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

 

1987年3月某晚我正在纽约夏阳的画室里，这个画室是仓库改建的，旧得好像随时要出危险，但实际上什么意外也不会发生，意外是绕了半个地球从电话里传来的：父亲病重，我立刻准备自美国离去。

 

从六十年代初，家里就笼罩在父亲病重的气氛里，记得夏天我们在院子里与邻居喧哗，母亲出来制止，我们还小，还不能随时将父亲的病重放在心上。

 

父亲的病是在唐山劳改时染上的肝炎，由急性而慢性而硬化，之后，它将是父亲死亡的原因。在随时准备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是1957年的右派，是死老虎，批斗，陪斗，交待，劳动是象征主义的，表示侮辱，之后，去干校，一切都是当时的理所当然，但是，父亲在理所当然会死去的时代没有死，居然活到1979年。

 

这一年，对父亲来说是重要的一年，犹如1957年。我记得春节之前的某日，接到电话，晚上回到父亲家里，父亲背对着桌灯坐着，父亲工作时面向桌灯，累了就转过来，母亲说，组织部来人了，准备在春节前把全国的右派平反的事落实，这当中有你父亲，你怎么看?我只想到，钟惦棐这三个字前将要没有形容词了，但是，我没有这样说，我知道这件事对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母亲在1957年以后，独自拉扯我们五个孩子，供养姥姥和还在上大学的舅舅。我成年之后还是不能计算出母亲全部的艰辛，我记得衣裤是依我们兄弟身量的变化而传递下去的，布料是耐磨的灯芯绒，走起路来腿当中吱吱响，中式剪裁，可以前后换穿，所以总有屁股磨成的四个白斑，实在不能穿了就撒开由姥姥糊成布嘎渣做鞋，姥姥总说膀子疼，一年二十多只鞋要一针一针地做。养鸡，目的是它们的蛋。冬日里，鸡们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纸上的糨糊，把窗户处理得像风雨后的庙。当时，全国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艰难。由于营养的关系，小妹妹姗姗体弱多病；三弟大陆去和母亲拔红薯秧来家里吃，兴奋得脸上放光；四弟星座得了一次机会作客吃肉，差点成为全家第一个死去的亲人，难都难，但不知道父亲在劳改中怎么过。我坐在椅子上，思量怎么说我对平反这件事并不看重，我怕伤母亲的心，可能父亲也会生气，这毕竟是改变了他一生的事情。

 

而且父亲是右派这件事，也对我们很有影响，大哥里满不能上高中，因为我们这样的子弟是不能上大学的，而高中是为上大学做准备的。大哥是读书的人，成绩总是很好，我至今不知道此事对当时十几岁的他在心理上有何影响；但父亲执意要大哥再考高中。我想，这是一种寄托。大哥1978年从插队的地方考上大学，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只陈述了这一事实，不知道父亲写信时于灯下还想到什么?

 

十八岁那年，父亲专门对我说：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因为这句话，我省出自己已经成人。中国古代的年轻人在辟雍受完成人礼之后，大约就是我当时的心情：自信，感激和突然之间心理上的力量，于是在这个晚上，我想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

 

于是我说：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三十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

 

父亲笑着说，我的党龄现在被确定为四十年，居然有一半时间不在党内，你妈妈今天炖了锅牛肉，你去街上看看还有没有切面卖，我们吃牛肉面。母亲也很高兴，叙说着今天的牛肉是托谁才买到的，父亲就问有没有蒜，牛肉面没有蒜怎么成!

 

1979年以后，父亲开始大量地写文章，发表在那年的《文学评论》上的《电影文学断想》，使很多人省悟到他还活着，中国电影出版社要将他1957年以前的文章结成集子，父亲于是让我去搜寻一下，北京图书馆的报和刊分两处借阅，我刚从乡下办回城里，没有工作，就终日跑了东城跑西城，国家图书馆是不做索引的，只能逐日翻所有报纸的所有版面，刊物好多了，可以查目录。父亲以一篇《电影的锣鼓》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我当时八岁，回答不出老师的诘问，学舌说爸爸是坏人，不会讲敌人，因为不明白敌人是什么意思。二十多年后，我才亲眼看到这篇文章，复印了拿回去给父亲看，父亲亦有他的感触，出版社怕得罪某某人，将书名定为《陆沉集》，父亲要用《电影的锣鼓》，最后只有妥协。一个搞地震的朋友，险些上当，经我提醒，才没有买去作工具书。

 

父亲的家里，开始有许多人来了，母亲见到某些面孔，提醒他警惕，父亲明白，感慨门可罗雀和门庭若市的变化，但还是来了请坐，提供所需。父亲认识许多死去的人，他说起五十年代去看老舍的《青年突击队》首演，老舍在应酬之间，低声对父亲说：这样的戏你还来看!他讲过不少赵丹的事，但只写了一篇短文《赵丹绝笔》，与赵丹的《管的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同慨。我曾和父亲议论过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外行领导内行，内行做内行的事，擢其做领导，岂不使之成为外行?岂不浪费?古人说：无能故能使众能，无为故能使众为。父亲说，论起罗织罪名，显隐发微，还得内行，这样的内行当领导，最能伤筋动骨，而外行顶多闹些“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以求少伤害计，实在应该外行领导内行，我很少发宏论，但常说“我认为”，父亲就讲起他在干校每每作检查时说：“我认为”，于是遭到批判：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检查的时候还在说“我”认为!父亲很感激一个在干校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人，这个人见父亲的交待总不能通过，便拿去修改一番，于是父亲的交待不但通过，而且还被示为其他各种分子的临时榜样。父亲询其故，这个人说，我从前在国民党的报纸做事，看家的本事就是这样写文章呀。父亲又很可惜全国的交待材料都被销毁了，认为应该选出一套“交待文学”来。巴金建议成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父亲说，其中可以陈列各种交待材料，我附议必须编一本文化大革命辞典，否则后人会很难释读这些交待，例如“交待”；而且副词连用“最最最”会让后人认为祖先有一个时期都是结巴，于是给后世的古人类学，考古医学，训诂学的研究都造成困难。父亲大笑。父亲身上有两样令我羡慕，一是笑，二是鼻子。在我还不能从理论上辨别对父亲的判决时，只有从父亲的笑声里认定他不会是坏人。父亲的鼻子，从相术讲，不但隆中，而且悬胆，但父亲的际遇却总是不配合他的鼻子，我想，这和他与电影的关系不无影响。电影发明了才一百年，相术还不能归纳它，但也难说，靠电影发迹的明星大部分与相好有关。

 

每年总有几部影片出麻烦，我向父亲请教其中原因，父亲说，电影是惟一能进中南海的艺术，唯其能进，所以麻烦。我亦对电影剧本必须文学化不赞同，父亲说，那你叫只懂章回话本的审查者怎么明白你要拍什么呢?我于是明白父亲是知其难为而为者，再好的鼻子也救不了他。母亲常常愤怒于父亲的不休息，我想我理解父亲，某种人是不能休息的，休息对他们意味着放弃，于是，死亡就显现了。

 

纽约大雪，美国不大兴送人到门口的，所以夏阳在门外挥手，令我错觉，以为已身处北京，转头便可去医院看父亲，互相说笑话，于是父亲大笑，而且说：洗澡吧。

 

红楼梦结束于大雪，猩红的斗篷，两行脚印一个人，离去时留下的，不似曼哈顿街头如斯散乱。

 

父亲3月20日去世，因为太平洋上那条人为的国际日期变更线，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迟到了一天。

 

火化前，来人川流不息，其中有真正希望父亲消失者，这使得父亲像一个军人，但父亲只是一介连洗澡都不好解决的中国书生。夏天，用布围住院子的角，提水来洗；冬天，公共澡堂像医院，等叫到号才挤得进去。父亲年纪大了，我陪他去，以防晕倒。在热水里，父亲紧闭着眼睛，舒服得很痛苦，我这时想问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又怕他忍不住失言。父亲凡开会住可以洗澡的旅馆，必通知许多同命运者去洗澡，然后大家头发湿湿的坐下来谈洗澡以外的各种事。父亲住医院，也如此办。护士对湿头发的探视者并不奇怪。沐和浴在中国从上古就是与身体最密切的事，除了饮和食，而且严肃到与心有关。汉以后，日本学去不少沐浴的制式，愈洗愈有名堂，父亲访问日本回来后，我问观感，父亲说：随时可洗澡；再问观感，说：胜得好惨。虽然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在主持料理父亲的后事，北京电影制片厂遣专人协助，各地电影制片厂仍欲来人，母亲说不出的感激，一一谢绝，吴天明还是从西安电影制片厂遣人助理，此时他环臂立于灵堂之外，不发一言，陕西人是自古见中国事最多的人之一，他明白这个书生生前做过什么，希望什么，遗憾什么。

 

我与大哥去捡拾父亲的骨殖，焚化炉前大厅空空荡荡，遍寻不着，工人指点了，才发现角落里摆一只铁箕，伏下身看，父亲已是灰白的了，笑声不再，鼻子不再，只有熔化的眼睛，滴落在额骨上。

 

父亲的像前无以祭，惟有《电影的锣鼓》、《陆沉集》、《起搏书》、《电影策》这几本他的心血文字。

蔡康永

 

第九十七号男孩

明星常是好看的，但好看的程度，总还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即使以我的工作、需要接触到那么多的明星，大部分也还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有的明星即使非常好看，但一旦他察觉了自己的好看，对自己的好看存了使用之心，那他的好看就会降级，并不会流失、耗损，只是降级，从纯金变成镀金，那种降级。
奇特的是，一样的事情，发生在女明星身上就没什么问题，卖弄风情的女明星常常还是很动人，可是发生在男明星身上，就会严重的降级。这里讲的是原理吗？不是，只是我的偏见而已。只是我许多偏见中的一个而已。

然而，男明星有可能对自己的好看，都不察觉吗？很难吧。环绕着一个明星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宣示他外表的特色，“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好看”这种话，主要是明星用来安慰那些对自己的丑、感到灰心的影歌迷的吧。

作为男明星的他，却是一个特例。
他的帅，是吓死人的帅，是在我所说的那个合理范围之外的帅，是非地球人的帅，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某种外星人是以好看为存在条件的，那么他就是那一组的外星人。
具备着这样震慑之美的大明星，当然没有立场说什么“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好看”的屁话，说了也只会更伤害丑人的自尊而已，完全没有安慰作用。
可是，他有一种自在的存在方式：他对自己的美，无动于衷。
像是树对自己的树荫无动于衷。
他对一般人因他的美而感受到的震慑，也无动于衷。不像有些明星有时会对自己长得美、压迫到别人，而露出抱歉的表情。
他不会，就像树对于坐在树荫里的人，也不会露出抱歉的表情。

他想要自己当导演，他的老板找我去陪着他想故事，想个他可以当导演去拍的故事。
我听他讲了几个他想出来的故事，都很普通，聊都不值得聊。每一次见面，都还是觉得他的光芒夺目，但我也必须谨记我的任务，不能对他想的故事放水。这使得我们的关系有一点紧张。
有一晚，我陪他聊故事聊到快十二点，他说要开车载我出去兜一圈，于是坐上他的车。
“我不是很聪明的人，对吧？”他说。
“看你要跟谁比。”我说。
他从方向盘上的照后镜里，看了我一眼。
“我现在再讲一个故事，这故事也是我想的。如果这故事还是很烂，我就放你走，你不用再管我了，这样好吗？”他说。
我没讲话。我心里是同意的，但讲明了就不太礼貌。这个人物太古怪，我要长时间被他的荣光照得头晕目眩，又要听一个接一个的烂故事，实在有点折磨人，中止任务也是解脱了。
他开始说故事：
“三个同学，大家公认，全校长得最好看的三个同学，两个女生、一个男生，约好了放假要一起开车去旅行，把整个岛绕一圈的那种，开很多天车的旅行。”
“嗯。”我点点头，心里想大概又是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
“车上还有一个空位，他们决定再邀一个同学加入。结果，他们邀了学校一个长得最丑的男生。那个丑男生当然很惊讶，又很感激，学校最好看的三个同学，竟然愿意邀他一起旅行，他很紧张，可还是答应了。”
“嗯。”我应了一声。这故事好像要往惊悚的方向发展了。
“他们四个人，就开车去旅行了，旅行了两天，大家都很快乐，玩得很开心。”
“嗯。”我又应了一声。
“第三天早起，他们继续开车上路，快要上公路之前，忽然有一辆大卡车冲出来，把他们的车撞翻了，四个人都摔到车外，躺在地上。”
“后来呢？”我问。
他把车停到路边，停好了车，脸部还是朝着前方，继续讲。
“他们四个人被送去医院急救，结果，只有一个人活下来。”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四个人里面，只有那个丑的活了下来，另外三个好看的，都死了。”他说。
“噢。”我很意外，不知道这个故事要怎么演下去。
“那个唯一活下来的丑男生，就在医院里一直哭，一直哭着说，‘为什么是我活下来？’，‘为什么是我活下来？’……”
说到这里，他忽然哽咽了，他把头埋在方向盘上，啜泣。

我永远都不会想到，我会从一个绝世容颜的人嘴里，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第九十八号男孩 月光男孩

黑暗中，跟第一次见面的人，躺着，眼睛对望着，说些秘密的话。这，在玩乐的日子里，常发生，过后也很容易就忘记了，叶子在风里打转，遇到一下就分开。

有一天，接到一通电话，口音很香港，语气有点揶揄、有点居高临下，对方报上名字，我有点意外，那名字，是香港的大明星。

他在电话里说，他人在台北，而他的朋友指定我接待他。他说他想去很特别的地方，香港没有的地方。

我决定带他去公园见识一下。我带他进了公园，找了个树影中的座位，阴影很重，不逼近二十公分内，别人绝对看不出来是他。

他很乐，两手揣在口袋里，不停“嘻嘻”笑着，观察此起彼落、你进我退的小仪式。接近半夜十二点时，公园广播响起冷酷的女生，叫大家出去，说公园要关门了。他听得更乐了，一直夸这个录音的女生“够无情”。

我带他出了公园，在路口埋伏好，让他见识十二点整公园锁门前，有多少人会从公园涌出来。当他看到形形色色的男生三三两两如河水四三分岔、漫入土中时，他又一直称赞：“哗，好多人。”

看了两个钟头，他说可以了，于是我要陪他回饭店，他说饭店房间没有好音乐，他不要回饭店。于是改成我带他回我家。进了我家，他望向窗外，喃喃自语：“月亮呢？刚才在公园里的月亮呢？”

我放了音乐，倒了酒，然后叫他躺在靠窗台的沙发上，透过窗子向上看，就可以看见高挂的月亮了。他躺上沙发后，分我一个垫子，要我也躺在沙发旁的窗台上，这样他就可以看着我，跟我聊天，又同时可以看见我背后的月亮。

我只好顺从的把窗台上的盆栽植物一个一个移开，乖乖躺上窗台。窗台其实有点窄，我躺好以后，望着他，跟他说这样有点危险。我如果往后翻，可能会翻出窗户，掉到楼下去，死掉。
“我一定会抓住你，我不会让你掉下去的。”他看着我，脸上似笑非笑。他又补了一句：“我发誓。”
那晚，我当然没有摔到楼下去。

第二天，他就回香港了。之后，我们没有再通过电话、也没有再见过面。

后来他就跳楼死掉了。

当我想起那个夜晚的时候，我就会随便找个窗边的沙发躺下，让月光照在我的脸上。

我会一直看着月亮，一直看，直到月亮太亮，我把眼睛闭起来。

北岛

 

一

　　夜深了﹐我关上灯﹐在辟啪作响的壁炉旁坐下﹐打开瓶红葡萄酒﹐品酒听风声看熊熊烈火。

     这是我一天最放松的时候。
　　酒文化因种族而异﹐一个中国隐士和一个法国贵族对酒的看法会完全不同。当酒溶入血液﹐阳光土壤果实统统转换成文化密码。比如﹐汉语中描述白酒的词﹐如“醇厚”﹑“绵”﹐根本甭想找到对应的英文。反之亦然。我跟两个美国酒鬼到加州的葡萄酒产酒区那帕(Napa)品酒﹐他们透过阳光虔诚举杯﹐抿一口﹐摇唇鼓舌﹐吐掉﹐跟着吐出一大堆英文术语。我估摸这多半来自法文﹐在转换过程中被清教徒粗野的饮食习惯简化了。可译不可译﹐恐怕跟理性非理性有关。一般来说非理性的部分不可译﹐比如酒﹐比如幽默。
　　有人把古文明分成两大类型﹕“酒神型”和“日神型”。汉文化本来算“酒神型”的。夏商就是醉生梦死的朝代—“酒池肉林”。君王喝﹐老百姓也跟着喝﹐喝死算。据说那时候灯油昂贵﹐黑灯瞎火﹐不喝酒干嘛去﹖后来必然败给了一个比较清醒的国家—周。周公提出“制礼作乐”。一戒酒﹐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跟着变了。
　　我酒量不大﹐但贪杯﹐说起来这和早年的饥饿有关。三年困难时期﹐我常去我家附近的酒铺买凉菜。食品短缺﹐酒铺改了规矩﹕卖一盘凉菜必须得搭杯啤酒。那年我十岁。至今还记得那个位于北京平安里丁字路口的小酒铺﹐门窗涂成浅蓝色﹐脏兮兮的﹐店里只有两张小桌几把方凳﹐玻璃柜又高又大﹐摆着几盘凉菜。我把一卷柔皱的纸币递上去﹐接过凉菜﹐倒进铝饭盒﹐再小心翼翼端着酒杯﹐站在门口看过往车辆。啤酒凉飕飕的﹐有一股霉味。回家路上我两腿发软﹐怎么也走不成直线。当时并没体会到酒的好处﹐以为那是免于饥饿的必要代价。
　　头一次喝醉是在文化革命初。我和同学们到北京周口店附近爬山﹐在山坳背风处露宿。那是四月夜﹐冷﹐“罗衾不耐五更寒”。睡不着﹐大家围坐在月亮下﹐瑟瑟发抖。有人拿出两瓶劣等葡萄酒﹐转圈传递。我空腹喝得又猛﹐很快就醉了﹐那一醉终生难忘。山野间﹐暮色激荡﹐星星迸裂﹐我飘飘欲仙﹐豪情万丈。我猜想﹐所谓革命者的激情正基于这种沉醉﹐欲摆脱尘世的畏琐生命的局限﹐为一个伟大的目标而献身。

　　如果说沉醉是上天堂的话﹐烂醉就是下地狱。我烂醉的次数不多﹐原因是还没等到烂醉﹐我先睡着了。这恐怕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我有自知之明﹐喝酒前﹐先勘测地形﹐只要有床或沙发我就放心了。
　　八六年春我和邵飞去内蒙﹐朋友带我们到草原上做客。那里民风纯朴﹐唯一的待客方式就是饮酒唱歌。轮流唱歌喝酒﹐唱了喝﹐喝了唱﹐直到躺下为止。蒙古包比较方便﹐往后一仰﹐就睡进大地的怀抱。醒了也赖在那儿装死﹐免得又被灌倒。蒙古人实在﹐不会像美国警察测试酒精度﹐倒了就算了。我发现他们唱歌方式特别﹐酒精随高频率振荡的声带挥发而去﹐不易醉。如法泡制﹐我们大唱革命歌曲﹐驴叫似的﹐竟把陪酒的生产队长给灌倒了。这在当地可算得奇耻大辱。第二天中午我们刚要出发﹐队长带来七八个壮小伙子﹐估摸是全队选拔来的。他们扛着好几箱白酒啤酒﹐连推带搡﹐把我们涌进一家小饭馆。我的几个朋友虽是汉人﹐但土生土长﹐这阵式见多了。杯盘狼藉方显英雄本色﹐双方磕平。队长只好作罢﹐挥挥手﹐带众人磕磕绊绊为我们送行。而我早就钻进吉普车﹐呈水平方向。

 

二

     车过东胜市。市长没闹清我何许人﹐设宴招待。那小镇地处边疆﹐竟有燕窝鲍鱼之美味﹐吃了好几天手扒羊肉﹐不禁暗喜。谁知道按当地风俗﹐市长大人先斟满三杯白酒﹐用托盘托到我跟前﹐逼我一饮而尽。我审时度势﹐自知“量小非君子”﹐人家“无毒不丈夫”﹐这酒非喝不可﹐否则人家不管饭。坐陪的朋友和当地干部眼巴巴盯着我。我心一横﹐扫了一眼旁边的沙发﹐连干了三杯﹐顿时天眩地转﹐连筷子都没动就一头栽进沙发。醒来﹐好歹赶上喝了口汤。
　　中国人讲“敬酒不吃吃罚酒”﹐古已有之。“敬酒”是一种礼数﹐一种仪式﹐点到为止。“罚酒”是照死了灌﹐让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敬酒”在京剧中还能看得到﹕“酒宴摆下”—其实什么都没有。如今只剩下“罚酒”了﹐这古老的惩戒刑求如此普及﹐大到官商﹐小到平头百姓﹐无一例外。说来那是门斗争艺术﹐真假虚实﹐攻防兼备﹐乐也在其中了。好在猜拳行令也弘扬了中国文化。我女儿刚学说话时﹐就从她姥爷那儿学会了行酒令﹕“螃蟹一﹐爪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儿。”多么朴素的真理﹐这真理显然是被酒鬼们重新发现的。
　　八三年春﹐我参加遵义笔会﹐跟着众人去“董酒”厂参观。午餐很丰盛﹐每桌都有个姑娘陪酒。作家们起了歹心﹐纷纷跟那陪酒女干杯。起初她们半推半就﹐继而转守为攻﹐挨着个干﹐先一杯对一杯﹐后三杯对一杯﹐最后那些想占便宜的男人纷纷求绕﹐出尽洋相。一打听﹐这都是酒厂专门挑出来女工﹐特殊材料造就的﹐喝酒如喝水﹐从不会醉。酒厂设此圈套整治一下色迷迷的男人﹐也好。
　　漂流海外﹐酒成了我最忠实的朋友﹐它安慰你﹐向你许愿﹐告诉你没有过不了的关﹔它从不背叛你﹐最多让你头疼两天—开个玩笑而已。头几年住在北欧﹐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酒陪我打发那漫漫长夜。
　　在欧洲各有各的喝法。南欧人以葡萄酒为主﹐从不暴饮﹐纯粹是为了享受生活﹐让阳光更明亮爱情更美好。北欧人酷爱烈酒﹐是追求加速度﹐好快点儿从孤独中解脱出来。俄国人就更甭说了﹐冰天雪地中的绝望非得靠伏特加﹐被一棍子打闷才行。我当时找的就是这感觉﹕被一棍子打闷。
　　我九零年在挪威呆了三个月﹐从秋到冬﹐好象胶卷曝光过度﹐一下全黑了。好在挪威水利发电过剩﹐鼓励用电﹐白天黑夜全点着灯。我住学生城﹐和五个金发碧眼的挪威小伙子共享一个厨房。我刚放进冰箱的六瓶啤酒﹐转眼少了四瓶半。挪威的酒类由国家管制。啤酒分三级﹐一级几乎不含酒精﹐二级的酒精也少得可怜﹐只有这两级啤酒可以在超级市场买到﹐三级啤酒和其它酒类全部由国家控制的酒店专卖。啤酒贵不说﹐一到晚上七点﹐匡当当﹐所有超级市场都用大铁笼子把啤酒罩起来﹐再上锁﹐就连经理也别想顺出一瓶。每逢周末﹐酒鬼们趁早买好酒﹐先在家把自己灌个半醉﹐再上街进酒吧﹐否则要想喝醉﹐非得破产不可。在挪威造私酒的特别多﹐在酒精专制下﹐那些游击战士倒也没什么远大抱负——“但愿长醉不愿醒”。
　　我看过一部有关动物世界的电影。一群猩猩吃了从树上掉下来的烂果子﹐步履蹒跚﹐东倒西晃﹐最后全都躺倒在地﹐呼呼大睡。要说这就是我们文明的起源﹐基于一种因发酵而引起的化学反应﹐直到今天﹐仍在影响着我们观察和梦想的方式。

三

　　我的老朋友力川住巴黎。所谓“老”﹐其实倒不在于相识的年头﹐更重要的是共饮的次数﹐每回来巴黎﹐都少不了到力川家喝酒。力川东北汉子﹐本是喝白干的﹐结果学法国文学学坏了﹐爱上了昂贵的红酒。他对酒具的重视显然是受法国文化中形式主义的影响。酒杯不仅认真洗过﹐还要用餐巾纸逐一擦干﹐不留一丁点儿水痕。红葡萄酒要提前半个小时开瓶﹐让它透气。他太太是杭州人﹐做得一手好菜。好友三五﹐对酒当歌﹐此乃人生之乐事也。喝法国红酒也有一种仪式﹕斟上﹐看颜色﹐晃动杯子﹐让酒旋转呼吸﹐闻闻﹐抿一口﹐任其在牙缝中奔突﹐最后落肚。好酒﹖好酒。酒过三巡﹐牛饮神聊﹐海阔天空。
　　我今天喝得猛﹐先飘飘然﹐转而头重脖子硬﹐眼前雾朦朦﹐再细看力川变成两个﹐想必是喝多了。力川的声音忽远忽近﹕“古人说﹐酒不醉人人自醉……”我连连点头。人总是需要这么一种状态﹐从现实从人生的压力下解放出来。 酒醉只忽悠一阵。坐直了﹐别趴下﹐跟着众人傻笑。不久力川又变成一个。
　　我从北欧不断往南搬﹐像只候鸟﹐先荷兰﹑法国﹐然后越过大西洋奔美国﹐从中西部又搬到阳光明媚的加州﹐我逐渐摆脱了烈酒﹐爱上红酒。细想﹐这绝对和阳光有关。有阳光的地方﹐人变得温和﹐和红酒的性格一致。
　　我喝红酒的启蒙老师是克莱顿(Clayton)﹐美国诗人﹑东密西根大学英语系创作课的教授。他喜欢烹饪﹐最拿手的是法国和意大利菜。我住在安娜堡(Ann Arbor)时是他家的座上客。佳肴当然得佐以美酒。他边喝边告诉我一些产地年份之类的基本知识﹐至于品味则不可言传﹐非得靠自学。喝得天昏地暗时﹐我会产生错觉﹐他家那长长的餐桌是流水线﹐克莱顿一瓶一瓶开下去﹐空瓶子在桌的尽头消失。墙上的那些墨西哥面具全都活了﹐狞厉而贪婪地盯着我们……
　　他家地下室虽有酒窖﹐但喝得太快﹐数目总也上不去﹐有时只剩下百十来瓶。于是他开车到处去买酒﹐把我也叫上。我们常去的是另一个小城的酒店“皇家橡木”(Royal Oak)﹐得开一个多钟头。老板摩洛哥人﹐小个儿﹐眼睛贼亮。我们一般中午到﹐他备上小吃﹐再开上几瓶红酒﹐连吃带喝。他进的多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法国酒。买酒的确是一种发现﹐有的价格不贵﹐但很棒。克莱顿兴致所至﹐不顾他太太卡柔的反对﹐一口气买下四五箱。我也跟着凑热闹买一箱﹐本打算存放在克莱顿的酒窖里﹐想想不大放心﹐还是扛回自己的小窝。
　　九六年五月我到台北开会。有天晚上﹐《杀夫》的作者李昂领我到一家酒店。店面不大﹐顾客多是律师医生名画家﹐三五成群﹐围坐在空木箱上﹐开怀畅饮。空酒瓶排成队﹐一看都是极昂贵的法国名酒。在台湾喝红酒成了新时尚﹐好歹比餐桌上灌XO强多了。饮酒居然也和强势文化有关﹐明码标价﹐趋之若骛。其实法国红酒根本配不上中国菜﹐特别是川湘菜﹐味重﹐舌头一木﹐好酒坏酒没区别。
　　我忽悠一下打了个盹儿﹐赶紧正襟危坐﹐装没事人儿一样。时间不早了﹐由力川夫妇督阵﹐让一个半醉的朋友开车送我回家。巴黎街头冷清清的﹐偶尔有酒徒叫喊。我到家﹐磕磕绊绊上楼﹐掏出钥匙﹐却怎么也插不进锁里。我单眼吊线﹐双手合作﹐折腾了半天﹐才发现拿反了钥匙。卡嗒一声﹐门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