宴会、整装、办理手续的日夜忙碌中，芳芳的信使我宁静……已不是爱，不是德，是感恩心灵之光的不灭。无神论者的苦闷，就在于临到要表陈这种情怀时，不能像有神论者那样可以把双手伸向上帝。我却只能将捧出来的一份感恩，仍旧讪然纳入胸臆——没有谁接受我的感恩。 “奇遇”还有，来的不是信，是一阵风——参观了伦敦塔后，心情沉重，我一直步行在泰晤士河边，大风过处，行人衣发翻飘，我脑中闪 出个冰冷的怪念头： ——如果我死于“浩劫”，被杀或自杀，身败名裂，芳芳回来时，家里人作为旧了的新闻告诉她——我的判断是： 她面上装出“与己无关”，再装出“惋惜感叹”，然后回复“与己无关”。 她心理暗暗忖量：“幸亏我当时走了，幸亏从此不回头，不然我一定要受株连，即使不死，也不堪设想——我是聪明的，我对了，当时的做法完全对了——好险！” 这个怪念头一直跟着我。 久居伦敦的一位中国旧友，曩昔同学时无话不谈，他是仁智双全的文学家，老牌人道主义者。一日酒到半醉，我把前后四个芳芳依次叙述清楚，细节也缜密不漏，目的是要他评价我在泰晤士河畔的风里得来的怪念头——他一听完就接口道： “你怎么可以这样想！” 静默了片刻，他说： “明天，明天再谈。” 我笑： “为什么要到明天，今夜准备为我的问题而失眠？翻那些参考书？” 他也笑： “把我搅混了，你和芳芳，都是小人物，可是这件公案，是大事。你说蒙田，蒙田也一时答不上，我得想想，怕说错。” 第二天在咖啡店见面，我友确实认真，开口即是： “你想的，差不多完全是对的！” 他的嗓音高，惊扰了邻座的两位夫人，我赶紧道歉。文学家说： “你只会道歉，我倒想把这段往事讲给她们听听呢。” “嘘——欧洲人对这些事是无知的。” 31 Dezember 中文小说阅读：体会时间流逝中那些生命感动冯唐
中文小说整体水平低下
开篇明意，首先表达我的观点：中文小说先天不足，整体上无甚可观。
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讲，中文小说和西文小说整体上都不在一个重量级。美国现代图书馆评选二十世纪英文小说一百强，争得不亦乐乎，反反复复定不下来。之后，亚洲周刊跟风效颦，推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很快尘埃落定，各路英雄坐次排定，鲁迅《呐喊》第一，二月河《雍正皇帝》第一百。读到这则消息，我第一感觉想乐，好象听到清华大学选出清华校园美女一百强。第二感觉凄凉，“世无英雄，方使竖子成名”。第三感觉振奋，好象项羽看见嬴政坐着大奔逛街，“彼可取而代之”。跟我老妈讲了我的感受，老妈说，你改不了的臭牛逼。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意见还是和鲁迅当初一样：如果喜欢小说，多读外文小说，少念中文。
中文小说整体水平低下有两点原因，第一是中国文字太清通简要，难负重。第二是中国文人外儒内庄，不吃苦。
不是灭自家威风，中文和英文那个更优秀，实在是一个数量问题。数量少，二、三十字以下，中文占绝对优势。有时候，中文一个字就是一种意境，比如“家”字，一片屋檐，一口肥猪，有屋睡有肉吃就是家。乱翻词谱，有时候，中文三个字的一个词牌就是一种感觉，“醉花阴”——丁香正好，春阳正艳，他枕在你的膝上，有没有借着酒意浓重树影朦胧说过让你脸红的话？“点绛唇”——唇膏涂过，唇线描过，你最后照一下镜子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他的眼睛？五言绝句，有时候，二十字就是一个世界，比如柳宗元的《江雪》，有天地人禽，有时间空间。数量多些，比如两、三千字，中、英文基本持平。三袁张岱的小品同兰姆、普里斯特利的散文一样筋道儿。数量再多些，比如二、三十万字，英文占绝对优势，中文长篇小说几乎无一不可批为庞杂冗长，而不少英文长篇充满力量。
这也有历史成因。中文是象形文字，一张图画的信息量抵过千言万语，所以宇宙飞船带给外星人看的信大量使用图表，所以一张电子春宫比几万字的《灯草和尚》更占硬盘空间，所以中文没有必要写得那么长。另外刚有中文的时候，纸张还没有发明，写字要用龟甲和兽骨。野兽会跑，乌龟会咬人，龟甲兽骨不易得到，文人不得不清通简要。英文是表音文字，英文成形以后，纸张就出现了，没有了太多限制，英文就倾向于唠叨。点滴积累，岁月沉淀，这种唠叨渐渐有了力量。
中国文人从小讲究的是乐生和整体和谐。他们从不为了理想引刀自宫，他们很少悲天悯人，他们在陋巷没事偷偷快乐。他们故意打破逻辑或者让逻辑自己循环论证，他们说“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言”，他们说路上有狮子。但是好小说需要丝丝入扣的逻辑、滴水不漏的记忆和自残的冷静凶狠，需要内在的愤怒、表达的激情和找抽的渴望。我们的文人怕疼。
小说阅读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
简单的说，小说阅读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天大的理，抵不过自己喜欢。掩卷书味在胸中，和张三、李四，或者隔壁的王胖子没有任何关系。仿佛饮食男女，有人喜欢吃辣，有人喜欢吃甜；有人喜欢小腿细细的小嘴紧紧的，有人喜欢面如满月笑如大芍药花的。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小说阅读没有高低贵贱。给艺术排名次本身就是一个很滑稽的事。如果你对着雪地里一泡狗尿想象出一块熟糯橙黄的琥珀，只能说明你的功力不凡。如果你喜欢上一个聋哑的姑娘，觉得她没有任何欠缺，其他女人不是言语过分恶毒就是心胸过分狭促，只能说明你是情圣。小说阅读没有禁忌。再吃牛肉也是变不成母牛的，看八遍《鹿鼎记》你身边也不会冒出七个老婆。我们都已经太老，很难改变。现在有了互联网了，什么东西拐弯抹角都能找到了，不用等太阳落山再去偷偷找书摊王大爷借《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了。我们不要怕怪力乱神。神农吃了大毒草之所以没有暴死，是因为他一口气吃了一百种大毒草。我学医的时候，上公共卫生课，那个教课的小老太太，小鼻子小嘴，干净利落，她说她健康的秘诀就是每个月找东单街头最脏最乱的国营餐馆吃一盘京酱肉丝，如此保持肠胃的菌群平衡。
在小说的阅读中体会时间流逝里那些生命感动
到底什么是好小说？好小说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坏小说各有各的坏法，但是好小说具有一些共性。
文字妙曼。好小说的文字要有自己的质感，或浓或淡，或韧或畅，或是东坡肘子或是麻婆豆腐，但是不能是塑料裹脚布。好文字仿佛好皮肤，一白遮百丑，即使眉眼身材一般，还是有人忍不住想摸想看。所以南方女孩比在沙尘暴里长大的北方姑娘好嫁，所以诺基亚只给手机换个金属外壳就多要两千块。
结构精当。好故事仿佛好脸蛋，好结构仿佛好身材。长久而言，好身材比好脸蛋更动人。好脸蛋只是个好故事，看过了，知道怎么回事儿，不复想起。好结构转承起合，该凸的凸、该仄的仄，该紧的紧、该疏的疏。让人从头看到脚，再从脚看到头，从胸看到臀，再从臀看到胸，感叹天公造化。
才情灿烂。才情不是思想，好小说不是论文，可以不谈思想，只谈才气纵横、心骛八极。就象好姑娘可以胸大无脑，但是不能不解风情、不知体贴。好的小说家用肚脐眼看天下，从另一个角度拿捏你的痒处或在你毫不设防的时候给你一记断子绝孙撩阴腿。就象一些有气质的姑娘，肤如五号砂纸、平胸没臀，但是见月伤心、听歌剧涕泪横流、主动问你能不能抱她一下，还是能迷倒一片。
讲到最后，小说文字不好不重要，结构不好不重要，才情不好不重要，小说最重要的是让你体会到生命感动，就象姑娘最重要的是让你体会到爱情。在读到足够数量的好小说之前，我不相信任何鬼怪灵异。但是，好小说简简单单透过白纸黑字，将千年前万里外一个作者的生命经验毫不费力地注入我的生活，让我体会生命中不灭的感动。我开始怀疑灵魂的存在。
二十二种美丽，二十二种感动
我在下面列了一张中文小说书单，它们曾经给我不同的生命感动。小说的兴起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对中文最重要的变革动力。虽然我们先天不足，但是我们上探先秦，外采欧美，前途还是光明的。
列单说明如下：
１．纯属个人观点。 ２．排名不分先后。 ３．有些人杂文、散文强出其小说太多，未入围不等于我不敬仰其文字。这些人中包括鲁迅和李碧华。 ４．外举避仇，内举避亲。仇雠和亲朋好友以及我自己的东西，不在推介之列。 《战国策》
有逻辑，有故事，有人性，有冲突，有够贫。象北京的士司机一样关心世事，象管理咨询顾问一样慎思笃行。熟读半部，在街面上混个肚圆不是问题。 《世说新语》
我的重要文字渊源。刘伶和阮籍到北京不会无聊，三里屯有高价假酒，紫云轩和芥末坊都有曾经沧海媚眼如丝的老板娘。 《红楼梦》前四十回
小时候喜欢看林黛玉吃醋和贾宝玉处理三角关系，长大了从中读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不知道是曹雪芹隐藏得太深还是世界把我变得太庸俗了。 《水浒》
要看金圣叹评点的版本。细节处理独步。太多的元素在里面：凶杀、奸情、同性恋、生活在别处、生活在低处、追求理想、遁世、幻灭、战略决策、战术处理、兼并重组、儒道禅合流。让人不得不喜欢。 《肉蒲团》
当初没有互联网，看的是从外教借来的英文翻译版。同期看的还有冯梦龙的三言和意大利的《十日谈》。感觉《肉蒲团》是我见过的行文最干净利落的中文长篇。 《金瓶梅》
写尽市井人情，建议中小企业主管精读。同《肉蒲团》比较，其色情描写添加得极为生硬，疑为后人伪作。 《牛天赐传》
北京那一辈人，没谁都可以，不能没有老舍。没有老舍，北京今天不会有这么多闲人，房地产也不会这么热。如果老舍生在今天，王朔就泡不着文学女青年了。 《围城》
钱钟书写老海龟的这篇小说至今时髦。只是读者通常没有以前那种旧学和西学的底子，领会他那些精致的笑话有些障碍。老天如果有眼，把他和张爱玲弄成一对，看谁刻薄过谁。 《十八春》
张爱玲是个异数。你可以不爱读，但是挑不出任何短处。张爱玲巨大的旗袍阴影之下，新锐女作家不脱怎生出头？ 《边城》
沈从文只念过小学，对汉语的贡献比所有念过中文博士的人还多。 《洗澡》
同样写知识分子生活，同《围城》是夫妻篇。杨绛比钱钟书更懂得收敛和控制，是个更好的小说家和文体家。 《白金的女体塑像》
天妒英才，二十七岁就早逝了。这一篇的调停布置比郁达夫那篇课桌文学《沉沦》不知道强多少。 《台北人》
出手便知家学和幼功深厚，这样的文笔不知道以后到哪里找。 《绿化树》
如果那一拨人里没出来更多这样的文字，都是四人帮的过错。 《鹿鼎记》
韦小宝是比阿Ｑ更典型的人物。刘邦、刘备、朱元璋在基因上和血缘上一定和韦小宝是近亲。 《大人物》
古龙的自传，那时候好象没有太大的出活压力，写得难得的从容。古龙有一枝有魔力的笔，绝对是个大人物。 《受戒》
小品式的文字，阅读时开窗就能闻见江南的荷香。但是几百年后评价汪曾祺的成就，首推的很可能是《沙家浜》。 《棋王》
再看感觉有些做作，没有他现在的随笔精气内敛。文笔太内敛太老道也有问题，仿佛奶太稠，挤出的产量严重受限。 《在细雨中呼喊》
余华最早的长篇，他最好的东西，也是他那拨人中最好的长篇。我不相信他这辈子能够超越这一篇中达到的高度。不如学学格非，找个大学去教书。 《动物凶猛》
有时候一部几千万字关于文革的论著不如几万字的一篇小说更说明问题，《动物凶猛》就是一个例子。写得太急了，有些浪费了一个好题材。如果当初沉一沉，就这个题目写个长篇，垫棺材底儿的资本就有了。 《黄金时代》
生命灿烂，人生美好，即使是四人帮也不能破坏。好在有小波在，要不大家都认为王朔就全权代表北京精神了呢。 《窗外》 “文章憎命达”，要是琼瑶阿姨考上大学，世界将会怎样？还记得林青霞演《窗外》时的样子，双手托腮，仿佛一朵莲花绽开。现在莲花谢了，结了莲子，自己也搞得不男不女了。 02 Dezember 遥远的高三·八孔庆东
公元１９８０年，我初中毕业，考入了哈尔滨市第三中学。哈三中在黑龙江省的地位，比北大在中国的地位还要崇高。因为北大还有其他的大学与之竞争，而哈三中在黑龙江则是“宝刀屠龙，惟我独尊”，别的重点中学一概拱手称臣，不能望其项背的。一名哈三中的学生，比一名“黑大”或是“哈工大”的学生还要受人尊敬。因此，上了哈三中，便油然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仿佛全省三千万父老乡亲的期望和重托，“夸擦”一子就撂到咱肩膀上了。
我从小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各门成绩都很出色。但上了高中以后，面临着考文科大学还是理科大学的选择。这个选择对我个人来说，是不存在的。我有一种很顽固的偏见，我认为理科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我虽然一向热衷学习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但认为它们的价值只在于为人所用的工具性。“批林批孔”时知道孟子的一句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对我的毒害非常大。我至今都认为理工科的知识分子属于“劳力者”，认为文科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精神贵族”——尽管他们的现实处境是那么的可悲可怜！所以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心里就有一个高考的目标——北大中文系，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最好的系。但是，在８０年代初期，全社会的普遍观念是重理轻文，似乎“爱科学，学历文化”就是要当陈景润、李四光，社会上流传着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个别报纸还宣传１９８５年要实现四化，２０００年初步建成共产主义。有的老师听我决心要考文科，而且还是中文系，都无比叹息地说：“唉！这孩子，糟蹋了。”我今天回忆起这恳切的话语，不禁真有点怀疑当初的选择，是不是给国家糟蹋了一个陈景润的坯子。在重理轻文的大气候下，哈三中迟迟不开设文科班，于是我和一些要考文科的同学，与学校展开了艰苦的斗争。“高三·八”不是一个普通的班级号码，那是我们用青春的热血换来的胜利果实。下面我略讲几则与“高三·八”有关的事迹，献给有过类似经历，今天仍然保持着青春激情的老中青朋友。
一、公车上书
高一的上学期一过，开不开文科班，就成为一个争论焦点。其他重点中学，在总体上不是哈三中的对手，便早早办了文科班，集中优势师资和生源，力图在文科上名列前茅。而哈三中严格执行上级关于不许办文科班的指示，名义上是反对偏科，实际上一是有重理轻文的传统，二是作为标兵单位，不敢犯任何错误，三是对文科没有把握，反正办也已经晚了，不如不办，将来高考文科成绩不好，便有了借口，成绩好了，更成为坚持正确路线的典范。这样一来，想考文科的同学，提出了“救亡国存”的口号。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少年，根据所学的那点粗浅的历史，一本正经地把校领导比作昏庸的清政府，认为只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扭转局势，促使当局“变法”。我们分头到各班串联，各班人同此心。就连那些要考理科的同学，也从学校大局着眼，支持我们。于是，我们就发动了一场“文科班运动”。第一，广泛宣传，到处议论，造成一种“民不聊生”的舆论。政治老师讲过列宁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第二，向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口头呼吁和交涉，争取教师的支持，是胜利的最大保障。这里面要注意两点，即对文科教师的绝对倚重和对理科教师的绝对尊重。第三，正式提交意见书，形式分为个人的，各班的和全体的。这项举措我们命名为“公车上书”。
我以个人名义和全体名义，送上了两分意见书，言辞很激烈，还卖弄了不少文采和典故——我的作文得过全市一等奖。郑滨和张欣也各写了一份。当全体意见书签名时，产生了一个让谁签在头里的问题，我记得自己十分狂妄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要出事儿，我先兜着！”便第一个签了。郑滨是个老阴谋家，说这样不好，咱们找几个大碗，画几个圆，都围着圆来签，就分不出先后了。其实我们的种种“阴谋诡计”都是多余，领导上早都知道谁是宋江谁是李逵。很快校长就请我们六位同学去谈话——具体哪六位我记不清了，反正我们既兴奋又紧张，自称是“戊戌六君子”。表面上气宇轩昂，实际上心跳得跟上体育课差不多。
周校长慈眉善目，满头银发。虽然六十来岁了，仍修饰得风度翩翩，一尘不染，看得出年轻时一定是个英俊小生。他平常有两件事特别受到广大同学称赞。一是每天要腰里暗藏一把铁锤和几枚铁钉到各班巡视，一旦发现有活动的桌椅，便掏出暗器大展身手。他从来不问桌椅是谁弄坏的，兴致勃勃地干完，心满意足地离去。所以三中的同学没有不爱护桌椅的，全校内外整洁如洗。后来我到北大看见那么多残桌破椅没人管，便给北大校长写了封信，建议他也买把锤子，可是至今也没收到回信。周校长第二件颇得人心的事是经常在周末和节假日组织老师们跳舞。那时跳舞还是很时髦的事。小流氓们跳舞时都要郑重其事地穿上新喇叭裤，觉得自己很高雅。正经人跳舞则是思想解放的标志。三中有好几位校长，同学们对他们的分工不大清楚，我们只觉得由周来接见我们，大概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心里说不清是放松还是失望。
周校长带着一种严肃的微笑，你们的要求我们看了。首先，你们的立场是错误的。你们称学校领导为“校方”，请问，你们是哪一方？难道你们不是学校的主人翁、不是“校方”吗？你们甚至还称学校领导为“当局”，请问，什么叫“当局”？是国民党当局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咱们学校这座大楼，从前就是日寇的警察厅，赵一曼烈士在这里战斗过，金日成同志在这里战斗过，还有李兆麟将军。
我赶紧说，李兆麟将军是在哈一中附近牺牲的，是国民党女特务用美人计把他杀害了，凶手现在还在台湾。周校长说，对，你们可不能忘本哪！你们管我们叫“当局”，让我们多伤心哪！我十四岁就参加革命，一辈子为人民服务，文化大革命都没挨过斗，到今天可好，我成了“当局”，你们干脆说我是刽子手。那多解恨呢！
我们六君子顿时觉得自己是六小人。慌忙向校长道歉，说我们错了，今后一定改。周校长说，凡事都要从大局出发，你们这样一闹，要是上级知道了，就会认为咱们学校领导不力，不够安定团结，你们愿意换校长吗？我们齐说不愿意。周校长说，就是嘛，上级不许办文科班，咱三中不能带这个头。给你们开一个文科班，到高考时，万一你又想考理科了，那不是把你害了吗？学校现在决定，文科班不能办，但是考虑到你们的要求，可以利用一些放学后的时间，开一点文科的选修课，你们要是真心的，就报名选修，其实我看，也没有多少真心的，都是瞎起哄……
底牌亮出来，我们明白了，现在的关键是要先抓住选修课，经过宣传鼓动，报名选修的居然有一百多人，其中一些同学并不是要考文科，而只是想多学知识，我们那时不像现在的学生只认分数，我们是诚心诚意为了中华之倔起而废寝忘食地抓紧一切学习的机会，谁的知识最渊博谁就最受尊敬，所以全校都有一种“耻一物之不知”的精神。可是，选修课的教室被安排在地下室，夏天闷热，冬天酷寒，加上“当局”的分化瓦解，家长的威逼利诱，渐渐地人数少了，教室由两个压缩到一个。我们用鲁迅的话来安慰自己：队伍越走到后来，就越精纯。我们顽强坚持着，互相勉励着，我们坚信“当局”的心也是肉长的。选修班的人数减到六十左右就没有再减过。
又一个零下四十多度的冬天过去了。当冰封的松花江开始解冻，几个在冰面上跳跃的香港人掉下去的时候，我们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胜利了。几位校长都很感动，都说这些学生真不容易，真有骨气，他们考文科一定能考出好成绩。于是，就拆散了原来的８班，成立了一个新的８班——文科班。但是要求我们的理科学习与其他一样，只是多加了史地两门课而已。这样即使上级知道，也不能说我们“偏科”，说不定还要表扬三中呢。
“文科班运动”终于胜利了，但是有好几位大功臣没有享受这胜利果实。比如7班的班长李学军和学委白泉，都是斗争坚决的“死党”。他们本就不想考文科，他们只是为“正义”才挺身而出。文科班成立后，我仍然经常与他们放学后一路回家。8班从此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班，而“公车上书”则在我们的生命史上留下颇有价值的一页。
二、十三棍僧
文科班存在的时间不到两年，但在同学的记忆中，却俨然是一个完整的阶段。那是因为我们班不仅集中了全年级的大量精英，而且发生了数不清的趣谈逸事。
首先是干部严重过剩。当过班长和团支书的足够组成一个政治局，班委和课代表俯抬即是。班主任左平衡，右解释，总算草草委任了一届内阁。我们班主任教语文，四十多岁，长得很像那时的影星颜世魁，一张黑脸上布满杀气，永远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和一双黑皮鞋，拿着一本黑教案，我们管他叫老魁，管他上课叫“黑手高悬霸主鞭”。我跟老魁说，我在初中当过学生会主席，领导这个班，没问题，老魁一摆黑手，你啥也别当，就给我当语文课代表，有事儿我直接找你。其实老魁很少找我，可我们班同学，尤其是女生，都造谣说老魁待我像亲儿子。我说老魁从未表扬过我，而且还批评过我，都没用。
文科班虽然内阁整齐，人才滚滚，但班级的实际权力机构，或者说权力核心，是“十三棍僧”。那时电影《少林寺》风靡一时，我们班五十多人，却只有十二个男生，于是加上老魁，就号称“十三棍僧”。别看男生只有十二个，却有六个的成绩排在前十名。即使成绩排在后面的，也各有神通。比如班长田风，英俊倜傥，聪明绝顶，具有极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待人谦和仁义，办事成熟老练，文艺体育都是能手，口才又极佳，看过一部电影，他可以从头到尾讲得跌宕起伏，大家都很佩服他。可不知为什么，他的成绩总不见提高，也许是一个人太多才了，对命运就缺乏危机感，区区分数也就不大放在眼里了。
我们十二个男生，一半坐窗下，一半坐在后边。每天嬉笑吵闹，令女生十分痛恨。班里的大事小情，都由男生说了算。其实三十九名女生里头也人才济济，但女生一多，就好比鸡多不下蛋，谁也不服谁，谁也甭想出头，干脆乐得让这帮傻小子领导，自己正好安心学习——我估计这就是母系社会垮台的根源。众女生成天心不旁骛，出来进去手不离书，口中念念有词，一脸三贞九烈的样子，却大多数事倍功半。比如团支书刘天越，从来不抓团的工作，一大早来到教室，就粘在座位上一动不动，下课也不出去，吃午饭时，她的同桌赵静把饭盒放到她面前，满满一大盒饭莱，她居然吃得一粒不剩，可见她的蛋白质消耗是够大的。
我们那时男女生之间相敬如宾，很少直接说与学习无关的话。我和同桌肖麟与她们相隔一个过道，经常旁敲侧击，冷嘲热讽。我对肖麟说：“看，又吃了一槽子。”肖麟说：“已经一上午没出窝了。”刘天越听了，只是低头窃笑，继续背书。可她如此用功，也只能在女生里排进前五名，不具备领导男生的威望。
我们班因为男生太少，所以运动会时要求学校不限制男生多报项目。这下可好，田风和老倪包揽了大部分项目。他们这边跳个远，那边跳个高，刚打破百米记录，又要去投标枪。４×１００接力赛老倪居然一人跑了两捧。美国的刘易斯跟他们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女生也不含糊，靠人海战术也拿了几十分。我和肖麟主要负责人事、宣传和后勤，结果文科班在各方面都大获全胜。其他班纷纷抗议不公，但“当局”不予理睬。一个女生跑来报告说，老魁躲在主席台后边偷着咧嘴乐呢。
十三棍僧里，老魁自然属于“恶僧”。其余十二人，用《核舟记》里的话说，是“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下面举几个例子。我和肖麟是一对酸腐秀才。因为预习功夫好，上课不大认真。练习题发下来时，我俩运笔如飞，往往最先做完。剩下的时间我俩就说笑话，猜谜语，对对子。比如我出个“白面书生吃白面”，肖麟对“花脸武士扮花脸”；他出个“春江花月夜”，我对个“秋水艳阳天”；我出个“自古小人先得势”，肖麟对“向来大气晚逢时”；他出个“庆东操场盗香瓜——可耻”，我对个“肖麟教室偷剩饭——该杀”。其他棍僧也有时参与进来。张欣有一天吃雪糕坏了肚子，偶得一联颇佳：“吃雪糕拉冰棍顽固不化，喝面条泄麻花胡搅蛮缠”。
郑滨和王老善坐我们后面，经常遭受我和肖麟欺负。郑滨不但学习好，而且极有艺术修养。他的书法绘画都颇有水平，每月都买大型文学期刊阅读，尤其对苏俄文学有深入研究，后来成为北大俄语系的才子。他表面的谦虚温和中深藏着一种充实的自负。我和肖麟就常常以挫伤他的自尊心为乐。我俩翻字典给大家起外号，让大家自己选择页码和序号。郑滨选了几次，都是很不好的字词。有一次叫“郑肱”，“肱”的意思是“大腿上的毛”。此外还有“郑阴险”，“郑攒钱”，“郑麻子”等。有一回到松花江玩儿，郑滨一人远远走在前面，王老善用各种外号喊他都不回头。王老善情急之下，鬼使神差地喊了一声“郑犊子”，郑滨这才浪子回头，从此他又多了一个外号。有一阵我们经常喊他“郑麻子”，当然他一点也不麻，正像张铁叫“张拐子”，其实跑得非常快一样。
可是我们班有个女生叫郑绮——后来留在北大党委工作，怀疑我们的“郑麻子”是叫她，通过别的女生传来了质问。我们顿时很紧张，因为郑绮不但不麻，而且是学习最好的女生，温文淑雅，颇受尊敬。我们都为“误伤”了无辜而良心不安。于是我们就怂恿郑滨，说你必须去向郑绮解释：“郑麻子是我，不是你。还有郑阴险也是我，郑攒钱，郑犊子，郑肱，那都是我，跟你一点关系没有。”郑滨听了，格外气愤，死活也不去解释。结果我们投鼠忌器，不敢随便再叫他的外号了。
王老善爱思考，爱发言，但经常表达不清。他有两个外号，“喋喋不休”和“语无伦次”。他流传最广的一句名言是：“来，我给你画个自画像。”他和郑滨受到我和肖鳞的捉弄时，就使劲击打我们的后背。后来实在不堪忍受，他们就和后面的老倪老乐换了座，击打我们后背的就变成了老倪老乐。
老倪高大魁伟，会武术，体育全能。在思想上是个大哲学家，凡事与人不同。他经常思考人生社会问题，有点鲁迅式的愤世疾俗，所以常常因思想苦闷而耽误了做习题。他的处世态度是标准的黑色幽默。比如写作文，写到得意处，他就加一个括号，里面写上“掌声”。一直写到纸的右下角，括号里注一句：“有纸还能写”。给板报写诗，他只写了前两句，后两句就写上“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他经常怀疑三角形内角和是不是一百八十度以及双曲线为什么不能与数轴重合，他还伪造一些根本做不出来的几何题让我和肖戚证明。他给别人画像，人家说不像，他说：“我就不信世界上没有长这样的！”此话真是深含玄机。由于我认字比较多，他从字典上找了一些难字僻字考我，结果我都认识，他就自己伪造了一些字让我认。我不愿意服输，就胡蒙乱念，老倪非常惊讶：原来世界上真有这些字呀！思想深刻的人往往会被最简单的假象所蒙蔽。
老乐是一个瘦高个，南方人，有点结巴，平时极聪明，但一急躁就会出错。肖麟与他下棋，本来不一定能赢他。但肖麟非要让他一子，老乐被他激怒，就输了。肖麟又要让他两子，老乐气得话都说不出来，结果又输了。输了就要钻桌子，老乐简直要气疯了。
十三棍僧就是由这样一群“坏小子”和“傻小于”组成。不要以为他们无聊胡闹不正经，他们到火车站学雷锋，到马路上铲积雪，德智体美劳都好着呢。后来在大学里，也都能各自开拓出自己的大地，现而今，正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大业舞刀弄棒着呢。
三、威猛女生
１９９８年，流行一首很肉麻的歌，叫《我是女生》。那歌唱的不像是女学生，而像是雏妓。我同龄的那一代女生，虽有愚贤之别，美丑之分，但在人格情操上，真可以做当代女生的国母。
我们班的女生，正好是十三棍僧的三倍。外班叫我们班“娘子军连”，叫我们“党代表”。到了高三，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高三·八”班。
物以稀为贵。我们这些男生被宠坏了，对女生表面上尊重，实际上不放在眼里，直到毕业时，有的男生还叫不全女生的名字。比如有一对同桌，我们就有点搞不清她俩是叫“倪静、宗健”还是叫“倪健、宗静”。这也不能全怪男生。许多女生整天不说话，上课不发言，叫人无法一识庐山真面目。比如赵静，就坐在我们旁边，几乎从未听过她的声音。她的名字，正好可以制成了一个谜语：“走错了，别出声。”真是名如其人。我和肖麟，只好根据她们的表现，把女生分为若干类。最外向的叫做“猛”，“伤”，其次的叫做“玩闹”，最没有印象的叫做“没有”，意思是这些人跟没有一样。当时大概是分封了几猛，几楞，几玩闹，和８个没有。其余的则大都赐以外号。只有像郑绮、刘天越等少数“女生贵族”仍以姓名称之。当然，这些都是男生范围内的黑话。直到现在，有的女生还在打听自己当年属于玩闹还是属于没有。
“头猛”是我们班最可爱的女生，梳着两条小辫儿，虎头虎脑，面色红润。她之所以“猛”，首先是由于她猛于提问。无论上什么课，她必紧拧双眉，时时举手提问，问题十分古怪，往往令老师抓耳挠腮，老师如果答上了，她必追问一句：“为什么呢？”老师答完了“为什么”，她又来一句“为什么呢？”没完没了地追问下去，直到老师张口结舌，宣布要回去“查一查”，下次再答复为止。因为老师们总是声称喜欢学生提问，所以尽管被头猛纠缠得火冒三丈，却敢怒而不敢言，不仅当时要装得和颜悦色，说：“你的问题很有价值”，回去还要翻查资料，准备第二天答复她。下课时头猛也不放过老师，歪着小辫儿拧着浓眉，一直问到下一节课上课才恋恋不舍地罢休。后来有的老师一见她举手，身体就有点哆嗦，假装没看见或叫别的同学发言，下课时一闪身，就蹿回了教研室。但这样也不保险，因为头猛还可以追杀到教研室甚至老师的家里。头猛简直成了摧残人民教师的一大公害。后来，头猛又把残害范围扩大到同学和其他班的老师身上，逮着谁问谁。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头猛则是“普天之下，莫非我师”。凡是认识她的老师同学，提起头猛，真是哭笑不得。《隋唐演义》里有个傻英雄罗士信号称“头猛”，他连“头杰”李元霸都不怕，于是我和肖鳞便把这个绰号“下载”到了高三·八。
但头猛终于遇到了两回挫折。一次是栽在老魁手里。原来头猛十分得意于自己的本事，居然在作文里夸赞自己“每天都能向老师们不耻下问”，这下可叫老魁抓住了把柄。老魁语文课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在一细小枝节上无穷拓展。碧野的《天山景物记》，第一自然段有“横亘”一词，老魁每次都能把这个“横亘”讲上整整一节课，所以他以前的外号叫“横亘”。横亘老魁捏着头猛的作文，一遍遍讲着什么叫“下”，什么叫“耻”，然后问头猛“向老师提问能叫下问吗？”头猛说：“不能。”横亘老魁追问：“为什么呢？”头猛说：“因为老师是上，不是下。”横亘老魁再问：“为什么呢？”头猛说：“因为老师比学生岁数大。”横亘老魁又问：“为什么呢？”头猛说：“因为他是老师，所以岁数大……”头猛终于被问得语无伦次，从此不再迫害老魁。
第二次是头猛向我请教一道立体几何。我因为在批林批孔时得知我的老祖宗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从此铭记在心，对待大多数女生常常冷言恶语，授受不亲，这时便简单地告诉她说：“引一条辅助线就行了。”头猛随即就来个“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有的人离了辅助线就不能活，就跟榆木疙瘩差不多。”头猛听了满脸通红，但仍装着没听懂的样子，歪着小辫儿说：“谢谢你。”从此头猛虽然还来问过我，但态度格外谦卑，不敢再问“为什么”了。
头猛除了猛于提问，在其他方面也生冷不忌。打排球时，她不但拳打脚踢，而且头球也相当猛烈，两条小辫儿飞舞着，好像在练习神鞭。发球时经常胳膊一抡，球就不见了，原来从脑后飞到墙外。一天自习时，她站到讲台前的篮球上，篮球一滚，她摔了个五体投地。爬起来，她拧着眉毛又上去了，结果第二次摔得更重，只见她咬着牙挪回了座位。全体男生窃笑之余不禁微微佩服。头猛确实有一股“欲与男生试比高”的劲头。最后一学期，不少同学都比谁回家最晚，获胜者往往要坚持到半夜。女生当然比不过男生，头猛也不例外。但头猛竟然把她哥哥带来保驾，大有问鼎之势。我和肖麟便怂恿老倪去揍她哥哥一顿，老倪不敢，但总算把头猛兄妹吓走了。后来，头猛一直和我们男生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在北京读完大学后，回到哈尔滨走进了金色盾牌的行列，她的“头猛”特长真正得到了发挥。
“二猛”也是我们班一绝。她坐在第一排中间，提问的频率和强度仅次于头猛，所以屈居二猛之席。但她另有一个绝招，即上课时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师，仿佛在她的眼睛和老师之间引了一条活动的辅助线，并且随着老师的一举一动频频点头。因此她一开始的外号叫“频频点头”。老师讲课都希望学生有积极热情的反应，但是有的学生没听懂，有的听懂了在思考，还有我和肖鳞这样的“不听而懂”之辈，所以二猛的频频点头给了老师极大的满足和信心，老师们都爱叫二猛发言，特别是在头猛举手的时候。数学老师老膝最喜欢二猛，老膝是个朴实乐观的山东大汉，看不透二猛的伎俩，经常随着二猛的点头节奏来掌握上课进度。只要二猛点头，他就往下讲，根本不管其他人听懂没听懂。讲到酣畅之处，老滕对着二猛一个人比手划脚，滔滔不绝，二猛拼命点头，满面虔诚，别的同学不是气得咬牙切齿，就是乐得手脚乱颤，只有头猛始终举着那不屈的手，两条浓眉几乎拧到了一起。
二猛由于点头有术，在学习上占了不少便宜，尤其数学，好几次考试都得了满分，被老滕认为是能考北大之属。二猛自我也感觉甚佳，由经常向同学请教改为经常接受同学请教。可是苍天无情，高考前夕，她家里忽然出了点事，她也因长期点头而得了偏头痛，结果导致高考失利，后来进了一家很不满意的学校。二猛不肯服输，经常跑到京津各大学的同学处倾诉她理想志向，顺便教训一番“小人得志”的老同学。老同学们一方面都比较体谅她，另一方面又比较怕她，因为她慷慨激昂，指点江山，从江青到弗洛伊德，没有她放在眼里的，比头猛的“十万个为什么”还要威猛十倍。只有我可以对付她。我的办法是板起面孔，严厉无情地批评她的狂妄自负，她出于自尊，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批评，感谢而去。另一个办法是把她介绍给周围的朋友，我自己扬长而去。二猛和我的许多朋友都互留了电话地址，我的朋友们也很佩服我有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老同学。其实我知道，二猛的心中是有着深深的遗憾和哀伤的。
四、不敬师长
我们这一代人，虽在文革中度过童年，却最懂得尊敬师长。我们的尊敬，不是停留于表面的礼貌谦卑，而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和敬重。所以，我们对老师的“敬”，有时恰恰是以“不敬”来表现的。我们兴致勃勃地观察老师的小动作，模仿老师的口头禅，给老师起外号，所有这些，使老师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有血有肉，能歌能哭，使老师成为我们一生心目中最可爱的人。
哈三中的老师大多德才兼备，远近闻名。越有本事的人，往往越有性格。我在7班时，语文老师刘国相就极有性格。他讲课精彩幽默，见解独到，倍受同学欢迎，然而他却极不谦虚，讲到高潮，突然大声问一句：“我讲课好不好？”同学齐喊：“好！”他又问：“棒不棒？”同学齐喊：“棒！”刘国相如饮甘霖，越发精神抖擞。有时其他省市的老师来观摩听课，他也不知收敛，甚至更加肆无忌惮。有一回上课前他走到讲台，同学起立，他不按惯例说：“同学们好”，却扬起右臂喊了声：“嗨，希特勒！”这样真诚的老师在中国可以说是风毛麟角，他给我留下一个终生的启示：做老师，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
高三·八的老师普遍喜欢我们十二棍僧，但他们不知道，十二棍僧对他们是常常颇为“不敬”的。班主任老魁每天装出一副凶相，不论同学取得什么成绩，他都很少表扬。尤其喜欢训斥女生，还动不动威胁女生说，谁要躲在屋里不上操，或者偷懒不扫除，他就一脚把她踢出去。女生对他又恨又怕，并且因为他很少威胁男生而对男生也增加了仇视。可是到毕业时大家回头一想，老魁一个人也没踢过，一个人也没骂过，多少训斥和“威胁”，都成了有滋有味的回忆。比如一次种疫苗，许多女生害怕打针，窃窃议论。老魁说：“那有啥可怕的？一攮一个！”吓得女生一片惊叫。还有一天下午，我去参加全市语文竞赛，同学们都在自习，老魁故做镇静地踱进来，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大字：“孔庆东在全市语文竞赛中获得一等奖”，然后又故做镇静地踱出去，在门口左腿把右腿拌了一个趔趄。我傍晚回到学校，望着黑板上的大字，仿佛看到了老魁的内心。
老滕是个急性子。讲课时一个字赶着一个字，口沫飞溅。又喜欢在空中比画，无论多么复杂的几何图形，都宛如清清楚楚摆在他面前，他在空中左画一个圆，右分一个角，时而说刚才那条线不要了，时而又说现在把Ａ换成Ａ一撇。所以你只要忽略了他的一个动作，就再也跟不上他。他之所以喜欢空手比画，是嫌在黑板上写画太慢。他在黑板上急躁得很，每每写错，写错了就用大袖子去擦。一节课上不到一半，他就浑身都是粉末。同学做练习时，他就巡视辅导，蹭得好多同学一身白末子，以二猛身上最多。老滕恨不能一日之间就让同学掌握他的全部本事，所以对于做不出的学生又气又恨。有一次整整一行女生轮番上黑板也没有做出一道题，包括二猛在内。老滕挥动蒲扇般的大手像绕口令似的说：“你们哪儿也考不上！大学也考不上中专也不上技校也考不上哪儿哪儿也考不上啥啥也考不上！”老滕惟恐我们学习不努力，经常编造一些谣言来吓唬我们。比如说：“这几道题一班同学全都会做，三班同学２０分钟就做完了，看你们怎么样。”有时又说：“我到一中和十三中去兼课，最近一中的数学已经超过了咱们，十三中也已经跟咱们差不多了。你们再不努力，就哪儿哪儿也考不上了！”我们向一中一打听，原来老滕在一中说的是：“就你们这个样儿，三中闭着眼也刷得你们一根毛不剩！”，老滕还在外边吹嘘过：三中的肖瞬和孔庆东，做题像飞似的，连理科的尖子都比不上。在老滕的培养下，我们班的数学水平的确很高，而且锻炼出了卓越的空间想象力，高考时有人得了满分。不过老滕也并非只知道督促学习。高考前夕，哈尔滨着了两场大火。一天中午，几个男生去看救火，半路与老滕遭遇，老滕怒斥道：“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闲心去看救火？练习题都做完了吗？”大家都很羞愧，准备返回。这时老滕话题一转：“好吧，快去快回！我告诉你们一条小路，距离又近，又没有警察，还可以骑车带人。”说到此处，老滕一脸的得意，就像在二猛面前讲课似的。
地理老师张大帅是个肥头大耳的白发老头，他是中学地理界的权威，有几大绝招，一是在黑板上随手画地图，惟妙惟肖。二是善于出题和押题，做过他的题，对付高考便胸有成竹。三是不备课，也没有教案。他上课就拿着一本教科书，打开就照本宣科。为了显示不是在“读课文”，他不时加上一个“的”，减去一个“了”。读到外国地名，故意读得起伏跌宕，好像他去过似的。大家佩服他的水平，所以对于他的讲课也只能忍受。时间一长，张大帅也不再掩饰，进门就说：“书——２５页”，大家便翻到２５页，他说：“书——６８页”，大家便翻到６８页。一天他一进门，我们几个男生就说：“书——”，张大帅白了我们一眼，说：“教材——１２０页”。过了几天，张大帅一进门，我们便说：“教材——”，张大帅这回连看也没看我们，说：“课本——１３９页”，于是大家无不佩服。张大帅讲课之外，喜欢以一种非常含蓄的方法炫耀自己。他经常慢条斯理地说市里省里请他开会，“我呀，不愿意去。可是电话打到学校，又打到家里，不去实在不行。”他还时而讲个小故事，比如说某一天，他观云识天气，认为要下雨，别人都认为不会下，“整个一下午，也没下。”张大帅说到这里，停顿了片刻，大家以为他这次是真的谦虚。张大帅接着缓缓说道：“到了晚上，下了。”故事到此结束，韵味无穷。我用老魁讲作文的术语评价说：“真是凤头、猪肚、豹尾！”
老师们往往有些小毛病，被学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比如老魁来上课，走到门口时，躲在门后把烟掐掉。老滕每次理发，脑袋上都深一块，浅一块，跟狗啃的似的。历史老师讲课前总要故做轻松地说几句题外话来掩饰紧张，他用手指不断地捏着粉笔头，下课后满讲台都是碎粉笔末。生物老师不知为什么特别爱讲大肠杆菌，一有机会便扯上几句，因此外号叫“大肠杆菌”。化学老师有个口头禅叫“相应地”，一节课要说上几十次，“把桌子相应地搬过来”，“把仪器相应地送回去”，“大家相应地做一做”，“课后相应地来找我”……这些甚至被我们给记到了《班务日志》上。《班务日志》是教导处每周要检查的。有一次我们记了老滕剃头的内容，教导主任批阅道：“今后这类事件最好不记。”最让人记不胜记的要数政治老师。这位老头跟张大帅一样，也是著名的特级教师，讲课精练有条理，善于出题和押题，而且很喜欢我们十三棍僧。他一口南方普通话，把“互相联系，互相排斥”说成“五香联系，五香排斥”，因此外号叫“五香联系”。五香联系上课时毛病甚多，据我们认真讨论，主要有提裤子、挖鼻孔、掏耳朵、闭眼睛和看窗外五种。这五大毛病出现的频率极高，而且动作幅度大，持续时间长，比如他可以闭着眼睛讲完运动和静止的辩证关系，看着窗外讲完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有一天，我们决定用画“正”字的办法详细统计一下五香联系的各项数据，课前做了分工：我负责闭眼睛，肖麟负责看窗外，郑麻子负责掏耳朵，王老善负责挖鼻孔，张欣负责提裤子。周围的女生听见了，都兴奋地憋着笑，等着看热闹。刚刚分配完任务，上课铃响，五香联系进来了。大家急忙起立。还没等喊“老师好”，只见五香联系两臂一垂，就提了一下裤子。张欣一见，赶紧弯腰画了一个横杠，周围同学都忍俊不禁。五香联系说：“站好了，不要笑，上课要严肃。”统计结果，我共有五个“正”字，高居榜首。
这些可爱的老师使我很早就认识到，做人首先须有德有才，大节无亏，小节上则不妨任其自然，宁俗而勿伪。要经得起别人的“不敬”，才能配得上别人的“敬”。
五、画展与晚会
一次期中考试结束，外面下着雨，教室里只剩下十二棍僧。我们忽发奇想，要举办一个画展。说干就干，从讲台里拿出一大叠白纸，每人一张，开始“创作”。我从小就美术不好，图画课唯一一次得了１００分，是因为画了天安门，还在下面写了一句“我爱北京天安门”。这时我想起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美术不好，他有一次图画课上画了一个竖杆，旁边画了一个圆，题名曰“半壁见海日”，也是以奇妙的想象力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我何不依样画葫芦呢？我索性什么也不画，一张白纸，在角上题了两个字：“大雪”，让人想象其雪之大，掩盖了整个世界。其他棍僧也“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张欣画的是树上悬挂着上吊绳，一个人正要自寻短见。田风画的是江青在喊叫，颇有点马蒂斯的风格。刘铁军在纸上踩了两鞋印，取名“人生之路”。老倪好像画的是蛇或鲜鱼与小孩和平共处。王老善是请别人代的笔。其他人画的什么记不清了。反正那些画如果保存到今天，一定会被认做中国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美术的先驱。我们完全是出于一种纯粹的艺术冲动，毫无功利目的，毫无艺术束缚地游戏一场。画完之后，就贴在后面的板报上，无非是图得一乐。
次日早自习，老魁进来，抬头一看，顿时面色铁青。他厉声查问是谁画的，命令坐在后面的周大背心把画取下，送往“当局”审查。当局极为震动，集中了一批教师去分析作品的思想涵义，结果谁也看不懂，只觉得此事十分严重，很可能是一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挑衅进攻。我们被叫去逐个交代作品主题和创作动机。我很快过了关。张欣把上吊绳解释成“树上的果实”，说他画的是社会主义大丰收。这很难自圆其说，周校长说：“这个果实，我怎么越看越像根上吊绳呢？”张欣说他画的不好，那确实是果实。田风说他的画是批判江青，因为他痛恨四人帮。刘铁军说他的“人生之路”是让人脚踏实地的意思。当局对这些解释都半信半疑，但又不敢说出别的解释。最后的处理是班内批评教育，因为害怕闹大了，对谁都是个危险。
回到班里，老魁先逐个训斥一番。王老善声明是别人代他画的，不但没取得老魁的宽恕，反而遭到加倍的讥讽。老魁见大多数棍僧不卑不亢，就发动女生展开批判。课后让刘天越代表团支部教育我们，刘天越老奸巨滑，只说有的女生说我们是“无聊”。我们义愤填膺，都说哪个女生如此大胆，真是反了。以后的几天，我们吵吵嚷嚷要那个女生站出来，结果谁也不敢承认。画展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当时正在举国上下的思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我们无意中成了时代大潮里的一朵浪花。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由无数人民群众创造的，这的确是真理。
老魁并不是一个思想保守的人，他只是出于自己的思维习惯，觉得事情重大，必须上报而已。平时班里的文体活动，都是由我们自由操作的。我们班无论运动会，广播操，集体舞，还是联欢晚会，文艺演出，征文比赛，都是学校的优秀集体和“得奖专业户”。我们教室内外各有一块大板报，每期出来，都引来一批又一批的观众。新年时门口的对联，也令全校称赞，连语文组的老师也跑来抄录。至于我们的新年晚会，就更是全班智慧的结晶了。
１９８３年元旦，是我们高中阶段的最后一个新年。我们几个决策人物首先确定了这次新年晚会的主题是“热闹，伤感”，用田风的话说，是要让女生哭出来。我们把教室布置得花团锦簇，窗户上垂挂着大红团旗，用外班同学的话说：“跟洞房似的”。新颖灵活的结构，和谐杂出的主持，各显神通的节目，使整个晚会酣畅淋漓。特别是压轴节目“徒手乐队”，把晚会推向了高潮。
十三棍僧都是很喜欢音乐，但都是声乐素质好器乐工夫差。大家受哑剧的启发，决定以徒手模仿的形式来“演奏”交响乐。肖麟担任指挥，张欣担任二胡，其他人分任小提琴、萨克司、长号、小号、洋琴、琵琶、沙校等。张欣对肖麟说：“我一操胡，你就开始指挥。”肖麟说：“到底是谁指挥谁呀？”演出时，张欣煞有介事地从兜里掏出一块抹布铺在膝上，模仿着瞎子阿炳，拉得摇头晃脑。其他人也各操着“皇帝新装牌”的乐器，群魔乱舞，演奏得如醉如痴，把女生笑得前仰后台的。可惜刚刚互赠完礼物，当局就通知各班尽早结束，以免狂欢过度，影响复习。大家都意犹未尽，想到这是最后一次歌舞欢聚，不禁喜极而忧，一刹那间感悟到许多人生悲凉，竞真有女生掩面而泣。那一年我只有１８岁，但在那个晚上，我觉得自己体内有一种什么东西，忽地一下，就苍老了。
高三·八岁月是我一生中精力最充沛，情感最纯洁的时期。高三·八给了我广博的知识，高尚的追求，自信的勇气，给了我师长的慈爱，集体的温馨，真诚的友谊，还有，当时我不知道，后来知道了也未能好好珍惜的几位女同学的特殊的感情。我孤身一人在北京干燥的空气里与无物之阵年复一年地搏战着，每当想起高三·八，就像孤狼想起温暖的狼群。我勉励自己要好好做人，好好工作，为了我们曾共同拥有过的理想，憧憬，为了我们曾共同经历过的清新刚健的岁月。我想感谢每一位高三·八的老同学，向那些被我辜负了的同学表示由衷的歉意。当我迎着新世纪模糊的曙光走向天边时，我不会为前途的明暗和得失而忧虑，因为在我心底深藏着一部水晶般的老片：遥远的高三·八。 22 November 当人遇见猫朱天心
这是一篇早在一年前就该写的文章。
一年前此时，我正疯狂的四下找寻走失的麻瓜，我先逐栋逐户按遍屋后数栋十五层大楼公寓小区，从对讲机询问有没有捡到一只黄虎斑、闪电短尾的小公猫。花了几个晚上才问完所有住户，绝望之余，第一次拜托友人利用公器处理这猫狗小事，大春、玉蔻替我在他们的广播节目中发声，正益在他的网站、兰芬在民生报……那一段时日，熟不熟的人见面第一句都是：「麻瓜找到了吗？」「我女儿全班同学都在动员找麻瓜。」说这话的友人家住内湖，与我的木栅一北一南，于是我开始十分不安，认为占用了也许更该用来寻找失踪小孩的管道——当然，对很多视猫狗如子女的人来说，此二者并没什么差别，对我而言……复杂得多。
比方说除了麻瓜，其实家中同时另还有五只猫九只狗，多年下来，大约维持这数量——大约是我们生活质量容忍的极限，因为无论季节晴雨，猫狗皆与我们共处一室——与其说是因为喜欢而收养（或许早些年的确如此），不如说是因为同情，路边墙角被丢弃的冻饿着的生命的恐惧张皇的眼神，永远比任何抱在怀里、收拾打扮得像填充玩具的宠物必然鎯一声击动我心脏，副肾上腺素急速升高，恨不能立即统统带回家。
通常猫因为轻灵不占空间，比较不需考虑太多，有那邻人用垃圾袋装来两只奶猫，说是以为天花板上有窝老鼠，整理之下，发现是附近老野母猫生了窝小猫，我们若不要的话（他一只大手握紧两只小猫），就要（折断脖子？）当垃圾处理掉了喔。当然齐声阻止并收留下，黄的叫金针、黑狸背的叫木耳；也有遛狗上山途中，山沟里一只湿淋淋的小死猫（前一天已经捡过一只大约是它兄弟的并带回掩埋），不想到了家才发现尚未死透，只是失温得厉害，接下去两天便以手帕将他包成襁褓状，谁在看书看报就传给谁握暖着，因为觉得只是尽尽人事大约救不回，没有认真取名，以色为名叫黄咪；也有来时半大不小苦儿流浪脏得看不出毛色，就取名脏脏，一星期好吃好睡下来，当场改名「大白」，原来是一只粉白美丽、看骨架肯定会长得超大的公猫；也有连猫带箱子偷偷放在我们家门口，附上一包猫饼干和一纸条，上写着「我叫ＫＩＫＩ」的黑成猫，养了七、八年，至死我们都不知道它的性别和年岁……
麻瓜也是这样来的，暑假中，返校回家的邻人小女孩完全不会抱猫的（单手握抓着猫肚皮），以致猫震天鬼叫的老远一路上来，我们闻声出门探看，穿着私立小学制服的小女孩说，学校传达室的母猫生了四只小猫，校工说若没人要就得弄死当垃圾丢掉，小女孩和同学一人勉强带一只走，我们问她家里可答应养，她说估计爸爸会在她明天去上才艺班时偷偷扔掉，所以拜托我们能收最好。我们之所以犹豫好久，是觉得又有麻烦一场，因为麻瓜看来有三个月大，要与九只狗彼此适应得花好大一番工夫和危险，通常来时是小奶猫的都可以得到狗族很错乱的母性的照顾（包括大公狗）。
我们的担心完全没必要，麻瓜超级聪明健康，头两天沈静的在沙发椅背高处目不转睛观察狗族，不再害怕也不盲动，且三两下弄清居家的地形地物，知道哪扇门该用推的，哪扇又该用勾的，哪户窗出去，跳上墙头，绕过屋侧长长的围墙，就可在门前的桂花树上假装捉得到绿绣眼，一边打量屋内的动静，我每每在遥远的餐桌这头与它隔着重重阻隔四目对上（它的眼睛沉沉的，不带感情的酷似它的满洲虎大哥，也很像常上电视谈话节目的联合报记者高凌云），它立即发出只有我一人听得懂的猫言，说的是：「大羚羊大羚羊，麻烦出来一下。」我没有一次不放下书报欣然前往，通常我推门到院子时，它已从树巅下地等着了，以我当练习搏杀对象的展开它的早课。
我们且暗暗练就了几套堪称奇特的把戏，让我误以为日后我们可以此走街卖艺。
麻瓜非常独立，野性十足，并不与其它猫族厮混，也不给人抱，总总非常满足我多年来想养老虎而不可得的梦想。我偏偏老不慎就爱上这样的猫，毫无例外。
毫无例外的，一窝花色不一、尚无行动能力也无个性可言的奶猫，天文爱上的长大了总是健康稍有麻烦、黏答答、非常会说话与听话的猫（尽管天文极力对每一只猫狗公平，无论是喂食或照顾或情感）；盟盟爱的长大了都是猎豹体形，小头长手长脚长身，吃得再多也瘦骨嶙峋（近乎《百年的孤寂》中马奎斯所描述的鞑靼武士形貌），此外个个心眼小爱吃醋，在外是打通街的霸王，回了家「娘娘腔」十足；妈妈爱的长大全变成傻傻的大胖猫，圆脸圆眼，尽赖人抱，毫无自我；爸爸（还在时）是极力招呼那些较不会表达自己、较易被忽视的猫；材俊极力不去喜欢任一只猫狗，以便每隔一阵子有猫狗亡失事件发生时，可留他个活口冷静镇定抚慰其它人的哀伤泪水，也因此我才发现他其实是家中心肠最软的人。
我爱上的猫，长大了便像狼一样的独来独往，往往离家不知所终，毫无例外。
对此，我岂没做过努力？尤其一到我最害怕的春天，便日日陷入挣扎到底要不要把门窗关上暂不让它们自由出入。
春天的时候，先是满树喧嚣的绿绣眼和白头翁，然后出太阳的日子，高处便有大冠鹫优闲辽远的笛哩笛哩声，我应声仰脸寻找，向往极了。往往我与坐在窗台上望远的猫肩并肩，偷偷打量它的侧影（有那素铃和我一样喜欢看小土猫凸凸的侧脸哩！）它们的眼睛或绿或黄或灰总之肃穆极了，看了胆怯起来，连不以为有权利干涉它的天赋猫权，天人交战的结果，总是打开窗子，随它。
窗开着，并不是每一只猫都爱出去冶游，有那从不出门的，也有才出去十分钟就一阵风回来，浑身发烫，心脏狂跳，瞳孔变得满满的。也有十天半月才回来的，肯定是哪家有只猫妹妹初长成。
当然近年我们都有为家里或附近混熟的流浪猫狗做结扎，一以便空着配额给那总也捡不完的小野猫；二是如此公猫才不致为了求偶而跑得不知所终，回不了家。
是不是彻底的每一只都送去做结扎，也煞费思量甚至辩证，但很吊诡的是，如此缜密的考虑结果往往与初衷恰好背反，比方说家居不喜外出的猫，较容易让人下决心（因为不在外打天下不那么需要「雄风」），最叫人为难的是那每几年总会出现的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类的大猫王，金针就是这款的猫，它个头并不大，体型方方的似乳牛，却英雄气概极了，它成年才一季，就成了我们这个山坡好几个新旧小区的猫族共主，这其中没有一场战役不是它亲身打下的（从它身上没有一刻是没有伤疤可见得）。我们佩服极它了，往往它离家一星期多返家，我们分头找吃的、替它清洗包扎伤口，忍不住七嘴八舌追问它：「这次是哪样的超级大美女，说来听听。」
我真想听猫大王这些天的冒险遭遇，我猜那位特洛伊海伦一定是只三花玳瑁美女猫，这样的猫，无一例外绝对是母的，圆脸圆眼东欧女子体操选手的身形，又聪明又独立（或者这两个特质其实互为孪生？）又好难追求，我若是公猫，一定同样为之倾狂的。
这样成天在外开疆辟土撒种的针针，因为我们的叹服它的英雄气魄和不忍干扰它强烈的天性，反倒逃过去势一劫。
还有麻瓜爱尾随我出门，行为不像猫而像狗一样的走在平地跟在脚边，通常再信任人的猫也只愿平行走墙头、车底或各种掩蔽物。
我早早察觉麻瓜的野性，便狠心做了结扎，但是春天照样强烈吸引它，它每天在后院与大厦公寓间的野草隙地捕纹白蝶，一天多则捕个十来只半死不死放我们脚前，它因此弄得花粉过敏猛打喷嚏，两眼像点了散瞳剂似的瞳孔缩得针尖小。它偶尔彻夜不归，那夜我一定轻易被远近的猫族凄厉高亢的打斗示威声给惊醒，努力分辨其中可有麻瓜的挨扁声，往往听得血脉偾张，想立即跳窗出去添给帮手。白日，我们都重新恢复正常，麻瓜推门而入，像狗族一样不择地的信道一倒，伸长手脚歇息，我们遥遥对望一眼，知道是指昨夜里的事。
还有麻瓜爱尾随我出门，行为不像猫而像狗一样的走在平地跟在脚边（通常再信任人的猫也只愿平行走墙头、车底或各种掩蔽物），麻瓜自不像狗族肯听我劝告垂尾扫兴返家，弄得我只好选它在大睡时出门。有几次早已经成功的离家好远，正庆幸，突然路边停车车顶洞声巨响，麻瓜自人家围墙墙头空降而下，得意的把尾巴竖直成小旗杆也似，企想跟我去我要去的地方，如同夜间我极想知道它的去处，谁叫我不分季节晴雨场合就只穿那铁鞋一般的马汀大夫鞋，如何轻声蹑足都必发出踢踏或佛莱明哥的足声易于辨认追缉。
彷佛与时间赛跑，我祭出最原始的法宝，希冀以吃来留住它。只要我在家的时候，每隔几小时总要望空喊它回来吃什么都好，有时见它吃得起劲，我便一旁趁机进言：「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去当野猫的好是吧？」
青少年麻瓜被我喂得太胖了，它常常摊个花肚皮和狗族躺在太阳地里懒洋洋，有人见了就出烂谜语：「有只莽蛇吞了只兔子，猜猜是谁？」
我猜，麻瓜一定是有一天看看自己，悲哀为何便髀肉早生，遂出走重当野猫去。左想右想，这是我仅能想出的理由。
我实介入它的生活过多过多。
理性的这样劝慰自己，感情上，却完全无法想象日后可能再看不到它一眼，而它明明就一定在我们这个山坡小区里（我问过管理员、清洁队员们，并没看到死伤的猫狗），咫尺天涯，想来令人发狂。我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跑到山坡制高处朝整个山谷喊它（好像一头母豹），愈喊愈相信它可能被某热心人士收留了，给关在七楼八楼的公寓里下不了地、回不了家。
其实一两年前黑猫墨墨不见时已绝望过一次，那会儿我们冲洗了数十份墨墨的照片，天文执笔写了（我以为谁看了都会掉泪的）寻猫启事，连夜我们才贴到大厦小区的Ｄ栋，就发觉Ａ栋的海报已被撕掉，贴妥中庭的游乐设施，Ｆ栋的已被撕毁，我们贴电杆，被撕掉，贴小学，被撕掉，想贴里民布告栏，布告栏上锁，里面张贴的是谁也不会耐心看两眼的政府公告。最后只有交好的一二商家愿意让我们贴店门口。
整个小区、社会，对这样的事，是很寒凉的。
但我猜想，一定也有人会想，有那么多的失业人口、缴不起营养午餐费的学童、被弃养的老人……甚至非洲、印度、阿富汗的饥童，类似我等这么做（例如随身携带猫饼干，以防遇着受饥的野猫时很无力伤感），太妇人之仁、太小资产阶级、太何不食肉糜，正如同相对的我也常不解，只要街头一天还有流浪猫狗，「流浪之家」环保局狗满为患，为何会有人去宠物店买狗买猫？
面对前者的质疑——包括有一派的动物学者（台大费昌勇教授？）主张以较「理性」「肃杀」的态度方式来彻底结束一代流浪犬的社会问题——，我甚至是有意的让自己小仁小义不坚硬起心肠，因为，我害怕（不管是基于任何的考虑或主张或论理）若自己一旦对日日触目所及的弱小都不能感同其情，如何能对更遥远更抽象的贫穷、饥饿、幼童能心动心软并付诸行动？
这么做——看着素昧平生的流浪猫狗不知有没有下一顿的狼吞虎咽一餐——一来藉此我把自己的心养得软软的、烫烫的、火红的，像丰子恺说其幼子「我家的三岁的瞻瞻的心，连一层纱布都不包，我看见常是赤裸裸而鲜红的。」二来但愿这些倒霉透顶生在我们岛国的猫狗能在它们生命中有限的和人的接触中，至少，至少有那么一次，是温暖的，和善的。
关于后者（我激进的以为凡街头还有流浪猫狗，就不该去宠物店云云），确实我常常刻意不加入爱猫爱狗族的友人的聊天话题，例如你儿子狗专爱吃哪家进口牌子的罐头或起司，我猫女儿只吃每天早晨去传统市场的鲜鱼摊买回的现杀现煮活鱼云云，我甚至很不礼貌的不怎么搭理他们的猫狗儿女，一来以为它们得到的感情照护资源已太多，无需锦上添花，二也觉得私人领域的如何宠溺深情是个人的自由，但放在公共领域就不免触目惊心，甚至会给那些不了解动物或原就不打算了解动物的人们正当的理由和借口（你看，猫狗待遇比我们普通人都好，所以哪还需要我们去关心去同情？）
因此我们常常极不通人情的拒绝识与不识的人的请托、收养他们因出国、搬家、结婚、有了新生儿所以不能再养的猫或狗。我总不相信他们曾经能养、曾经有感情，何以不能继续下去。友人通常试图说服我们：「可是它好可爱好聪明，是什么什么哪种哪种狗耶（某个大名牌血统）。」我们更不为所动的回答：「那一定更有别人愿意收养了，我们家若是小小的流浪动物之家，也是给那些肯定没人要、叫不出名号的猫咪狗狗待的。」
那些被车撞跛了脚的、脖子上紧缠捕狗铁丝的、中国人以为不吉利的白四脚的、医生宣布束手治不好的皮肤病顽疾的、那些真的丑巴巴的、那些照眼就知是新被主人弃养街头的丧家之犬……
那些受损伤的和被羞辱的……
便也有麻瓜出走半年后的台风前夕，同一个小女孩又从学校抓了一只灰色虎斑小狸猫打算偷偷塞进我们信箱就跑人，终究小猫的尖声哭叫引得我们出门探看，我们给她取名纳莉（台风），小名纳纳，一个月后，纳莉升格做姊姊，来了一只更小的白腹黄背小公猫，取名ＡＰＥＣ，是邻居改建老屋工人在冷气口抓来的，ＡＰＥＣ果又是天文会爱上的那种哭兮兮、爱告状的跟屁虫，小名哭包头。
纳莉年纪小小，眼神好似老虎，我偷偷喊她麻瓜妹妹，因为她所有行为模式与麻瓜一模一样，野归野，但因为是女生，春天过了一半，窗户开着（又一场天人交战），她并没有打算出走的迹象。
我心存感激，感激这些如此狂野独行的猎人们，愿意不时与我暂处同一个屋檐下。 23 Oktober 我们拿爱情没办法(其一)姜文对阿城 姜文：男，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著名演员、导演；主演的影片有《芙蓉镇》、《春桃》、《红高粱》、《有话好好说》和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等；导演的影片有《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 阿城：男，原名钟阿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包括三个中篇《棋王》、《树王》、《孩子王》和六个短篇《会餐》、《树桩》、《周转》、《卧铺》、《傻子》和《迷路》。 ○ 阿城 口 姜文 口：你这回回来见着那谁谁谁了吗？ ○：还没呢。 口：你得见见她。 ○：为什么？ 口：也不为什么吧，就是我们一块儿去了趟韩国，还有述平、王朔、余华他们，我们从那儿就说这个创作的事儿，一直到回来。我不否认有些人，或很多人，会在瞬间有一种出壳儿的感觉。比如听音乐，容易产生某种感觉，甚至连激素都调起来了，分泌上有些变化。我听我迷恋的音乐，真是起鸡皮疙瘩。 ○：是，打冷颤，起冷痱子。 口：我的《鬼子来了》，还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其实都是从音乐开始的。我跟人家说，说不明白，人家说你好音乐？我说不是，我连谱都不识，我只能说我的灵感是从那里来的。比如，我听马斯卡尼的音乐，像一个火儿，把天点着了，想抽根烟，白日梦，跟着走，走到……你能闻到那味儿的程度，景色能看到，对话能听到，电影我先在脑子里看到了，那叫完整，那叫清晰，就是不容易叼住。 ○：神往，就是这个意思。到能闻到味儿的程度，好。 说来我们的脑子里，有个很古老的部分，叫嗅叶。嗅叶呢最初只有两层细胞，第一层管接收气味，把它们分类，第二层管通知神经，指挥身体采取怎么样的应对。蛇，鳄鱼，这些古脊椎动物，爬虫类，都是只有嗅叶的动物。你看蛇信子吐来吐去，就是在收集周围的气味分子，它主要是靠这个来判断，周围有食物呢还是有敌害，再有就是可以交尾的对象，之后决定怎么反应。蛇的眼睛只能感觉得到明暗，看不到东西，等于是个瞎子。 后来嗅叶进化发展成情感中枢，脑，才开始有了情绪功能。情感中枢可以修正学习、记忆这两大功能，古哺乳类动物，也就是马牛狼老虎这类动物，才会有更复杂的反应，情感中枢里也就有了一个嗅脑部分。 大概到了一亿年前吧，也就是到了新哺乳类动物的脑，就是我们说的猴儿，猩猩，灵长类，和之后我们人类的脑，又增添了几层新细胞，我们才能慢慢出现所谓的智能。你刚才说的起鸡皮疙瘩，就是音乐刺激到了情感中枢，影响到嗅脑中的原始嗅叶部分，结果反馈出嗅幻觉。 口：《阳光灿烂》开始的第一首“文革”歌曲，我根本摆脱不了。骑自行车我自己哼，就能想起我在唐山的时候，六岁……我现在想起那是个什么味儿了，就是柏油路的柏油味儿，加上臭电石，搁水里就冒泡儿。那叫什么…… ○：乙炔，用来气焊的。 口：对，焊东西的。就是那俩味儿，一下就勾出来了，我就倍儿兴奋，一下就能想起小时候在唐山街边儿，坐在消防栓上，俩，这边儿坐一个小女孩儿，那边儿坐我，看游行，武斗的队伍。 ○：警察办刑事案，当事人常常因为昏迷而失去记忆，用现场的味道刺激嗅觉，当事人会恢复记忆。嗅觉非常灵敏，我们的鼻子里有大概三百万到五百万个管嗅觉的神经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数目吧，你可能是属于五百万的。 口：是。我头一场戏，就得老听那段儿音乐，闻那味儿，然后你就可以写好多。所以我跟人家说，我这电影非得到我能闻到味儿了，我才能拍。我能闻了，我就有自信心我比谁都能拍得好，因为别人闻不着，我能。 ○：嗅觉是情绪的基础。嗅觉不灵的艺术家，很难成为最好的艺术家。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在他的《追忆似水年华》里，不断描写由嗅觉引起的记忆。德国作家希施金在他的著名小说《香水》里，写了一个几乎在嗅觉上有特异功能的主角，他杀了二十多个女人，为的是得到她们身上的自然香味儿，后来他制出一种味儿，让所有人都很兴奋，结果把他杀了。中国作家里，我想想……台湾朱天心有个《匈牙利的水》，写人由香水而引起的记忆和情感，精确细致，叹为观止。这边是莫言的小说，光感，嗅觉，触觉都非常强烈，景观奇异。艺谋拍《红高粱》。没去转化莫言最敏感的东西，不懂，粗糙了，可惜。不过到了《有话好好说》，有了一点儿嗅觉感，大概因为你是有体味儿感的演员。演出状态来，自然就会有体味儿出来。不过我有时候看电视节目，老觉得有一两个主持人有口臭，不自觉就会退后一些，你知道我的电视是十二英寸的，再退就成看表了，可还是会退。 《鬼子》，《阳光》，都是体味儿强烈，好。 口：有意思。 ○：香水儿和酒的调配、鉴别，部必须在嗅觉和味觉上有超常的能力。香水儿大概有个六千年的历史了。日本料理里的姜，作用是隔味儿的，吃过一种生鱼之后，吃姜，嘴里留的味道会被隔掉，好完全享受下一道生鱼的味儿。 口：有意思。 ○：情感中枢里嗅脑的这一部分，里面有两样东西非常重要，一个叫海马回，一个叫杏仁核，都是因为它们的形状来命名。以前医学界认为，顺序应该是：比如杏仁核，先把接收到的信息分好类，传到丘脑，转成脑的语言，就像电脑的语言是零和壹，人脑也有自己的语言形式，之后传到大脑皮层的感觉处理区，整理成感觉，形成认知和意义，也就是怎么回事儿，再传到情感中枢，决定怎么反应，再通知其他脑区和全身。说时迟，那时快，这个过程当然是很快的。 我们以前一直认为，杏仁核完全是靠大脑皮层的指令来决定情绪反应。 但实际上常常是，比如一个黑影一晃，我们撒腿就跑，或者别人刚一抬胳膊，我们就已经扑上去打了，所谓来不及想，不管三七二十一，莽撞。也就是说，管思考的大脑皮层对刺激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动作了。 这是为什么？纽约大学神经科学中心一个叫勒杜克斯的发现，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丘脑到大脑皮层的神经，还有我们以前没有发现的丘脑直达杏仁核的一小绺神经，也就是说，有一条近路。当然，结果，杏仁核常常会抢在大脑皮层思考之前，就反应了，情绪，动作，电石火光，刹那，速度非常非常快，先斩了说。 杏仁核管储存情绪记忆，一有刺激，它马上就和过去的情绪记忆比对，新的刺激里只要有一项要素与过去相像，它就按照记忆了的情绪经验启动。比如，我们讨厌过一个人，以后只要这个人出现，我们不用想就讨厌他，而且这种情绪非常难克服，常常是还没见人影，光听见声音了。勒杜克斯叫这个为“认知前的情绪”。 比如“瞧你丫那肏性”，“别提他，我烦着呢”，“你再提他我就跟你急”，都是我们常碰到的认知前的情绪，而且搞得心潮逐浪高，久久不能平静，挥之不去。 这个发现，对理解人的行为，非常重要，比如就影响到西方法律上对刑事责任的判断，量刑。 勒杜克斯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证明杏仁核可以处理我们从未意识到的印象和记忆。他在试验者眼前闪过各种图形，很快，试验者根本察觉不到。这之后，再把图拿出来，他们会偏好其中的一些很奇特的图形，这也就是说，我们在最初的几分之一秒，已经有了记忆，还决定了喜欢不喜欢。情绪，可以独立于理智之外。这就是直觉。 口：我头一次写剧本，感觉是在笔录，一个半月，笔录下来，有时候来不及，追不上，那个东西变了，把音乐倒回来再听，又追上了。 ○：当然追不上杏仁核，肯定追不上。其实，倒不妨备一个录音机，快说，先录下来，再写下来。 口：有时候经过嘴巴吧，也变。挺奇怪的。 ○：是，语言会异化感觉的出发点，而且还一路互相异化下去。烦也在这儿，有意思也在这儿。 口：我其实在拍一个脑子里已经有过的东西，平常我没觉得我是一个细致的人，那么敏感的人，那么知道把哪个跟哪个剪接到一块儿的人，不知道。 那天我放了一点儿《阳光》，还有《鬼子》，好多地方我觉得真不错，好像不是我弄的。回想刚剪完那会儿，就好像什么断了，飘走了，一去不复返的感觉。 ○：是啊。这就说到海马回，海马回呢，是一个情境记忆库，存储图像。比如，动物园的老虎和山里的老虎，情境不一样。海马回管的是客观图像比对，杏仁核管的是情绪意义，同时也掌管恐惧感。所以你刚才提到听音乐起鸡皮疙瘩，除了引发嗅幻觉，同时也引发了类恐惧感，你如果是鸡的话，羽毛儿就竖起来了。 10 September 父亲阿城
1987年3月某晚我正在纽约夏阳的画室里，这个画室是仓库改建的，旧得好像随时要出危险，但实际上什么意外也不会发生，意外是绕了半个地球从电话里传来的：父亲病重，我立刻准备自美国离去。
从六十年代初，家里就笼罩在父亲病重的气氛里，记得夏天我们在院子里与邻居喧哗，母亲出来制止，我们还小，还不能随时将父亲的病重放在心上。
父亲的病是在唐山劳改时染上的肝炎，由急性而慢性而硬化，之后，它将是父亲死亡的原因。在随时准备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是1957年的右派，是死老虎，批斗，陪斗，交待，劳动是象征主义的，表示侮辱，之后，去干校，一切都是当时的理所当然，但是，父亲在理所当然会死去的时代没有死，居然活到1979年。
这一年，对父亲来说是重要的一年，犹如1957年。我记得春节之前的某日，接到电话，晚上回到父亲家里，父亲背对着桌灯坐着，父亲工作时面向桌灯，累了就转过来，母亲说，组织部来人了，准备在春节前把全国的右派平反的事落实，这当中有你父亲，你怎么看?我只想到，钟惦棐这三个字前将要没有形容词了，但是，我没有这样说，我知道这件事对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母亲在1957年以后，独自拉扯我们五个孩子，供养姥姥和还在上大学的舅舅。我成年之后还是不能计算出母亲全部的艰辛，我记得衣裤是依我们兄弟身量的变化而传递下去的，布料是耐磨的灯芯绒，走起路来腿当中吱吱响，中式剪裁，可以前后换穿，所以总有屁股磨成的四个白斑，实在不能穿了就撒开由姥姥糊成布嘎渣做鞋，姥姥总说膀子疼，一年二十多只鞋要一针一针地做。养鸡，目的是它们的蛋。冬日里，鸡们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纸上的糨糊，把窗户处理得像风雨后的庙。当时，全国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艰难。由于营养的关系，小妹妹姗姗体弱多病；三弟大陆去和母亲拔红薯秧来家里吃，兴奋得脸上放光；四弟星座得了一次机会作客吃肉，差点成为全家第一个死去的亲人，难都难，但不知道父亲在劳改中怎么过。我坐在椅子上，思量怎么说我对平反这件事并不看重，我怕伤母亲的心，可能父亲也会生气，这毕竟是改变了他一生的事情。
而且父亲是右派这件事，也对我们很有影响，大哥里满不能上高中，因为我们这样的子弟是不能上大学的，而高中是为上大学做准备的。大哥是读书的人，成绩总是很好，我至今不知道此事对当时十几岁的他在心理上有何影响；但父亲执意要大哥再考高中。我想，这是一种寄托。大哥1978年从插队的地方考上大学，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只陈述了这一事实，不知道父亲写信时于灯下还想到什么?
十八岁那年，父亲专门对我说：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因为这句话，我省出自己已经成人。中国古代的年轻人在辟雍受完成人礼之后，大约就是我当时的心情：自信，感激和突然之间心理上的力量，于是在这个晚上，我想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
于是我说：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三十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
父亲笑着说，我的党龄现在被确定为四十年，居然有一半时间不在党内，你妈妈今天炖了锅牛肉，你去街上看看还有没有切面卖，我们吃牛肉面。母亲也很高兴，叙说着今天的牛肉是托谁才买到的，父亲就问有没有蒜，牛肉面没有蒜怎么成!
1979年以后，父亲开始大量地写文章，发表在那年的《文学评论》上的《电影文学断想》，使很多人省悟到他还活着，中国电影出版社要将他1957年以前的文章结成集子，父亲于是让我去搜寻一下，北京图书馆的报和刊分两处借阅，我刚从乡下办回城里，没有工作，就终日跑了东城跑西城，国家图书馆是不做索引的，只能逐日翻所有报纸的所有版面，刊物好多了，可以查目录。父亲以一篇《电影的锣鼓》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我当时八岁，回答不出老师的诘问，学舌说爸爸是坏人，不会讲敌人，因为不明白敌人是什么意思。二十多年后，我才亲眼看到这篇文章，复印了拿回去给父亲看，父亲亦有他的感触，出版社怕得罪某某人，将书名定为《陆沉集》，父亲要用《电影的锣鼓》，最后只有妥协。一个搞地震的朋友，险些上当，经我提醒，才没有买去作工具书。
父亲的家里，开始有许多人来了，母亲见到某些面孔，提醒他警惕，父亲明白，感慨门可罗雀和门庭若市的变化，但还是来了请坐，提供所需。父亲认识许多死去的人，他说起五十年代去看老舍的《青年突击队》首演，老舍在应酬之间，低声对父亲说：这样的戏你还来看!他讲过不少赵丹的事，但只写了一篇短文《赵丹绝笔》，与赵丹的《管的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同慨。我曾和父亲议论过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外行领导内行，内行做内行的事，擢其做领导，岂不使之成为外行?岂不浪费?古人说：无能故能使众能，无为故能使众为。父亲说，论起罗织罪名，显隐发微，还得内行，这样的内行当领导，最能伤筋动骨，而外行顶多闹些“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以求少伤害计，实在应该外行领导内行，我很少发宏论，但常说“我认为”，父亲就讲起他在干校每每作检查时说：“我认为”，于是遭到批判：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检查的时候还在说“我”认为!父亲很感激一个在干校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人，这个人见父亲的交待总不能通过，便拿去修改一番，于是父亲的交待不但通过，而且还被示为其他各种分子的临时榜样。父亲询其故，这个人说，我从前在国民党的报纸做事，看家的本事就是这样写文章呀。父亲又很可惜全国的交待材料都被销毁了，认为应该选出一套“交待文学”来。巴金建议成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父亲说，其中可以陈列各种交待材料，我附议必须编一本文化大革命辞典，否则后人会很难释读这些交待，例如“交待”；而且副词连用“最最最”会让后人认为祖先有一个时期都是结巴，于是给后世的古人类学，考古医学，训诂学的研究都造成困难。父亲大笑。父亲身上有两样令我羡慕，一是笑，二是鼻子。在我还不能从理论上辨别对父亲的判决时，只有从父亲的笑声里认定他不会是坏人。父亲的鼻子，从相术讲，不但隆中，而且悬胆，但父亲的际遇却总是不配合他的鼻子，我想，这和他与电影的关系不无影响。电影发明了才一百年，相术还不能归纳它，但也难说，靠电影发迹的明星大部分与相好有关。
每年总有几部影片出麻烦，我向父亲请教其中原因，父亲说，电影是惟一能进中南海的艺术，唯其能进，所以麻烦。我亦对电影剧本必须文学化不赞同，父亲说，那你叫只懂章回话本的审查者怎么明白你要拍什么呢?我于是明白父亲是知其难为而为者，再好的鼻子也救不了他。母亲常常愤怒于父亲的不休息，我想我理解父亲，某种人是不能休息的，休息对他们意味着放弃，于是，死亡就显现了。
纽约大雪，美国不大兴送人到门口的，所以夏阳在门外挥手，令我错觉，以为已身处北京，转头便可去医院看父亲，互相说笑话，于是父亲大笑，而且说：洗澡吧。
红楼梦结束于大雪，猩红的斗篷，两行脚印一个人，离去时留下的，不似曼哈顿街头如斯散乱。
父亲3月20日去世，因为太平洋上那条人为的国际日期变更线，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迟到了一天。
火化前，来人川流不息，其中有真正希望父亲消失者，这使得父亲像一个军人，但父亲只是一介连洗澡都不好解决的中国书生。夏天，用布围住院子的角，提水来洗；冬天，公共澡堂像医院，等叫到号才挤得进去。父亲年纪大了，我陪他去，以防晕倒。在热水里，父亲紧闭着眼睛，舒服得很痛苦，我这时想问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又怕他忍不住失言。父亲凡开会住可以洗澡的旅馆，必通知许多同命运者去洗澡，然后大家头发湿湿的坐下来谈洗澡以外的各种事。父亲住医院，也如此办。护士对湿头发的探视者并不奇怪。沐和浴在中国从上古就是与身体最密切的事，除了饮和食，而且严肃到与心有关。汉以后，日本学去不少沐浴的制式，愈洗愈有名堂，父亲访问日本回来后，我问观感，父亲说：随时可洗澡；再问观感，说：胜得好惨。虽然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在主持料理父亲的后事，北京电影制片厂遣专人协助，各地电影制片厂仍欲来人，母亲说不出的感激，一一谢绝，吴天明还是从西安电影制片厂遣人助理，此时他环臂立于灵堂之外，不发一言，陕西人是自古见中国事最多的人之一，他明白这个书生生前做过什么，希望什么，遗憾什么。
我与大哥去捡拾父亲的骨殖，焚化炉前大厅空空荡荡，遍寻不着，工人指点了，才发现角落里摆一只铁箕，伏下身看，父亲已是灰白的了，笑声不再，鼻子不再，只有熔化的眼睛，滴落在额骨上。
父亲的像前无以祭，惟有《电影的锣鼓》、《陆沉集》、《起搏书》、《电影策》这几本他的心血文字。 06 September 那些男孩教我的事(其二)蔡康永
第九十七号男孩
明星常是好看的，但好看的程度，总还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即使以我的工作、需要接触到那么多的明星，大部分也还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有的明星即使非常好看，但一旦他察觉了自己的好看，对自己的好看存了使用之心，那他的好看就会降级，并不会流失、耗损，只是降级，从纯金变成镀金，那种降级。 奇特的是，一样的事情，发生在女明星身上就没什么问题，卖弄风情的女明星常常还是很动人，可是发生在男明星身上，就会严重的降级。这里讲的是原理吗？不是，只是我的偏见而已。只是我许多偏见中的一个而已。 然而，男明星有可能对自己的好看，都不察觉吗？很难吧。环绕着一个明星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宣示他外表的特色，“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好看”这种话，主要是明星用来安慰那些对自己的丑、感到灰心的影歌迷的吧。 作为男明星的他，却是一个特例。 他的帅，是吓死人的帅，是在我所说的那个合理范围之外的帅，是非地球人的帅，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某种外星人是以好看为存在条件的，那么他就是那一组的外星人。 具备着这样震慑之美的大明星，当然没有立场说什么“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好看”的屁话，说了也只会更伤害丑人的自尊而已，完全没有安慰作用。 可是，他有一种自在的存在方式：他对自己的美，无动于衷。 像是树对自己的树荫无动于衷。 他对一般人因他的美而感受到的震慑，也无动于衷。不像有些明星有时会对自己长得美、压迫到别人，而露出抱歉的表情。 他不会，就像树对于坐在树荫里的人，也不会露出抱歉的表情。 他想要自己当导演，他的老板找我去陪着他想故事，想个他可以当导演去拍的故事。 我听他讲了几个他想出来的故事，都很普通，聊都不值得聊。每一次见面，都还是觉得他的光芒夺目，但我也必须谨记我的任务，不能对他想的故事放水。这使得我们的关系有一点紧张。 有一晚，我陪他聊故事聊到快十二点，他说要开车载我出去兜一圈，于是坐上他的车。 “我不是很聪明的人，对吧？”他说。 “看你要跟谁比。”我说。 他从方向盘上的照后镜里，看了我一眼。 “我现在再讲一个故事，这故事也是我想的。如果这故事还是很烂，我就放你走，你不用再管我了，这样好吗？”他说。 我没讲话。我心里是同意的，但讲明了就不太礼貌。这个人物太古怪，我要长时间被他的荣光照得头晕目眩，又要听一个接一个的烂故事，实在有点折磨人，中止任务也是解脱了。 他开始说故事： “三个同学，大家公认，全校长得最好看的三个同学，两个女生、一个男生，约好了放假要一起开车去旅行，把整个岛绕一圈的那种，开很多天车的旅行。” “嗯。”我点点头，心里想大概又是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 “车上还有一个空位，他们决定再邀一个同学加入。结果，他们邀了学校一个长得最丑的男生。那个丑男生当然很惊讶，又很感激，学校最好看的三个同学，竟然愿意邀他一起旅行，他很紧张，可还是答应了。” “嗯。”我应了一声。这故事好像要往惊悚的方向发展了。 “他们四个人，就开车去旅行了，旅行了两天，大家都很快乐，玩得很开心。” “嗯。”我又应了一声。 “第三天早起，他们继续开车上路，快要上公路之前，忽然有一辆大卡车冲出来，把他们的车撞翻了，四个人都摔到车外，躺在地上。” “后来呢？”我问。 他把车停到路边，停好了车，脸部还是朝着前方，继续讲。 “他们四个人被送去医院急救，结果，只有一个人活下来。”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四个人里面，只有那个丑的活了下来，另外三个好看的，都死了。”他说。 “噢。”我很意外，不知道这个故事要怎么演下去。 “那个唯一活下来的丑男生，就在医院里一直哭，一直哭着说，‘为什么是我活下来？’，‘为什么是我活下来？’……” 说到这里，他忽然哽咽了，他把头埋在方向盘上，啜泣。 我永远都不会想到，我会从一个绝世容颜的人嘴里，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第九十八号男孩 月光男孩
黑暗中，跟第一次见面的人，躺着，眼睛对望着，说些秘密的话。这，在玩乐的日子里，常发生，过后也很容易就忘记了，叶子在风里打转，遇到一下就分开。 有一天，接到一通电话，口音很香港，语气有点揶揄、有点居高临下，对方报上名字，我有点意外，那名字，是香港的大明星。 他在电话里说，他人在台北，而他的朋友指定我接待他。他说他想去很特别的地方，香港没有的地方。 我决定带他去公园见识一下。我带他进了公园，找了个树影中的座位，阴影很重，不逼近二十公分内，别人绝对看不出来是他。 他很乐，两手揣在口袋里，不停“嘻嘻”笑着，观察此起彼落、你进我退的小仪式。接近半夜十二点时，公园广播响起冷酷的女生，叫大家出去，说公园要关门了。他听得更乐了，一直夸这个录音的女生“够无情”。 我带他出了公园，在路口埋伏好，让他见识十二点整公园锁门前，有多少人会从公园涌出来。当他看到形形色色的男生三三两两如河水四三分岔、漫入土中时，他又一直称赞：“哗，好多人。” 看了两个钟头，他说可以了，于是我要陪他回饭店，他说饭店房间没有好音乐，他不要回饭店。于是改成我带他回我家。进了我家，他望向窗外，喃喃自语：“月亮呢？刚才在公园里的月亮呢？” 我放了音乐，倒了酒，然后叫他躺在靠窗台的沙发上，透过窗子向上看，就可以看见高挂的月亮了。他躺上沙发后，分我一个垫子，要我也躺在沙发旁的窗台上，这样他就可以看着我，跟我聊天，又同时可以看见我背后的月亮。 我只好顺从的把窗台上的盆栽植物一个一个移开，乖乖躺上窗台。窗台其实有点窄，我躺好以后，望着他，跟他说这样有点危险。我如果往后翻，可能会翻出窗户，掉到楼下去，死掉。 “我一定会抓住你，我不会让你掉下去的。”他看着我，脸上似笑非笑。他又补了一句：“我发誓。” 那晚，我当然没有摔到楼下去。 第二天，他就回香港了。之后，我们没有再通过电话、也没有再见过面。 后来他就跳楼死掉了。 当我想起那个夜晚的时候，我就会随便找个窗边的沙发躺下，让月光照在我的脸上。 我会一直看着月亮，一直看，直到月亮太亮，我把眼睛闭起来。 03 September 饮酒记北岛
一
夜深了﹐我关上灯﹐在辟啪作响的壁炉旁坐下﹐打开瓶红葡萄酒﹐品酒听风声看熊熊烈火。
这是我一天最放松的时候。
酒文化因种族而异﹐一个中国隐士和一个法国贵族对酒的看法会完全不同。当酒溶入血液﹐阳光土壤果实统统转换成文化密码。比如﹐汉语中描述白酒的词﹐如“醇厚”﹑“绵”﹐根本甭想找到对应的英文。反之亦然。我跟两个美国酒鬼到加州的葡萄酒产酒区那帕(Napa)品酒﹐他们透过阳光虔诚举杯﹐抿一口﹐摇唇鼓舌﹐吐掉﹐跟着吐出一大堆英文术语。我估摸这多半来自法文﹐在转换过程中被清教徒粗野的饮食习惯简化了。可译不可译﹐恐怕跟理性非理性有关。一般来说非理性的部分不可译﹐比如酒﹐比如幽默。 有人把古文明分成两大类型﹕“酒神型”和“日神型”。汉文化本来算“酒神型”的。夏商就是醉生梦死的朝代—“酒池肉林”。君王喝﹐老百姓也跟着喝﹐喝死算。据说那时候灯油昂贵﹐黑灯瞎火﹐不喝酒干嘛去﹖后来必然败给了一个比较清醒的国家—周。周公提出“制礼作乐”。一戒酒﹐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跟着变了。 我酒量不大﹐但贪杯﹐说起来这和早年的饥饿有关。三年困难时期﹐我常去我家附近的酒铺买凉菜。食品短缺﹐酒铺改了规矩﹕卖一盘凉菜必须得搭杯啤酒。那年我十岁。至今还记得那个位于北京平安里丁字路口的小酒铺﹐门窗涂成浅蓝色﹐脏兮兮的﹐店里只有两张小桌几把方凳﹐玻璃柜又高又大﹐摆着几盘凉菜。我把一卷柔皱的纸币递上去﹐接过凉菜﹐倒进铝饭盒﹐再小心翼翼端着酒杯﹐站在门口看过往车辆。啤酒凉飕飕的﹐有一股霉味。回家路上我两腿发软﹐怎么也走不成直线。当时并没体会到酒的好处﹐以为那是免于饥饿的必要代价。 头一次喝醉是在文化革命初。我和同学们到北京周口店附近爬山﹐在山坳背风处露宿。那是四月夜﹐冷﹐“罗衾不耐五更寒”。睡不着﹐大家围坐在月亮下﹐瑟瑟发抖。有人拿出两瓶劣等葡萄酒﹐转圈传递。我空腹喝得又猛﹐很快就醉了﹐那一醉终生难忘。山野间﹐暮色激荡﹐星星迸裂﹐我飘飘欲仙﹐豪情万丈。我猜想﹐所谓革命者的激情正基于这种沉醉﹐欲摆脱尘世的畏琐生命的局限﹐为一个伟大的目标而献身。 如果说沉醉是上天堂的话﹐烂醉就是下地狱。我烂醉的次数不多﹐原因是还没等到烂醉﹐我先睡着了。这恐怕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我有自知之明﹐喝酒前﹐先勘测地形﹐只要有床或沙发我就放心了。
八六年春我和邵飞去内蒙﹐朋友带我们到草原上做客。那里民风纯朴﹐唯一的待客方式就是饮酒唱歌。轮流唱歌喝酒﹐唱了喝﹐喝了唱﹐直到躺下为止。蒙古包比较方便﹐往后一仰﹐就睡进大地的怀抱。醒了也赖在那儿装死﹐免得又被灌倒。蒙古人实在﹐不会像美国警察测试酒精度﹐倒了就算了。我发现他们唱歌方式特别﹐酒精随高频率振荡的声带挥发而去﹐不易醉。如法泡制﹐我们大唱革命歌曲﹐驴叫似的﹐竟把陪酒的生产队长给灌倒了。这在当地可算得奇耻大辱。第二天中午我们刚要出发﹐队长带来七八个壮小伙子﹐估摸是全队选拔来的。他们扛着好几箱白酒啤酒﹐连推带搡﹐把我们涌进一家小饭馆。我的几个朋友虽是汉人﹐但土生土长﹐这阵式见多了。杯盘狼藉方显英雄本色﹐双方磕平。队长只好作罢﹐挥挥手﹐带众人磕磕绊绊为我们送行。而我早就钻进吉普车﹐呈水平方向。 二
车过东胜市。市长没闹清我何许人﹐设宴招待。那小镇地处边疆﹐竟有燕窝鲍鱼之美味﹐吃了好几天手扒羊肉﹐不禁暗喜。谁知道按当地风俗﹐市长大人先斟满三杯白酒﹐用托盘托到我跟前﹐逼我一饮而尽。我审时度势﹐自知“量小非君子”﹐人家“无毒不丈夫”﹐这酒非喝不可﹐否则人家不管饭。坐陪的朋友和当地干部眼巴巴盯着我。我心一横﹐扫了一眼旁边的沙发﹐连干了三杯﹐顿时天眩地转﹐连筷子都没动就一头栽进沙发。醒来﹐好歹赶上喝了口汤。
中国人讲“敬酒不吃吃罚酒”﹐古已有之。“敬酒”是一种礼数﹐一种仪式﹐点到为止。“罚酒”是照死了灌﹐让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敬酒”在京剧中还能看得到﹕“酒宴摆下”—其实什么都没有。如今只剩下“罚酒”了﹐这古老的惩戒刑求如此普及﹐大到官商﹐小到平头百姓﹐无一例外。说来那是门斗争艺术﹐真假虚实﹐攻防兼备﹐乐也在其中了。好在猜拳行令也弘扬了中国文化。我女儿刚学说话时﹐就从她姥爷那儿学会了行酒令﹕“螃蟹一﹐爪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儿。”多么朴素的真理﹐这真理显然是被酒鬼们重新发现的。 八三年春﹐我参加遵义笔会﹐跟着众人去“董酒”厂参观。午餐很丰盛﹐每桌都有个姑娘陪酒。作家们起了歹心﹐纷纷跟那陪酒女干杯。起初她们半推半就﹐继而转守为攻﹐挨着个干﹐先一杯对一杯﹐后三杯对一杯﹐最后那些想占便宜的男人纷纷求绕﹐出尽洋相。一打听﹐这都是酒厂专门挑出来女工﹐特殊材料造就的﹐喝酒如喝水﹐从不会醉。酒厂设此圈套整治一下色迷迷的男人﹐也好。 漂流海外﹐酒成了我最忠实的朋友﹐它安慰你﹐向你许愿﹐告诉你没有过不了的关﹔它从不背叛你﹐最多让你头疼两天—开个玩笑而已。头几年住在北欧﹐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酒陪我打发那漫漫长夜。 在欧洲各有各的喝法。南欧人以葡萄酒为主﹐从不暴饮﹐纯粹是为了享受生活﹐让阳光更明亮爱情更美好。北欧人酷爱烈酒﹐是追求加速度﹐好快点儿从孤独中解脱出来。俄国人就更甭说了﹐冰天雪地中的绝望非得靠伏特加﹐被一棍子打闷才行。我当时找的就是这感觉﹕被一棍子打闷。 我九零年在挪威呆了三个月﹐从秋到冬﹐好象胶卷曝光过度﹐一下全黑了。好在挪威水利发电过剩﹐鼓励用电﹐白天黑夜全点着灯。我住学生城﹐和五个金发碧眼的挪威小伙子共享一个厨房。我刚放进冰箱的六瓶啤酒﹐转眼少了四瓶半。挪威的酒类由国家管制。啤酒分三级﹐一级几乎不含酒精﹐二级的酒精也少得可怜﹐只有这两级啤酒可以在超级市场买到﹐三级啤酒和其它酒类全部由国家控制的酒店专卖。啤酒贵不说﹐一到晚上七点﹐匡当当﹐所有超级市场都用大铁笼子把啤酒罩起来﹐再上锁﹐就连经理也别想顺出一瓶。每逢周末﹐酒鬼们趁早买好酒﹐先在家把自己灌个半醉﹐再上街进酒吧﹐否则要想喝醉﹐非得破产不可。在挪威造私酒的特别多﹐在酒精专制下﹐那些游击战士倒也没什么远大抱负——“但愿长醉不愿醒”。 我看过一部有关动物世界的电影。一群猩猩吃了从树上掉下来的烂果子﹐步履蹒跚﹐东倒西晃﹐最后全都躺倒在地﹐呼呼大睡。要说这就是我们文明的起源﹐基于一种因发酵而引起的化学反应﹐直到今天﹐仍在影响着我们观察和梦想的方式。 三 我的老朋友力川住巴黎。所谓“老”﹐其实倒不在于相识的年头﹐更重要的是共饮的次数﹐每回来巴黎﹐都少不了到力川家喝酒。力川东北汉子﹐本是喝白干的﹐结果学法国文学学坏了﹐爱上了昂贵的红酒。他对酒具的重视显然是受法国文化中形式主义的影响。酒杯不仅认真洗过﹐还要用餐巾纸逐一擦干﹐不留一丁点儿水痕。红葡萄酒要提前半个小时开瓶﹐让它透气。他太太是杭州人﹐做得一手好菜。好友三五﹐对酒当歌﹐此乃人生之乐事也。喝法国红酒也有一种仪式﹕斟上﹐看颜色﹐晃动杯子﹐让酒旋转呼吸﹐闻闻﹐抿一口﹐任其在牙缝中奔突﹐最后落肚。好酒﹖好酒。酒过三巡﹐牛饮神聊﹐海阔天空。 我今天喝得猛﹐先飘飘然﹐转而头重脖子硬﹐眼前雾朦朦﹐再细看力川变成两个﹐想必是喝多了。力川的声音忽远忽近﹕“古人说﹐酒不醉人人自醉……”我连连点头。人总是需要这么一种状态﹐从现实从人生的压力下解放出来。 酒醉只忽悠一阵。坐直了﹐别趴下﹐跟着众人傻笑。不久力川又变成一个。 我从北欧不断往南搬﹐像只候鸟﹐先荷兰﹑法国﹐然后越过大西洋奔美国﹐从中西部又搬到阳光明媚的加州﹐我逐渐摆脱了烈酒﹐爱上红酒。细想﹐这绝对和阳光有关。有阳光的地方﹐人变得温和﹐和红酒的性格一致。 我喝红酒的启蒙老师是克莱顿(Clayton)﹐美国诗人﹑东密西根大学英语系创作课的教授。他喜欢烹饪﹐最拿手的是法国和意大利菜。我住在安娜堡(Ann Arbor)时是他家的座上客。佳肴当然得佐以美酒。他边喝边告诉我一些产地年份之类的基本知识﹐至于品味则不可言传﹐非得靠自学。喝得天昏地暗时﹐我会产生错觉﹐他家那长长的餐桌是流水线﹐克莱顿一瓶一瓶开下去﹐空瓶子在桌的尽头消失。墙上的那些墨西哥面具全都活了﹐狞厉而贪婪地盯着我们…… 他家地下室虽有酒窖﹐但喝得太快﹐数目总也上不去﹐有时只剩下百十来瓶。于是他开车到处去买酒﹐把我也叫上。我们常去的是另一个小城的酒店“皇家橡木”(Royal Oak)﹐得开一个多钟头。老板摩洛哥人﹐小个儿﹐眼睛贼亮。我们一般中午到﹐他备上小吃﹐再开上几瓶红酒﹐连吃带喝。他进的多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法国酒。买酒的确是一种发现﹐有的价格不贵﹐但很棒。克莱顿兴致所至﹐不顾他太太卡柔的反对﹐一口气买下四五箱。我也跟着凑热闹买一箱﹐本打算存放在克莱顿的酒窖里﹐想想不大放心﹐还是扛回自己的小窝。 九六年五月我到台北开会。有天晚上﹐《杀夫》的作者李昂领我到一家酒店。店面不大﹐顾客多是律师医生名画家﹐三五成群﹐围坐在空木箱上﹐开怀畅饮。空酒瓶排成队﹐一看都是极昂贵的法国名酒。在台湾喝红酒成了新时尚﹐好歹比餐桌上灌XO强多了。饮酒居然也和强势文化有关﹐明码标价﹐趋之若骛。其实法国红酒根本配不上中国菜﹐特别是川湘菜﹐味重﹐舌头一木﹐好酒坏酒没区别。 我忽悠一下打了个盹儿﹐赶紧正襟危坐﹐装没事人儿一样。时间不早了﹐由力川夫妇督阵﹐让一个半醉的朋友开车送我回家。巴黎街头冷清清的﹐偶尔有酒徒叫喊。我到家﹐磕磕绊绊上楼﹐掏出钥匙﹐却怎么也插不进锁里。我单眼吊线﹐双手合作﹐折腾了半天﹐才发现拿反了钥匙。卡嗒一声﹐门开了。 17 August 且说候孝贤阿城 七十年代末，我从乡下返回城里。在乡下的十年真是快，快得像压缩饼乾，可是站在北京，痴楞楞竟觉得自行车风驰电掣，久久不敢过街。又喜欢看警察，十年没见过这种人了，好新鲜。尚记得十年前迁户口上山下乡，三龙路派出所的户籍警左右看看，说：“想好喽，迁出去可就迁不回来啦！”我亦看看左右。八零年，开始厌警察，朋友指导我说这才有个北京人的样子嘛。路何漫漫，接着虚心接受城里人的再教育罢。另一种回到城里的感觉是慌慌张张看电影。北京好像随时都在放“内部电影”，防不胜防，突然就有消息，哪个哪个地方几点几点放甚么电影，有一张票、门口儿见。慌慌张张骑车，风驰电掣，门口人头攒动，贼一样地寻人，接到票后窃喜，挤进门去。灯光暗下来，于是把左腿叠过右腿，或者把右腿放到左腿上，很高兴地想，原来小的在乡下种地，北京人猫在“内部”看电影呀。 厂标之后是创作人员，导演侯孝贤等等，都规规矩矩。我还记得第一个画面是门柱上钉块小木牌，楷书“高雄县政府宿舍”，开始有画外音，好像是个男人揉着眼睛自言自语。我很喜欢这种似乎是无意间听到的感觉，有如在乡下歇晌，懵懵然听到甚么人漫声漫气，听也可，非听亦可，不必正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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