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北海

 

三十年前的一个秋天下午，台北市龙泉街九十二巷快到底的一幢日式小楼内的卧室里，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孩正慢慢地穿上五天前他朋友送他的生日礼物，一条四天之内洗了三次、试穿了两次、前面口袋上端两头打着铜钉、后面右方口袋边上露出一面小小红旗的靛蓝色长裤；现在第三次试穿时，深蓝色开始微微泛白，冷冰冰的粗布仍带点湿，还不够软，但他觉察出这条裤子已在按照他的腰、他的小肚子、他的屁股、他的裆、他的大腿的形状开始缩了，紧紧地裹着，紧紧地兜着，使这个天真无邪的初一学生经历着难以形容的兴奋和快感……

 

自从那个秋天的下午之后，可以这么说，到今天我还没有脱下我的Levi’s牛仔裤。

 

那个时期的台湾是一个很安静、没有任何乌烟瘴气的台湾；台北也是一个很安静、没有任何乌烟瘴气的台北。就算住在龙泉街，晚上不到十点即已能随着蝉声或墙外稻田中时起时落的蛙声入睡。这种宁静的环境是不容易出现任何奇装异服的。要有的话，也只限于那批极少数念台北美国学校的子弟中的极少数。因为在五十年代初期，即使在牛仔裤的发源地，美国本土，除了劳工，除了西部学校和几个大城市中少数鼓吹自由开放或进步教育的私立学校之外，家长和学校当局都一律禁止学生穿牛仔裤上学。可以想像当时的台北，无论是在日本统治影响仍然普遍存在的台湾人之中，还是带来了当时中国大陆传统风气的那些迁台的外省人之中，牛仔裤都不是生活着装的一部分，可以说，连见也没见过。台北没见过，北京、天津、上海也都没见过。

 

然而这个西方文化干扰很少的沉静局面也就大约在这段期间，以非常戏剧化的方式，被二十六个青年男女给打破了。这就是台北最早的、不属于黑社会的少年帮会，并且因为他们二十六个人给自己取的外号而使中国一个古老名词不但有了新的意义，而且成了一个新的名词：“十三太保”和“十三太妹”。不错，那个时候的确有一批台湾流氓，可能是仿效美国水兵，曾以身穿蓝色紧腰喇叭裤（脚踏一双日式高木屐）为标志，但他们穿的宽脚管的水兵裤，布比较薄，而且没有铜钉，不是现在风靡全球二十年的正宗美国牛仔裤。而这二十六个人穿的是美国土产。至于这些原始的太保太妹们何以选择了牛仔裤，即使简单地来看，原因也不止一个。这个少年帮的哥儿们、姐儿们，都是外省籍至少中产家庭的子女，多半有点海外关系，也就是说，因为台北当地买不到而能有机会托亲戚朋友直接从美国得到牛仔裤（不太可能从香港，因为当时的香港，在保守的英国殖民统治下，学生全穿制服，甚而西装领带，也没见过牛仔裤。但香港毕竟是香港，不到二十年就成为世界牛仔裤一大制造中心）。另一方面，牛仔裤越穿越帅，越旧越舒服、越漂亮，而太保太妹们都爱打扮。此外，五十年代初期的台湾很像今日的大陆，外国货很少，有的话也很贵。穿一条美国制的牛仔裤就好比今天一个上海青年戴一副外国太阳眼镜一样，以拥有一件一般人没有的东西而自以为了不起。但更重要的是，别人也认为了不起。

 

我一直觉得，如果当时的“十三太保”和“十三太妹”穿的不是牛仔裤的话，他们当时不会如此引人注意，他们的名声也不会如此响亮，牛仔裤更不会如此戏剧化地出现在台北市街头。在穿惯了又宽又松的衣服的中国人之中，又紧又窄的牛仔裤确实非常惹眼。我甚至觉得，当时官方和民间舆论之所以如此激烈，群起而攻之，与其说是为了这个少年帮本身，不如说是为了他们穿的是牛仔裤。帮会在中国古已有之，在台湾地区也一直有黑社会或半黑社会形式的帮会组织存在，但都没有享受到舆论给予十三太保和十三太妹的待遇，原因恐怕是在封建保守的当时台湾社会看来，穿一条性感的牛仔裤可比帮会还可怕，简直比不穿裤子还要可怕。这种分析的一个旁证是，后来台湾社会上的真假道学家正是因为他们认为牛仔裤是在破坏我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才将五十年代中期以来所有穿牛仔裤的人都一律称之为“太保太妹”，继续加以围打。这当中的逻辑是，太保太妹该打，主要因为他们穿的是牛仔裤，后来任何男女学生，即使不属于任何青少年帮会，但因穿的是牛仔裤而也会被扣上了“太保太妹”的帽子，所以也该打。这番道理可以用公式来表示，即，甲因为乙而该打，丙则因为乙而等于甲，因此也该打。由此即可证明牛仔裤如何刺痛了封建保守的五十年代台湾社会。但是多谢这二十六位先驱者，台北青年逐渐走上了“牛仔裤化”，而且还为台湾今日之繁荣、今日之工业化，立了投石问路之大功。

 

当然，先是台北（比阿瑟的“热门音乐”还早好几年）、后来遍及全岛的青少年们染上了牛仔裤的恶习不能完全归功于这二十六位朋友。牛仔裤在台湾流行起来主要是受五十年代初期开始连日放映的美国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的西部牛仔片的影响。从中文的通称“牛仔裤”一词看来，即可证明西部牛仔片的影响。风靡西部片的青年学生们一个个地在那里干过瘾，把自行车当马骑，弹子房为西部酒吧，记分小姐为吧女，罗斯福路为西部大草原，自我陶醉地穷过瘾。但有一点可以过真瘾，那就是设法搞到一条美国牛仔、西部英雄穿的牛仔裤。有人需求就有人供应。西门町中华路一带的地摊和沿铁道两边的违章建筑，几乎一眨眼之间都摆出了，亮出了，挂出了不知怎么走私进口的真货和家庭工业制的仿造品。这还不算，另外还出现了专门给没有铜钉的牛仔裤打铜钉的附属企业。等到我一九六二年离台来美的时候，也差不多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前夕，就连当初曾（因我确知）投书《中央日报》高呼世风日下、痛骂我们这些不良少年穿着牛仔裤招摇过市的一位高中国文教师的小女儿，也都穿上了一条满是铜钉的牛仔裤。

 

六十年代初期，牛仔裤在美国虽然相当普遍，但仍待真正起飞，还没有卷入学生运动，还没有被世界第一流时装设计家抄袭并以自己的名字为牌名推出价高而时髦的高级牛仔裤。

 

从第一条Levi’s大约于一八五〇年代初期问世到我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的时候，牛仔裤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二次大战前七八十年，牛仔裤在美国一直是工人、农人，当然还有西部真正的牛仔，也就是说，劳动人民的工作服，但流行范围也只限于西部和西南部一带。东部的工人们始终不习惯穿这种一洗就缩水，就退色，而且硬邦邦的要穿好一阵才软下来的工作裤。其他人，如艺术家们，虽然早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即开始穿牛仔裤，但人数太少，只能算是例外的个别情况。二次大战期间，牛仔布属于战略物资，美国政府对买卖、价格都严加控制，只有支持前线的战略工厂的男女工人才能优先配给。战后，欧洲方面因美军驻守的关系，虽然远在四十年代末期，牛仔裤成为当地的德国、法国和英国青年追捧的对象（与西部片也不无关系），但流行程度因来源问题而非常有限。可是在五十年代的美国，牛仔裤却登上了社会舞台，而且成为正在发展的一个社会现象的主角。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因为牛仔裤对美国青年来说，不会使他们有像欧洲或台湾青年对“外国货”的那种羡慕之感，而且因来源不成问题，也不会使牛仔裤具有物以稀为贵的特点。这是和“可口可乐”一样地道的美国味儿的土产服装，而且自开发西部以来即已有之，一百多年来一直都是打工仔们穿的耐脏、耐穿、耐洗、耐磨、但不登大雅之堂的工人裤。那么何以在这段期间变成了几乎所有美国青年都想要穿上的一件制服？

 

五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尤其是艾森豪威尔当总统的那段期间，与三十年代或六十年代相比，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社会，一个“企业社会”，一个不具人格的社会，一个个人好像都是循规蹈矩、没有个性的“灰衣人”（记得这部电影吗？片名影射那些身穿不冒犯任何人的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白领阶级守法良民）。电子计算器伸入到社会每个角落，氢弹问世，冷战继续，机器日益自动化等等，特别给年轻一辈的人一种无能为力之感。直到好莱坞无意之中为这些小孩提供了两个模范，暴露出这个平静局面之下隐藏并压抑着的一股无处发泄的暗流。一个是现已成为传奇人物、于一九五四和五五年先后主演《天伦梦觉》（East of Eden，港译《荡母痴儿》）、《养子不教谁之过》（Rebel Without a Cause，港译《阿飞正传》）的狄恩（James Dean）；另一个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好莱坞战后最伟大的演员。他于一九五五年主演了The Wild Ones（这部讲摩托车帮的片子在那时太保太妹横行街头的台湾禁演，因而在台湾没有中译名）。狄恩和马龙·白兰度在这几部片子中主演的令人同情的角色都与青年问题、“问题”青年、青年帮会有关。而这两个反抗家庭与社会的青年在电影里的打扮：上身一件T恤或皮夹克，下面一条Levi’s牌的牛仔裤。

 

他们二人一夜之间成为美国青年崇拜的偶像。在灰衣人统治的企业社会中闷了这么多年的美国青年才发现，“啊!原来别人也有我这种感受!”于是受到崇拜的偶像，他们的打扮就成为青年们模仿的打扮了。狄恩于一九五五年第三部片子《巨人》（Giant）正待上演时飞车身亡，使他立刻成为当代传奇，更是火上加油。牛仔裤这时具有了制造商所无法想像、更不敢想像的象征意义，就是，借着穿牛仔裤来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一种个人态度，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反抗无论家长式还是社会式的权威，向纪律挑战。

 

到了一九五七年，按照牛仔裤的创造者，也是今天全美、全世界最大的牛仔裤制造者，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Levi Strauss & Co，港译利惠公司）最保守的估计，那一年全美国各种牌子的牛仔裤的销售总数共达一亿五千万条。再按照美国那一年的人口总数来计算的话，除去吃奶的还包着尿布之外，几乎人人都可分到一条牛仔裤。

 

而这只不过是个开始。牛仔裤成为六十年代嬉皮士、反战运动分子、左派分子（也许是看中了牛仔裤的无产阶级出身）不可缺少的行头。到了七十年代，就连保守刻板如会计师者也都可以穿牛仔裤上班了。牛仔裤被搞得渐渐失去了它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象征意义，变成了……唉!对一个从五十年代开始只穿那种“保证缩水、发皱、退色”（guaranteed to shrink，wrinkle and fade）的Levi’s牛仔裤，经历了太保时代、狄恩时代、嬉皮时代、反战时代、左派时代的我来说，简直欲哭无泪……牛仔裤变成了“时装”。谁能够料到，一种起初用来有意冒犯时装的款样最后本身变成了流行的时装。

 

如果说美国在一九五七年，除了没断奶的婴儿不算之外，牛仔裤的销售总数可使人人分到一条的话，那二十年后的一九七七年，人人都可分到三条。在这一年，美国人一共买了五亿条以上的牛仔裤。不管时装趋势专家，市场分析家，社会学家，甚而哲学家如何解释，全美，半个世界的“牛仔裤化”是人类服装史的一个没有先例的事件。

 

《纽约客》杂志的金融财政专栏作家约翰·布鲁克斯（John Brooks）一年多前写了一篇关于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文章。他说牛仔裤在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开始风行，刚好吻合了当时美国青年们对美国式生活逐渐形成的一个新观点。牛仔裤人人即知的坚牢耐磨是对一个以汽车工业为代表的人为商品废弃（每年换式样）社会的挑战。牛仔裤多年来与体力劳动的关联也正是对办公室的工作日益增加、工厂和农场上的体力劳动日益减少的社会趋势的一种评论。而且，牛仔裤的劳动阶级含义更批评了美国社会上那些一心一意向上流动的中产阶级的做作与虚荣。此外，牛仔裤自然，牛仔裤货真价实，不含任何人造纤维，男女都可以穿。是对虚伪、男女各有各的本分的观念的挑战。非但如此，牛仔裤有其与裤俱来的优点，越洗越穿越帅越合身越舒服，是牛仔裤将就各人独特的体形，而不是以人来将就一件衣服，如西装领带。天下没有任何裁缝能剪出比一条穿了一年的牛仔裤所自然形成的那样合身的衣服。而且，就像“普艺”画家安地·沃豪尔（Andy Warhol）所说的，“牛仔裤太方便了。”

 

最近去世的加拿大哲学家马歇尔·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一九七三年对“牛仔裤现象”的看法是，身穿一种基本上是工人服装的意思是在强烈拒绝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抗议现代科技社会带来的个性流失。他的评论是“牛仔裤表示对既成体制的愤怒”。但后来，旧金山州立大学的阿瑟·伯格（Arthur Berger）教授的结论却是，“牛仔布（包括裙、衫、裤）在世界各地的兴起与所谓的‘美国梦’不无关系。只要有足够的意志力，再加上一点运气，任何人都可出头。牛仔布只是美国的另一个移民，一个在美国获得成功的移民。”换句话说，刚好与麦克鲁汉所说的相反，牛仔布（裤）代表美国传统的主流，根本不是什么反抗、挑战、愤怒……好，原来我们这批硬要把身穿牛仔裤作为一种个人声明的浪漫派全部上了美国资本家的当了。

 

上当有点过分，至少就我来说，三十年前第一次穿上牛仔裤后感到舒适方便使我深深地爱上了它。现在就是有人天天向我做反宣传，说穿牛仔裤会得腰癌、裆癌或腿癌，我也不会抛弃我这位贴身朋友。我想世界上千千万万穿牛仔裤的人基本上也是为了穿起来舒服才穿的，确实扯不上什么抗议或挑战。牛仔裤制造商非常脚踏实地，不去为“牛仔裤化”找个理论根据。他们只知道，没有多久以前，每个人都要穿牛仔裤，现在还不断有增无减地继续买牛仔裤。他们的看法很实际，没有任何玄奥的理论，只是，我们的牛仔裤确实比其他种类的裤子好，那为什么不受欢迎？

 

确实如此，也真的是这么简单。牛仔裤是美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其意义不亚于电子计算器、复印机、小儿麻痹预防针、摇滚乐。这是利瓦伊·斯特劳斯一八五三年在旧金山为那些一直抱怨裤子不耐牢的淘金矿工们用帐篷帆布设计出第一条“牛仔裤”时做梦也没想到的。

 

旧金山仅仅在他抵达之前五年还只不过是墨西哥驻军的一个前哨站，保护他们的殖民地和前来感化印第安人的西班牙神父。但就好像日本成立“满洲国”时在东北没有找到石油一样，建立在掠夺的黄金白银之上的西班牙殖民帝国，以及其继承者墨西哥，在加利福尼亚也一直未能满足其当初之所以前来的目的。但最大的历史嘲讽是，就在一八四八年二月，墨西哥战败，签订了割让加利福尼亚给美国的条约的前几天，一个名叫马歇尔的工头在旧金山以北一百多英里的一个所在发现了黄金，掀起了淘金浪潮，改变了美国历史，也把旧金山，从一个只有墨西哥兵和西班牙神父的前哨站，不出几年工夫，改变成为一个暴发户，一个罪恶之城，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到利瓦伊·斯特劳斯于一八五三年从纽约先乘轮船去巴拿马，改乘马车越过地峡，再乘轮船，前后共用了三个多月时间才抵达旧金山的时候，这个淘金圣地的供应站已经发展到了有将近八万人、二十三个码头、十三家铁工厂、四个锯木场、五家剧院、九家弹子台工厂、一百十七家绸布庄、二十八家酿酒厂和三百九十九间酒吧。非常热闹，也非常危险。一八五三年才过了一半，记录在案的枪杀事件已达一千两百宗，没有记录的据说还有两千四。

 

利瓦伊·斯特劳斯这时二十四岁。他六年前从德国移民到纽约，先替他做绸布生意的两个哥哥乔纳斯和刘易斯二人作推销。虽然这时他英文还很差，但为了生活，他背上了一百磅的布匹、衣服、针线，前往南部肯塔基州向那些种田的、砍木头的兜售一块钱、两块钱的“纽约货”。生意不好做，于是听到加州发现了黄金以及各种致富发财的传说之后，便决定出发，设法在这个边疆地带混出点名堂来。更何况他的姐姐范尼（Fanny）和姐夫戴维·斯特恩（David Stern）已于一八五一年定居旧金山，做起了生意，零售纽约兄弟批发来的绸布。

 

他随身带来的货之中有好几匹用来做帐篷、马车篷用的帆布。但一到加州没有多久，他就听到无数的矿工们怪他为什么不多带裤子来卖，并抱怨他们现在穿的裤子，无论去挖金子、砍木头、赶马车，一下子就破了。利瓦伊·斯特劳斯于是就把没卖出去的帆布（这总够厚了吧!）找了个裁缝设计出一条腰身低、直裤腿、缩水之后紧紧包住臀部的帆布裤。（另一个传说是他本人设计的，自己缝的。公司早期的历史记录，因一九〇六年旧金山大地震和大火全都毁掉了。不管怎样，发明第一条牛仔裤的功劳就记在他头上了。）这种裤子的销路还不错，一直不断有人买。所以他在码头旁边开的店铺中，除了零售绸布针线和纽约运来的其他衣服之外，还缝制差不多一条一块美金的“利瓦伊式”的裤子。

 

在这个可以说是黄金遍地、但其他什么货都缺的旧金山，钱是蛮好赚的。东部一分钱一包的针，这里可以卖到两毛五，五块钱一条的毛毯，这里开价四十。可是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还没建成，订货和运货可不容易。纽约两个哥哥批发的货只有靠轮船，绕过南美，花上几乎四个月的时间才能运到他们手中。而旧金山已经有了这么多商店，竞争太厉害，只要看见有货轮进港，市面上各种货物的价格可以立刻下降百分之二十五，因为没有人晓得船上会载来些什么货。只有最殷实的进口商和卖酒的敢不杀价，前者资本雄厚，后者因旧金山的威士忌永远不够需求而有恃无恐。利瓦伊·斯特劳斯还没有这个本钱。所以一有船到，由他姐夫把店里的货的价格一一标低的时候，他就前往码头船边去投标。光靠他纽约的哥哥们批发是不够的，能标到点什么就卖点什么，帽子也好，裤子也好，手帕也好，能赚一块是一块。而生意也就靠他这样慢慢做起来了。但最使他惊奇的是，一直不断有人买的倒是他店里做的帆布裤，而且矿工们和做其他轻重活儿的人一进门就指名要买他们所说的“利瓦伊式的裤子”（Levi’s Pants）。

 

虽然还没到发财的地步，但几年之内，生意好得已经从一个小绸布店改名为“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了，而且改零售为批发纽约货，本来他们很可以取名为“斯特劳斯兄弟公司”，可是这个名称给另一家同姓但无亲属关系的几个兄弟先登记了。而利瓦伊他们虽然一共有五个合伙人，纽约的两个哥哥、他本人和他的两个姐夫斯特恩和威廉·沙林（William Sahlein），但大家公认利瓦伊最有生意头脑，加州的买卖是他经营出来的，所以尽管他最年轻，公司还是用他的名字。批发生意越做越大，已经用不着他们自己去跑了，手下雇的十个推销员尽可卖出纽约方面订来的任何物品。可是“利瓦伊式的裤子”仍只在本店出售。不过这时，裤子的料子从帆布改为靛蓝色的牛仔布。

 

现在大家惯用的“牛仔布”一词是指英文的denim，可是如果你去查英汉字典，你就发现英文denim这个字没有相应的中文字，只有一种解释。《新英汉词典》说它是“斜纹粗棉布”。梁实秋的词典说它是一种“厚而粗之斜纹棉布”，虽然多年来无论港台报纸，还是我们日常谈话时都早已使用“牛仔布”或“牛仔裤”了。英文denim这个字源自法文的“Sergede Nimes”，意思是指法国尼姆这个地方以棉线织纺的那种斜纹布，英语化了之后变成为denim，单数指布料，复数指用这种布做的裤子。这个英文字早在十七世纪即已列入牛津英语字典。现在英文对“牛仔裤”的另一种称呼，jeans（或blue jeans），也是从外国字演变来的，历史比前面那个字还要悠久。其来源为“Genoese”，指意大利热那亚地区生产的斜纹布。据说哥伦布的船上的帆就是热那亚纺织的这种斜纹（帆）布做的。不管怎样，讲英语的人几世纪以来错误的发音，将它念成今天的 jeans。惟一与前者不同的是这个英文字只限于指“牛仔裤”，不像前者在单数时可用来指“牛仔布”。利瓦伊·斯特劳斯选用的也正是这种原来生产在法国尼姆和意大利热那亚、后来美国也纺织的斜纹布，只不过他首先选用以靛青颜料将线染成深蓝色的那种斜纹布。中文对这种布或这种裤子的通称，则刚好与英文相反，本末倒置，英文称“牛仔裤”为denims是因为布料的关系，而中文的惯称，则因五十年代初先将这种裤子，因西部牛仔片的关系而称其为“牛仔裤”，然后才将做这种裤子使用的那种布料称为“牛仔布”。不管这种译法或说法是多正确，至少比今天字典里的“斜纹粗棉布”或“一种厚而粗之斜纹棉布”用起来方便多了，又上口，而且使人一听便清清楚楚地知道是指哪一种布料或哪一种裤子。（想想看，你什么时候听人说，“我要去买一条斜纹粗棉布裤”？）遗憾的是，海峡西东都没有人像当年创造现已成为中文一部分，如“阴丹士林”（indantherene）、“卡其”（khaki）或“尼龙”（nylon）这些字的无名英雄的胆识，不敢或没想到仿照从前办法，将英文的denim以译音法来把中文称呼确定为，比如说，“德宁”（或“德尼姆”），甚而编字典的人也不重视民间用语，在“牛仔布”和“牛仔裤”早于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即已在中文报刊文章上出现，至今仍不承认，也不接受这个一般人民为了方便精确起见而使用了二十多年的称呼。

 

一八七三年，利瓦伊式牛仔裤演变史上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其影响一直流传至今，而且遍及全球。

 

杰可布·戴维斯（Jacob Davis）是个职业为裁缝师的俄国移民。自一八五四年来美之后，混了十几年，多次投机冒险都一无成就。最后终于死了心，一家人于一八六八年定居加州和内华达州交界的里诺，仍旧回到本行，拿起了针线。他在旧金山信誉良好的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开了个账户，定期购买他们供应的帆布、牛仔布和其他布匹，然后亲手缝制马毯、帐篷、马车篷和衣服，勉强够个温饱。按照负责公司历史资料的埃德·克莱（Ed Cray）的说法，在一八七〇年十二月间，有个女人跑到他店里来为她生病在家的丈夫定做一条裤子。她丈夫是个伐木工人，个子奇大无比，外面不容易买到他穿的尺寸，而且就是买到了，因为一天到晚劳动的关系，没几天，不是缝口开了就是口袋裂了。戴维斯按照当时惯例先收了钱，当夜就找出了旧金山批发商赊给他的帆布，便动手裁，开始缝。多年后他回忆说，等裤子做好之后，他看见地上有一些他做马毯时用的铜铆钉，于是灵机一动，顺手捡起来，用这些铜钉将前后口袋钉在裤子上，心想，如果铜钉能把马毯、帐篷连在一起，那不管这个女人的丈夫如何劳动，接缝也不会裂开了。（另一种传说是他为一个矿工设计的。）这个女人取去了裤子之后，他也就忘了这回事。可是下一个月，即一八七一年一月，有人主动找上门来指明也要定做一条有铜钉的那种裤子。这个月他前后做了十条。三月，他又做了十二条。虽然裤子没有固定的式样，但全都用铜钉将前后口袋钉在裤子上。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二年，他一共做了两百多条口袋上有铜钉的裤子。这时，我们这位潦倒了半辈子的穷裁缝才感到有点名堂了。但他也知道，他做的裤子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因为有了铜钉，如果不申请一个专利，谁都可以这么做。可是他以前曾有过两种有关机器的专利，非但一毛钱没赚到，反而贴了本钱。所以现在他老婆一听他又要申请专利，就坚决反对，死也不肯，何况他们现在就算有生意，也还筹不出六十八块钱的专利费。他发现只有找一个可靠的人合伙，而他惟一相信的是旧金山那家批发给他帆布和牛仔布、自己也做工人裤的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

 

一八七二年七月二日，他给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写了封“敬启者”的信，先结了账，又补充说他现寄上两条他做的裤子，接着，戴维斯说：

 

这些裤子的秘密是我在口袋上加的铜钉，现在需求是如此之大，我简直应付不了。帆布裤我每条卖三块钱，蓝布裤每条两块五。我这边的邻居对我已经开始眼红了，除非我取得专利证书，否则每个人都可以做，那也就没钱好赚了。

 

因此，各位先生，我愿提出一个建议，请你们以我的名义，因为我是发明者，申请专利。费用大约是六十八元。这样的话，我分给你们一半权利……你们的投资与服装上的改进相比的话微不足道……而且这些铜钉看起来不值一提，但我知道你们可以赚一大笔钱。如果你们按照我的法子做裤子，像我寄来的样品那样，你们每打可以卖三十元，零售每条三元，很容易脱手。

 

利瓦伊·斯特劳斯立刻就看出是笔好生意。想想看，他做的工人裤每打才十元，而这个小裁缝只不过加了几毛钱的铜钉，就可以每打卖到三十块钱。他于是马上开始办手续，但第一次的申请被政府否决，理由是南北战争期间已经为同样目的在士兵的皮靴上使用铜钉了。于是他们又花了十个月的时间，三项修正案才使铜钉的用途缩小到仅限于“将口袋钉牢以便不会因双手放进口袋的经常压力而使接线断裂”，并于一八七三年五月二十日获得专利，由戴维斯和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共同享有。然后，根据双方议好的协议，戴维斯关了他的裁缝店，迁移到旧金山，当上了公司生产工人裤部门的工头。

 

可是生产方式还只能按照戴维斯惟一熟悉的办法，将裁好的牛仔布每天一早送到缝纫女工的家里，晚上收成衣，也就是说，由一个戴维斯变成一百个戴维斯，每人从头缝到尾，直到一条工人裤全部完成为止。这样搞了不到一个月，公司方面就发现供不应求。利瓦伊·斯特劳斯很可以将式样给他纽约的哥哥，请他们在纽约生产。纽约那时因欧洲经济恐慌的关系充满了贫困的移民，集中在曼哈顿下城东边一带，周薪六块钱就可雇上一大批，而旧金山的熟练女工，一天就可赚到三块钱。但考虑到尽管生产上省了钱也要报销在运费上，所以也只好将家庭方式巩固成为一个小型车衣厂。上百个意大利和爱尔兰女工集中在一个大厂房，但还是像在家里工作一样，从头缝到尾，包括钉纽扣、打纽孔、钉铜钉。

 

就这样，到了获得专利的一八七三年底，他们卖了两万多条利瓦伊式铜钉裤。矿工、伐木工、赶马车的、种田的，所有干重活儿的都中意这种坚牢耐磨的铜钉裤。现在西部牧场上的牛仔们也爱上了它。而且一买就是两条，一条骑马牧牛时穿，一条不工作的时候穿，变成了一天到晚都穿。而且是矿工牛仔们首先发现穿利瓦伊式铜钉裤的秘诀。一买来就穿，穿上后往河里、往水池里一跳，让裤子贴着身子慢慢地干，结果裤子合身得好像第二层皮一样。这种铜钉裤的销路是如此之好，当然有人眼红。最早的两个，其中一人是中国裁缝，在那年九月间就开始仿制类似的铜钉裤。但在专利权的保护下，公司两场官司都打赢了。于是，利瓦伊·斯特劳斯和戴维斯二人便安安稳稳地发展他们的铜钉裤。首先统一确定了低腰紧身直腿管的式样。另外为了配合铜钉的颜色，他们选用了一种橘红色的线来缝，又为了使他们的牛仔裤与众不同，更在两个屁股口袋上缝了两个曲线型的“V”字。接着又在后腰右部缝上一个皮标签，就是印有两个马夫在赶两匹马，一左一右地拉一条利瓦伊式牛仔裤，以表示其坚牢（确曾这样试过，而且前几年有人用两部汽车来拉，也没有拉破）。而且为了保证他们的牛仔裤的深蓝颜色统一，他们只从一家纺织厂买布料。因为牛仔布在纺织的时候固然都用靛青颜料染色，但一家工厂出品的蓝色与另一家不同。

 

牛仔裤的坚牢特性主要来自其布料。牛仔布，即字典上说的“斜纹粗棉布”，是用比较长的纤维的棉花纺织成的棉线织成的。经线由靛青颜料（indigo）染色，纺得比较紧；纬线本色，比较松。然后由织机上的梭将纬线先上一线下二线、再下一上二穿过经线，如此这般纺织下去，使更多的蓝色经线暴露在正面，更多的本色纬线露在反面，因而正面深蓝，反面浅蓝。牛仔布的强度来自靛青经线搓的紧度，以及每平方英寸经纬线交叉的密度。这种强度又由每平方码的重量来表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所能纺织的最强的是每平方码（约08平方米）九英两半（约269克）的牛仔布。后来因织机有了改进才出现了十英两（约283克）、十三英两半（约383克）、十四英两半（约411克）的牛仔布。因此，越重就越强，越强就越牢、越耐磨。利瓦伊·斯特劳斯牛仔裤的声誉就建立在他们使用的是当时最重的牛仔布，制成时，将其称为“五〇一双X蓝色牛仔布齐腰工作裤”（501 Double X blue denim waist overall）。五〇一是布匹存放的批号（每一个批号代表一种布料、式样和颜色），双X代表特牢的牛仔布，而“齐腰工作裤”则是当时人们对牛仔裤的通称。公司方面则一直把创始人设计出来的第一种牛仔裤称为“五〇一”，以别于公司后来生产的其他各种式样的牛仔裤。这种在一八七〇年代固定下来的低腰身、兜屁股、铜钉、铜扣、皮标签、直脚管、“保证缩水、起皱、退色”的“五〇一双X蓝色牛仔布齐腰工作裤”的基本式样一直保留到今天。二十世纪惟一重要增添是后面右方口袋边上一面绣有白色Levi’s的小红旗。

 

伯格教授所说的“牛仔布……的兴起与所谓之‘美国梦’不无关系。只要有足够的意志力，再加上一点运气，任何人都可以出头。牛仔布只是美国的另一个移民，一个获得成功的移民……”这几句话不但可以适用于牛仔布，而且更恰当地形容牛仔裤的创始人，利瓦伊·斯特劳斯，从一个十七岁、不名分文、英语也差，又是个犹太人的移民，于一八四七年乘船抵达纽约后，凭他的意志，再加上一点运气（而且有两个做批发的哥哥也并非坏事），只不过二十几年的工夫，变成为旧金山的一个大企业家，当地社会上的一号人物。他是“美国梦”成功的一个典型例子。

 

但作为一个第一代犹太移民，其处境和机运可要比当时加州另一个庞大移民集团，中国人，要好多了。淘金时代接近尾声，东西横贯铁路也已通车。上万个因此失业的中国“猪仔”移民劳工聚集在旧金山，洗衣烧饭，做一些白人因工资过低而不屑于接受的苦工。只要白人有工作，中国人肯安分守己地忍受次等公民身份，大家还可相安无事。但一八七〇年代中期的经济恐慌，使富如加州这个新乐园都有好几万名工人失业，和平共存的局面于是受到了威胁。起先，在工人党的领导下，工人们的抗议集中在享有无限特权的大资本家身上，但种族偏见使这批失业工人将一切愤怒转向比他们更不幸、更悲惨的另一受害者，中国城的居民。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本来是为了声援东部铁路工人罢工而举行的劳工大会一下子失去控制，爆发成为一股没有理性的恶流，冲向唐人街，连着三天三夜在烧、杀、抢。

 

利瓦伊·斯特劳斯看在眼里，惊在心里。他知道，尽管他还不是一个棉花大王、煤油大王、铁路大王那类的大财阀，但仍然是个资本家。他了解到工人们抢劫中国城的那种愤怒很容易就会针对他这种人和他的公司制造的工人裤。而他生产的工人裤的售卖对象正是这些进行暴动的失业工人。所以从生意，也就是从利益观点来看，要保住他的市场，他的公司就必须继续实行“只雇白人”的政策，否则难以平息这些失业工人的怒气。

 

经过这次暴动，他在报上注销广告，向购买工人裤的劳工保证他们生产的铜钉裤“是在他们的工厂里，由他们监督之下，只由白人劳工制造的……因此不会染上在过度拥挤的屋子里通常会传染到的疾病。”这个暗语很明显，就是说，白工人做的裤子白工人穿。我们没有雇用任何中国劳工，你们失业不是因为我们雇了中国人而占据了你们的就业机会，请你们不要将你们对中国人的敌意迁怒于我们或我们生产的裤子。因此，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早年创业过程中，从来没有雇过中国人，只有一次例外，就是公司曾用过一个中国人做裁布工，而这也只是因为工作太沉重，即使付较好的工资也找不到白人来干这份苦活儿。

 

一八七〇年代，利瓦伊·斯特劳斯的生意和地位都非常稳固。虽然这时他才四十多岁，但因他到中年还没结婚，财产继承便成为这个家族的一个中心问题。这里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是他们家族最早定居加州的戴维·斯特恩的太太，即利瓦伊的姐姐范尼·斯特劳斯。那个时期的犹太人还不能想像外娶或外嫁，但即便是旧金山的犹太人圈子里，也有不少可以做利瓦伊·斯特劳斯夫人的适当人选，而且也确实有些门当户对或想要高攀的母亲们设法将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他。可是没有多久，一个个都打消了联亲的念头，因为这当中首先要应付的是范尼。

 

光杆利瓦伊一直和他姐姐一家九口人同住。利瓦伊一年不结婚，范尼的决心就加强一点。先只是她本人心里有数，然后慢慢开始暗示，最后公开讨论，那就是，范尼要她的儿子们继承利瓦伊的产业。她也很有道理，公司的五个兄弟姐妹合伙人之中，大姐的儿子要自己开业，纽约的哥哥乔纳斯没有小孩，刘易斯的儿子是个花花公子，那还有谁比她那四个一直忠心耿耿跟着舅舅办事的儿子更有资格接管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除非利瓦伊讨了个老婆，自己生了儿子。于是范尼在家将利瓦伊的饮食起居照顾得好好的，然后为他安排“合适的”女人，包括有夫之妇，使利瓦伊生理上的需要也得到满足，但不会扯到婚姻头上。利瓦伊本人也不抱怨，于是就这样打了一辈子光棍。

 

一八七四年一月，范尼的丈夫斯特恩去世。没有多久，五十一岁的寡妇范尼便于那年年底嫁给了一个“自己人”，鳏居了七年的大姐夫，五十七岁的威廉·沙林。

 

好，范尼的儿子们不但继承了他们生父的产业，而且现在还可分享公司另一合伙人——他们的继父的股份。这还不算，后来范尼的大儿子，杰可布·斯特恩，又娶了他表妹（沙林的女儿），但因他母亲现在是他表妹的继母，所以又等于娶了他的“继妹”。这两桩婚事真使斯特劳斯、斯特恩和沙林三家人亲上加亲又加亲。

 

但就公司合伙人来说，等到一八八一年，刘易斯和沙林先后去世，乔纳斯退休，三年后范尼也去世，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第一代原始合伙关系就自然地解散了。新的合伙人就变成五十一岁的利瓦伊和斯特恩兄弟们。这时，公司改为有限公司，由利瓦伊本人拥有百分之五十四的股权，剩余股份由范尼的儿女共同分享。

 

利瓦伊·斯特劳斯虽然还是每天去办公，巡视一下工厂，或接洽生意，但他的主要工作和责任已经不是管理他本公司的日常业务了。他现在是旧金山的大企业家，关心的不仅是他本公司的利益，还有旧金山、加州，以至于整个西部的利益。这当中的关系是直接的。

 

就以运费来说，自东西横贯铁路于一八六九年建成之后，因该铁路完全控制在东部大财阀的手中，便有意打击西部这些后起之秀。因此，从东部到西部的铁路货运价格要比从西往东便宜得多。这种歧视性办法的目的就是要使西部产品无法在东部市场上有利竞争。利瓦伊曾与本地其他财阀设法共同冲破这种垄断。他们组织了一个铁路公司，另建铁路，可是才只铺了三百多英里的铁轨之后，其中一个大股东（加州甜菜大王），根据他的致富经验，发现共同垄断要比自由竞争更有利可图。举例来说，从圣路易到洛杉矶有两家公司的铁路通行。在一八八〇年代，为了抢生意，单程车票从一百二十五块美金跌到一块钱。于是这位大股东便未经其他股东的同意而私自将铁路公司出卖，与东部的合并，使整个原始计划破产。除此以外，利瓦伊·斯特劳斯还在一八七〇年代末期发起并创设了旧金山贸易理事会。这个组织的工作，除了发展加州贸易之外（一八七八年巴黎博览会上举办的加州产品展览），其主要目的即大力鼓吹在中美洲修建一条运河，但也因东部铁路财阀的一再阻拦而使他未能在他有生之年见其完成。

 

他晚年的时间和精神日益致力于本市和加州的财政金融事务和各种慈善工作上，如担任各大银行和企业的董事，捐赠柏克莱加州大学二十八个常设奖学金。公司的业务就由跟随了他多年的两个外甥杰可布·斯特恩和西格蒙·斯特恩（Jacob Stern，Sigmund Stern）负责，并在七十三岁的利瓦伊·斯特劳斯于一九〇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去世之后正式接管。公司的领导于是进入了第二代。可是这第二代缺乏上一代的创业精神，再加上是在继承一个已有五十年历史和传统的企业，他们也只能萧规曹随，谨慎地保住产业而已。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在二十世纪头十几年是平稳度过的。一九〇六年的旧金山大地震和大火毁掉了全城几乎一半的建筑，包括他们公司的“房店铺货仓”。他们不但度过而且从废墟中重新建立起他们的企业。而且从这场大灾难还可看出公司善待自己员工的家长式传统。大地震后停工重建期间，所有职工的薪金工资一律照发。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确非寻常之举。

 

这个期间的公司虽然是由杰可布和西格蒙兄弟二人负责，但实际上一个主要管事的是二十来岁的赛蒙·戴维斯（Simon Davis），发明铜钉裤那个老裁缝的儿子。赛蒙在他父亲于大地震后退休时接管了全部生产工作。他的最大贡献是为公司推出一种新货色。他发现市面上没有适当的便装给那些好动的小孩穿，便设计了一种用牛仔布做的连身、有背带、前面有铜扣的童装，有点类似机械工人们穿的工装裤。于是公司不但有了新货色，而且是第一种销往全国的货色。赛蒙自然也就日益受到重视。有点空头的第二代领导既然没有利瓦伊·斯特劳斯的魄力和胆识，就只能借重年轻的赛蒙了，何况他不但自己有创新，更是立有战功的公司元老的后代。然而赛蒙不像他父亲，做了多少年的裁缝才当上工头厂长的，这小子一下子就当上了厂长。自负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他虽然年轻但仍是个老派，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概念。退回来有缺憾的牛仔裤，或剪坏的牛仔布，他全当废品卖掉，而且（也许因为他好赌）全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公司里其他人的建议，如当时的小工、后来做了公司副总裁的米尔顿·格伦邦（Milton Grunbaum）就一再指出童装的剪裁不能比照成人服装，小孩在不同成长发育阶段的体形差别很大。另外，一定要研究为什么信誉建在坚牢耐磨之上的五〇一双X牛仔裤会有退货，以及生产上的浪费等等，全部给赛蒙打了回去，认为是在干涉他的职权。斯特恩兄弟既然只是名义上负责，听了格伦邦的建议之后也只有点头同情叹息的份儿。结果，几年搞下来，尽管第一次大战期间全国商业大为景气了一阵，但利伊瓦·斯特劳斯公司因其主要产品过于地方性而没有捞到任何便宜。童装销路平平。牛仔裤仍然只有工农牛仔们买。批发东部货物的贸易额也只是每年两百万美元而已，但这还是高出了他们在旧金山生产的所有服装的贸易额两倍。到了一九一八年，公司几年来最好的一年，全年的净利还不到五万美元。存在了六十多年的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似乎到了强弩之末，斯特恩兄弟也没有精神余力去做任何改革了。更使他们忧虑的是，他们几个兄弟都没有够大的儿子来接管，而每年的收益又不足以聘请一位能干的总经理。斯特恩兄弟只是为了家族的自尊才没有将公司解散。要不然就因为西格蒙看中了他的女婿，沃尔特·哈斯（Walter Haas）。

 

沃尔特·哈斯本来可以平平稳稳地为自己家里的公司做事。他父亲也是德国犹太移民，而且是洛杉矶的一位早期拓荒者，一直做食品杂货批发，相当成功。沃尔特于一九一〇年从柏克莱加州大学毕业后也曾在他父亲叔伯合组的哈斯兄弟公司中任过出纳。一次大战期间从军，担任中尉副官。退伍后，他也可像他岳父一样，先协助自己父亲和叔伯，再等他们年老退休后将家庭企业由他的堂兄和他接过来。但沃尔特·哈斯与斯特恩兄弟稍有不同。首先，他受过高等教育，想要自己有一番作为；其次，对这个有抱负的年轻人来说，享有继承的财富无以证明他的才干。于是当他在纽约一家银行混了一阵，他岳父找他商量，请他考虑过来整顿要死不活的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时候，他想到哈斯公司有他堂兄负责，年龄差不多，他要去干的话要坐很长一阵的第二把交椅。再考虑到食品杂货是属于会腐坏的商品，批发范围，即使现在有了一批卡车运送，也只限于数百英里而已，可是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批发市场则遍及太平洋沿岸各州，甚而伸及内陆好几个州，前景比哈斯公司好多了。再加上他老丈人说，如果试了两年而公司仍无起色，就将它解散。这对沃尔特是个诱人的挑战。何况，他等于是以继承人的身份加入，岳父已经六十多了，只要他自信能将这历史悠久但有点穷途末路的公司起死回生，前途无可限量。当然，他太太的劝说对他也不无影响。

 

沃尔特·哈斯于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加入了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年纪才满三十。他对制造牛仔裤、批发绸布没有什么认识，更没有什么经验，但他有现代化头脑和知识。静静地观察了几个月之后，第一项改革就是根据他所学的专长和纽约银行取得的经验采用新的会计方法，使用计算器和现代化记账簿。这立刻引起了多年来只会用笔加减、登记起码账目的职员的反感。直到年底，因为这个新的记账法使公司的账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在年底结算完毕，而无须在大年初一还要加班结账才获得手下的尊重。但头一年的贸易成绩平平，营业额三百万美元，再考虑到投入的资本，收益仅为百分之六。第二年更惨。首先是棉花价格暴跌。另外因为加州当时比较进步的最低工资法律规定女工每周四十八小时的工资不得少于十六元（即每小时最低三毛三），而美国南部各州制造商因没有这种法律约束，每小时只付一毛到一毛五的工钱，使他们加上运费还可以在西部与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产品进行有利的竞争。这一切迫使沃尔特·哈斯将牛仔裤的批发价格从每打三十五元降到二十三块五，比当年老裁缝戴维斯的定价还要便宜。结果，第二年的净收益比上一年还要低。两年试验期满，成绩距理想差得远。可是沃尔特·哈斯此时对牛仔裤的制造与批发有了兴趣，而且此时跳槽，等于宣布公司的死亡。他本人其实不必背这个担子，他父亲遗留给他的产业已足可使他挂上百万富翁的名了。不管是为了自尊还是因为不愿向挑战低头，他决定不解散公司，继续干下去。这大概是公司史上最重要的一项决定。

 

于是他以公司第一副总裁的身份从商业最基本的工作开始整顿，一步步收集每件成品在生产过程各个阶段的费用的数字。这不简单，公司还从来没有人这样分析过，何况这种调查研究无可避免地使沃尔特和工厂经理赛蒙针锋相对起来。负责整个生产工作的赛蒙，按照他父亲定下来的传统办法生产，也没有任何成本会计的概念，确实不知道每件成品，牛仔裤、童装、牛仔布衬衫的生产费用为何，因而无从根据成本来为产品估计价格，更说不出任何理由来证明所定的价格是有合理根据的。任何人的询问和调查，他都一律视之为侵犯他的职权，任何讨论，他都以“我们的情况很好”来对付。沃尔特于是只好私下慢慢收集数据和数字。反复核算的结果使他大吃一惊，经销全国的童装成本，加上间接费用和开支，与所定的批发价格几乎相等，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利润。

 

一个是老板斯特恩多年的亲信、公司元老之子，本人对公司也有贡献，又是工厂经理，一个是老板的女婿，设法以现代商业管理方法来整顿业务，又是第一副总裁。抛开亲属关系和友谊渊源不谈，这场斗争所反映的是个典型的老派与新派、传统与现代之争。公司这十几年来之所以日趋没落也正是因为，当美国早已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作业方法和思想状态仍停留在十九世纪。然而沃尔特孤掌难鸣，知道必须要有一个他信任而且也信任他的人来助他一臂之力。他心中已有人选，就是他远房的表弟，又是他妹妹的丈夫，当时正在纽约一家银行慢慢往上爬的丹尼尔·科史兰德（Daniel Koshland）。他这个妹夫的背景和他几乎一样，只是更有钱而已。家里也是德国犹太移民，做羊毛批发生意发的大财，旧金山的一大望族。丹尼尔比沃尔特小三岁，也是柏克莱加州大学毕业，主修商业，也当过军官。

 

丹尼尔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调查分析核算之后证实了沃尔特的估计，一点不错，他们生产的童装，每卖一打，倒赔一块钱。公司每年还有少许收益完全是靠牛仔裤百分之十五的利润来抵消并掩盖这方面的亏损。赛蒙·戴维斯只有辞职，而由那个多年来一直不断提建议（但从未被采纳）的年轻工人格伦邦接任工厂经理。

 

在沃尔特·哈斯和丹尼尔·科史兰德的整顿下，公司渐渐有了起色。就以制造牛仔裤来说，格伦邦多少年的想法和建议现在终于有了被采纳的机会。他先根据他参观福特汽车工厂时看到的流水作业法，将他工厂中一人一裤的工作方法也改为流水线作业，成为第一家现代化服装制造公司。接着，他着手研究为什么以坚牢出名的“五〇一”牛仔裤的接缝会开口，虽然他们现在使用最贵的上好麻线来缝牛仔裤。经过他一次又一次试验后发现，尽管麻线比棉线强上三倍，但只要一湿就腐烂，甚而在人们洗了牛仔裤、挂在太阳下晒干的时候，因亚麻的性质，接缝的麻线就在慢慢地腐烂，而棉线则反而不会。他于是以缝皮鞋的最细棉线来代替。自赛蒙于一九二二年离职之后，三年工夫，公司的贸易额增至四百四十万美元，而且，仅占贸易量十分之一的利瓦伊式牛仔裤共赚了净利总额的三分之一。

 

就这样，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领导于一九二〇年代中期进入第三代，虽然沃尔特·哈斯是在西格蒙·斯特恩于一九二八年去世后（杰可布死于一九二七年）才名义上正式接管。就这样，利瓦伊·特斯劳斯公司的哈斯家族时代开始了。

 

但就像月有阴晴圆缺一样，公司才上了轨道，连续几年赚钱，便碰上了一九二九年全美经济大恐慌。全国劳工的四分之一，即一千两百万人失业，加州一地就有三十多万，而其中受打击最深的是牛仔裤的主要顾客，农人、矿工、一般劳工和牛仔。沃尔特再杀价也没有人买得起，结果货仓里，甚至于厕所里，堆放着十二万条卖不出去的牛仔裤。从商业观点来看，连续赔了三年的钱，几达五十万美元，前景又一片暗淡，公司更应该倒闭了。但沃尔特和丹尼尔没有将公司解散，而且还不得不继续生产。这是和一个家长式的大公司有关。美国当时没有一套国家福利制度，裁一个人，就多一个人饿肚子（胡佛总统和他的财政经济顾问把任何社会福利方案都当做是洪水猛兽、社会主义）。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像不少其他公司一样，只有自己为工作多年的员工想办法。全体上下一律减薪，每星期开工三天，不生产的时候整修厂房，油漆店面，只是不裁减任何职工，咬紧牙关靠自己的力量来将公司撑下去，然后希望全国经济复元。而全国经济，自罗斯福总统于一九三三年上台后，确实有点好转。虽然大恐慌直到二次大战爆发才算真正结束，但至少公司员工恢复了全时作业，加薪百分之五十，而且仓库里十二万条存放了好几年的牛仔裤现在又有人买了。

 

买虽然是有人买，但也有人抵制。多少年来一直受大资本家打击的工会，因最近政府通过了保证工人有权组织和加入工会的法律，现可合法地公开宣传、公开活动。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一直不允许其员工加入任何工人组织，可是现在旧金山的成衣工会决定，任何工人都必须抵制非工会工人及其公司制造的任何衣服，并发动罢工。牛仔裤（工人裤）如果受到其主要顾客的抵制，那就别做生意了。沃尔特调查结果，发现他厂里的工人大部分都愿意加入，事情就这样没有经过罢工而决定了。

 

也正是在这个动荡的三十年代，利瓦伊式牛仔裤才第一次突破了西部的工农牛仔市场，变成全国人所尽知（却不一定穿）的服装。首先是市场情况改变的压力，美国两家最大的邮购公司（Sears，Roebuck和Montgomery Ward）开始在全国各地设立自己的零售百货公司，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各种服装。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这类货的批发大受影响，到一九三九年，只有五〇一牛仔裤赚钱，其他所有批发的货物全部赔钱，于是公司不得不集中力量生产推销它的王牌利瓦伊式牛仔裤。在格伦邦的策划下，除了当年定下来的那种合身的款式，以及使用现有的最佳质地、最重的牛仔布这两样绝不能改动之外，将利瓦伊式五〇一双X牛仔裤所涉及的三十五道生产工序都一一改进。为了应付来自各方的抱怨，他们把牛仔裤后面口袋上的铜钉掩盖起来，免得学生划坏教室的椅子，牛仔划坏马鞍，工人划坏汽车工厂里的车身。后来因为缝机的改进，口袋缝线牢得可以比得上铜钉而把铜钉去掉，只是为了纪念和美观才保留前面六个铜钉。但有一个地方的铜钉却是因大老板的一次亲身经验才除去的，就是“那儿”那个，裤裆尽头，谁也不好意思用手去指的那个铜钉。沃尔特有一次和朋友去钓鱼露营时，因为蹲得离营火太近，时间较久，而把那个铜钉烤烫了。虽然早有牛仔们因成天骑马的关系一直在抱怨那个铜钉，但公司和非牛仔们都一笑置之。沃尔特一打听，发现确实有人认为那个铜钉不很适合，也没必要。于是，他召集会议讨论，结果全体表决通过后才决定去掉“那儿”那个铜钉。

 

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所在，洛杉矶的好莱坞，为利瓦伊式牛仔裤做了免费宣传，将它介绍给全国各地，至少是有电影院的地方。电影是大恐慌时期美国最平民化的一种娱乐，一张票可看两场不同的片子。二流西部片，那种善恶分明的牛仔片，就成为放映首轮电影时的附带片子。如果电影中的正角好人穿白色，反角坏人穿黑色，那没有关系，因为其他所有牛仔几乎一律都穿利瓦伊式五〇一双X牛仔裤，使西部和西南部以外的美国才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紧身性感、坚牢耐磨的牛仔裤。但这也只是银幕上的接触而已，东部市场是靠另一个与牛仔有关的发展才稍微敲开了大门。大恐慌使西部大部分牧牛场破产（牛肉价格跌了百分之五十）。场主们为了生活而将牧场改为dude ranch，指那些为东部大城市度假有钱的子弟们经历一下浪漫的西部牛仔生活而开设的“少爷牧场”。好，既然是阔少千金，过一下即使是原野生活也得有个合适的打扮。场主们在比如纽约的报纸和时装杂志上于是就介绍大家穿一条利瓦伊式五〇一双X牛仔裤。也大约是这个期间，珍珠港事件前夕，柏克莱加州大学的学生们开始流行穿牛仔裤，而且一定要穿“保证缩水、起皱、退色”的利瓦伊式五〇一双X牛仔裤，而且为了表示了不起，高年生甚至禁止刚入学的大一学生穿这种牛仔裤。于是，

出身卑贱的牛仔裤不但套上了阔少千金的玉体，更以另一种身价进入了最高学府。

 

现在回头看牛仔裤到二次大战前的演变，从西部牛仔片到“少爷牧场”，到西部各大学的校园，这一连串不约而同的发展都是在使一条实用的、地道的工作裤一点一滴地染上了一种浪漫的、像西部大草原的风一样自由的、与悠闲娱乐有关的、富有青春活力的象征色彩。不错，影响范围仍然相当有限，而且自美国全面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刚刚稍微跳越了传统的工农牛仔圈子不久、在小批年轻人之中出了小小一次风头的牛仔裤，便又回到了它原来的身份和地位，供劳工们穿的坚牢耐磨的工作裤。

二次大战对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公司来说，沃尔特·哈斯的两个儿子，小沃尔特·哈斯（Walter Haas，Jr，小名华利［Wally］。以下将用小名称呼他，以区别于其父）和彼得·哈斯（Peter Haas）先后于四十年代大战期间加入他们家族企业工作。他们兄弟二人都是先后毕业于柏克莱加州大学，又先后获得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但进入公司之后，仍照“老规矩”，从“学徒”干起。当然，大老板的两个加大—哈佛知识分子少爷做学徒，可不是在学一门混饭吃的手艺，而是第三代掌门在培养第四代接班人。华利在大战期间应召入伍，差一点派去负责烤面包。幸好一个上司认出了批发世家的哈斯的大名，派去做陆军福利社（PX）的行政业务工作，才与本行扯上点关系，并使他利用这个机会学到如何向世界各地批发。彼得则因视力不佳而免役。但兄弟二人，像他们老爹一样，也都为了自尊，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靠自己的本事闯事业，给别家公司和银行做了几年的事之后，才因家庭传统和责任的关系回到自己家里的公司工作。

 

快有一百年历史的“越缩越合身”（shrink to fit）利瓦伊式牛仔裤在公司里的地位简直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妄加更改。就连沃尔特本人要去掉“那儿”那个铜钉都要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后才敢决定。但大战期间节约，政府的“战时生产委员会”公布的种种规章等于替公司做了不少决定。比如，政府规定，为了节省资源，服装上凡是非必要的附件、多余之物，都必须去除。于是，男人西装的裤脚翻边没有了，上身双排扣变为单排扣。女装则因有“鼓励士气”的作用而可保留一些花边、裙褶等装饰。牛仔裤呢？为挂背带用的六个铜扣没有了，腰部系皮带的套环没有了。理由很简单，牛仔裤这么紧，不系背带、不系腰带也掉不下来。战后因美观及因使人感到安全才又添上腰部的皮带环。此外，战时缺铜，利瓦伊式牛仔裤上的所有铜钉铜扣都一律改为包铜的不锈钢钉和不锈钢扣。只有牛仔布的重量，公司坚决不肯妥协，理由是减少了重量就减少了强度，而既然只有支持前方的战略工厂的工人们才能优先配给到工作裤，那裤子越牢就越耐穿，结果反而将牛仔布的重量加到每平方码十三英两半。但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为了保证继续配给到最重的牛仔布，公司只有接受政府的价格规定，不论牛仔布价格、劳工工资或运费上涨多少，他们的牛仔裤售价不能增加。公司战时几年的牛仔裤生意都是没有利润的，以一块钱换一块钱而已。但这看来对公司不利的规定，从长远观点来看，反而帮了大忙。其他牌子的牛仔裤加了价，市面上最好的反而是最便宜的，对分配到的顾客来说，这真是双重收获，既物美又价廉。利瓦伊式牛仔裤的名字更响亮了。到一九四二年，公司为了怕Levi’s这个称呼给人滥用，泛指一切牛仔裤而失去其特性（如阿司匹林），干脆将一般人已称之多年的名字登记，不但作为其牛仔裤的专有名词，而且作为其所有产品的注册商标。

 

但二次大战对公司还有更深远的影响。南加州的飞机和造船工业不但付的工资高，负责实地训练，而且又因为是战略工厂，工人又可以免服兵役，因而吸引了全美各地的年轻人，使仅仅在几年前还有一百多万失业劳工的加州现在反而感到劳工不足。而这只不过是人口从东部往西部大批迁移的开始，这些年轻工人都逐渐成为牛仔裤的忠实信徒。而全球各地，凡是有美军驻守的所在就有陆军福利社，就有利瓦伊式牛仔裤，又将这标准美国式的打扮介绍给了全世界。各地需求量如此之高，甚至于大战结束后，公司还不得不继续实行了三年的配给销售办法。尽管如此，公司在一九四八年的销售总额超出一千一百万美元，而且有史以来第一次净赚了一百万美金。

 

加州人口不仅因东部大批涌来的“美国移民”而起了变化，其本来的原有人口在种族和就业的分配上也有了变动，影响到整个劳工市场，迫使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不但改变了其多年来“只雇白人”的歧视性政策，反而促使公司成为今天均等就业的前卫。制衣工业虽然已相当机动化，但仍然是一个劳工密集的工业。当年的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女工们已一代接一代地退休了，而她们的子女不少都开始享受到大学教育和这种高等教育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取而代之以填补这个劳工真空的很多是处在贫穷状态的黑人和东方人。中国人在旧金山可能比黑人早一点，但公司在大战期间开放了门户，雇了一批黑人。而且华利和彼得兄弟二人，在格伦邦的支持下，继续有计划地雇用黑人。这还是美国可以合法地黑白分校的时代，公司已将这个黑白兼雇、而且没有隔离地共同一处工作的政策一直推展到美国种族歧视的根据地，美国南部各州。远在黑人民权运动成形之前，远在政府通过均等就业法案之前，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便下决心在南部坚决执行这个新政策，毫不妥协，不但黑白共同一处工作，相等待遇，而且无歧视地使用同一餐厅、同一厕所、同一饮水喷泉，否则宁可关闭工厂。平心而论，这不是单纯的形势比人强的情况。也正因他们近几十年在这方面有良好的成绩，所以十九世纪刊登的那个歧视性“只雇白人”的广告，今天毫无隐瞒地保留在公司旧金山总部的历史馆内，坦白地向大家交代公司过去这段不光荣的历史。

 

在公司净赚了一百万美金的一九四八年，哈斯父子三人和科史兰德做了两个重要决定。一个是华利看到公司发展迅速，建议人事政策必须改变，尤其是上层作决策的经理们，不能再像当年格伦邦那样从小工一步步爬到工厂经理，再爬到公司副总裁。太浪费时间，太过时了。于是公司才首次聘了三个加州大学毕业生，开了以后雇用青年人才的先例。今天公司最高级管理工作大部分都是由三十来岁的人担任，而且连加州大学美式足球的死敌，史坦福大学的毕业生也雇请。另一个是公司眼见利瓦伊式牛仔裤的需求量如此之高，利润如此之厚，便决定停止做仍占营业额百分之七十五的批发生意（但到一九五四年才真正完全停止），集中全力发展基础巩固的牛仔裤和其他服装，成为一个真正的服装制造公司。他们对牛仔裤的前途抱有如此乐观的信心来自华利为公司做的全国人口趋势分析。他收集的统计数字说明，美国正要进入一个“婴儿暴增”的局面，退伍回来的军人会马上去弥补失去的光阴，无妻则先娶妻，有妻则生子。一九四〇年，美国人一年生了两百五十万个小孩，战争结束后的那一年就多生了三十多万个，而且数字与年俱增。对牛仔裤的需求就在这些未来的年轻人身上。而且美国的经济发展会使这下一代比上好几代的人都富裕。但要应付这个新局面，抓住这个机运，公司不但事先要有计划的增产，而且还必须将牛仔裤的销售重点，从工农牛仔转移到社会上的一般青年，尽量少给人们一种劳动工作的印象，尽量强调牛仔裤是一种娱乐装束、悠闲玩耍时的打扮，因为青年们玩儿的时间反正比工作的时间多。但西部传统要保留，不是工作辛劳的工农牛仔们的生活现实，而是把美国西部加以传奇化，反正西部小说、西部电影早已先开了路了，把西部描绘成一种个人主义式的浪漫形象。牛仔裤代表的是悠闲自由开放的加州生活方式。

 

好，一切准备就绪，公司借此机会喘了一口气，自我祝贺了一番。因为想到创始人利瓦伊·斯特劳斯是在淘金期间来到加州的，公司便凑了一个整数，提早于一九五〇年庆祝了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创办一百周年纪念，并借此机会将其慈善事务制度化，成立了利瓦伊·斯特劳斯基金会。全公司上下职工，包括退休的，一律分红。虽然是没有铺张的小型内部庆祝，但后来担任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当时为加州州长的厄尔·华伦仍给沃尔特·哈斯发了贺函，并说，“如果不是靠利瓦伊式牛仔裤的坚牢耐磨，我和我的五个小孩早早就要饭去了。”

 

“只要有足够的意志力，再加上一点运气……”即使公司此时如此信心百倍，他们仍然没有料到一点，说实话，谁也没有料到美国会爆出来一个狄恩、一个马龙·白兰度。两人电影中身穿五〇一双X牛仔裤的形象把利瓦伊式牛仔裤变成为五十年代全美反主流文化青年的标准打扮。

 

一年之中，公司的牛仔裤销售总额猛跳到两千八百万美元。这个数字连哈斯父子在看好牛仔裤的发展时都不敢设想。其实，公司本来还可更有作为，只不过在五十年代下半期，无论是公司方面还是牛仔裤本身都面临各种竞争和威胁。就竞争来说，自一次大战期间开始，公司有了两个商业对手，一个是“蓝钟公司”（Blue Bell，所产牛仔裤为Wrangler，港译“威格”，台译“蓝格”。英文字原意为骑马牧牛的牛仔），另一家是“李氏公司”（HDLee，生产“李牌”牛仔裤）。五十年代美国牛仔裤市场以这三个牌子为主，但其他还有无数厂牌，其个别销路固然比不上利瓦伊式牛仔裤，可是加起来的总数却要多得多。而头三名的厂牌的市场也分得相当明显，西部属于利瓦伊·斯特劳斯，中西部是“李牌”，西南部属“蓝钟”，东部和东北部则三家都打不进去。五十年代中期展开的牛仔裤热潮是这种裤子第一次受到全国的注意。尽管是利瓦伊式牛仔裤起的带头作用，但所有其他牌子的牛仔裤也都沾了不少光，抢了不少生意。再就威胁来说，所有牛仔裤制造商和所有穿牛仔裤的青年都受到以“美国男士和男童服装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Men’s and Boy’s Wear）为代表的有计划围剿。这个组织是美国制造非牛仔裤类的现成服装公司共同成立的协会。牛仔裤的畅销和风行使美国这些制造现成西装、便裤、衬衫、领带的大小公司的生意大受影响。它们针对牛仔裤发起了一个全国性的“衣着整齐”运动，迫使学校禁止学生们穿牛仔裤上学。（怎么可以让学生去效仿狄恩和马龙·白兰度!）再加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任期间美国社会的保守气氛，这确实是一股非常大的压力。一个企业社会或家长式社会是不能容忍青年子弟们有其个人独立看法的，也不能承认这些青年有任何不满情绪，更别提向这个既成体制进行任何方式的挑战了。而这一切含义正好是此时青年们加在牛仔裤身上的象征。回想起来，台湾地区在几乎同一期间对我们这些穿牛仔裤的人痛加攻击，也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而不是简单的为了什么帮会，或如美国，涉及到另一个经济集团的利益。最妙的是，台湾当时也有个抵制牛仔裤的代表组织。记得我上中学时，驻校军训教官就一直利用各种手段拉拢向他讨好、拍马屁的学生们（每个班上都有那么几个“好学生”）随时注意留心、查看、打听班上哪个同学晚上外出时，或周末去西门町看电影时穿了牛仔裤，第二天好向他打小报告，被打了小报告的倒霉学生，轻一点的在教官办公室听训半小时（“我们中国人不穿这种衣服嘛!”好像他身上穿的教官军服倒是经过孔老夫子批准的中国传统服装），重一点的罚去背蒋介石的《民生主义育乐两篇》，搞不好，如果你刚巧是教官的眼中钉、要整的对象，还可能记上一个大过。屡戒不改，那就有可能将你留校察看，甚而开除学籍，那你只好真的去当流氓了。而且更妙的是，这两个社会和这两个组织攻击牛仔裤和穿牛仔裤的人的时候使用的语言几乎完全一样。台湾是“奇装异服”、“不良少年”、“太保太妹”，而美国则说牛仔裤“不是正经服装”、“好孩子与坏孩子之别就在是否穿牛仔裤”、“少年犯罪”。我敢打赌，如有一天中国大陆也有一批青年穿上了牛仔裤，社会的反应绝对完全一样。

 

人不自助天不助。哈斯兄弟作了有计划增产的准备，及时把握住狄恩和马龙·白兰度二人双手送上来的运气，及时地利用了这个天赐良机，使公司牛仔裤的销售总额，从一九五六年的三千四百万美元增到一九五八年的五千多万，而这还是在各方夹攻之下的成绩。在公司已经做了十几年事的华利和彼得证明了他们兄弟二人有能力接管这个家族企业。于是在沃尔特·哈斯和丹尼尔·科史兰德分别于一九五六和一九五八年退休后，华利便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公司董事长，彼得做了总裁。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领导班子正式进入了第四代。

 

一个大家族，尤其是富有的大家族，其第四代子弟太容易把时间精力全都花在吃喝玩乐上。利瓦伊·斯特劳斯的曾外甥们并没有。华利说他最大的奢侈是在他前往比较偏僻的地方时，偶尔会包一架飞机，而就连这个，他父亲都很难接受。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公司在华利和彼得二人手中，不但保持其全美和全世界最大的牛仔裤制造公司的顶尖地位，而且在他们手中，公司更积极生产千种以上非牛仔布的服装货色，又成为全美两万两千多家服装公司中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服装制造商。

 

自公司于一九四八年决定停止批发“别家”的货、专门制造“自己的”牛仔裤开始，或因情况所迫，或因主动发展，或因飞来好运，从一个只生产牛仔裤和牛仔布童装的公司一步步变成各式男女服装的生产者，并将一个以家族股份为主、员工股份为副的私人公司变成为公众拥有股份的多国企业公司。童装部已扩及整个少年部门。一九五二年，又因全国牛仔布的供应紧张，公司为了使生产不致停顿而不得不选用其他布料来生产一种样式类似五〇一的淡蓝色轻便裤（Light Blues），结果无意之中反而又打开了一个新的服装领域：青年便装。哈斯兄弟上台后更首先着手进军东部市场。几十年来，一般东部人怎么也不明白去买五〇一时为什么要买尺寸比自己腰身大上两英寸、比实际腿长上三英寸的利瓦伊式牛仔裤，更讨厌买回来要洗上好几次才能穿，而且穿上后，前面裤口的扣子又紧得扣不上。风靡西部一百多年的“保证缩水、起皱、退色”的口号更使一般东部人难以了解其中奥妙。好，既然你不来将就我，那我就来将就你。于是公司和供应他们牛仔布的纺织厂共同设计出一种预先缩好、皱毕、色退得恰到好处的牛仔布（批号五〇五），剪裁式样与五〇一相同，但以拉链取代铜扣。东部市场就这样在一九六〇年打开了。然后，华利看到国内牛仔布产量日渐提高，原料的来源不成问题的时候，便开始放眼世界。

 

远在利瓦伊·斯特劳斯时代，受雇前往南非开采钻石的美国工程师们便曾来信订购五〇一。墨西哥牛仔们也早就开始穿了。二次大战期间，美国海军工程营的士兵又将利瓦伊式牛仔裤介绍给整个太平洋区域。战后德国，利瓦伊式牛仔裤，就像美国香烟、尼龙丝袜一样，是当时当地黑市上最容易脱手的热门货。但就发展国际市场而言，华利首先想到的是加拿大而非欧洲，因为自有牛仔以来，两国即相互跨越边界牧牛。加拿大西部各省对利瓦伊式牛仔裤久已闻名，然而那儿的牛仔裤市场早已给本国的一个叫大西方服装公司霸占住了。正当此时，有一个名叫弗兰克尔的法国人亲自跑到纽约的公司办事处以现款买了五千条五〇一去欧洲推销。结果，公司非但不费吹灰之力有了第一个欧洲代理，而且这个市场比加拿大市场还先打入。这还不算，真是运气来的时候，你推也推不掉。一九六一年，大西方服装公司的老板突然自己找上门，解释说他太太继承了公司之后付不起遗产税，便决定以两百八十五万美元的卖价将公司百分之七十五的股权出售给利瓦伊·斯特劳斯。这时，华利派往欧洲的市场调查团回来报告说，无论欧洲大陆还是英国，市场情况不能再理想了，竞争小，而且市面开始要求美国货，尤其是青年们，这简直是为利瓦伊·斯特劳斯这样的公司和它们的产品定做的条件。华利于是决定前进，并决定各国批发商都必须是该国人士，如毛遂自荐的弗兰克尔负责法国。道理很简单，这些当地人要比远在千里以外旧金山总部的人更熟悉当地市场情况。公司只遣派一名欧洲经理，但也只是负责欧美之间的协调，决不干涉当地的业务。

 

“只要有足够的意志力，再加上一点运气……”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日，柏克莱加州大学的校警逮捕了一个为黑人民权组织在校区募捐的学生。一刹那之间，校园里聚集了两千多名学生，其中一人，哲学系的马里奥·沙维奥，跳上了警车，大声号召学生抗议，开始了六十年代伟大的自由言论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柏克莱加大点起来的这个星星之火，不久就从太平洋烧到大西洋，青年们对家庭、对学校、对社会、对军事企业综合体的抗议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反战运动，形成了美国自独立以来最伟大的一次学生政治运动。与此同时，不以政治方式抗议的青年男女则演变出自己的嬉皮运动。但无论是占领学校、走向街头示威的反战分子，还是弹吉他、留长发、吸大麻、做爱不作战的嬉皮士，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他们的制服：牛仔裤，而尤其是既具有劳动传统，又具有青春浪漫色彩的利瓦伊式五〇一双X牛仔裤。

 

从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销售总额即可看出六十年代中至七十年代中这十年期间牛仔裤在美国的流行程度：一九六六年，一亿五千万美元；一九六八年，两亿美元；一九七五年，十亿美元。这是销路上的数字，那它的身价呢？一九七六年，正当美国庆祝独立建国两百周年纪念的时刻，我们的老朋友，一条利瓦伊式五〇一双X牛仔裤被选入华盛顿史密森国家博物馆，成为美国历史文物的一件永久收藏品。了不起吗？你再听下去，美国黑社会抢劫公路货运卡车时有三个主要目标，一个是烟，一个是酒，另一个……另一个还用我说吗？

 

这是美国情况，那世界呢？我在一九七四年有机会绕了地球一圈，纽约，西欧，西非，东非，印巴，东南亚，香港，北京，上海，东京，加州，纽约。我可以老实告诉大家，除了在中国大陆上，就我所看见的，只有我一个人穿牛仔裤之外，其他世界各地，不论大城小镇，甚至非洲原野，只要有人，就有人穿牛仔裤。香港更不得了，我有一天从尖沙咀码头走起，沿弥敦道而上，一直走到柯士甸道，我告诉你，三十岁以下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穿牛仔裤。

 

不错，自七十年代开始，就在注意美国社会情况的人，如查尔斯·莱克（Charles Reich），在其《绿化美国》（The Greening of America）一书中认为，牛仔裤象征民主、自由、平等，带有个人特性，富有感觉但不性感。就在大家接受了这种看法的时候，牛仔裤阵营中出现了一个新面孔，一个连当年牛仔们看了都脸红的面孔：AB高级时装牛仔裤。法国人首先为那些含苞待放的青春少女们搞出来性感无比的“法国牛仔裤”，而其售价则足以使当时一般顾客听了脸都发白，五十、六十、七十美金一条。出身卑贱的牛仔裤现在不仅登堂入室，而且身价百倍，变成了“时装”，电影明星们、大家闺秀们外出做客时都可以穿，而且穿了也不会觉得降低了她们的身份。接着，世界第一流时装设计大师们，如Yves StLaurent，Oscar de la Renta，Calvin Klein，Ralph Lauren，Bill Blass，Geoffrey Beene等等都各自推出绣有他们大名的“时装牛仔裤”（designer jeans），而且料子也不限于牛仔布了，还有纯丝的、缎子的、丝绒的、真皮的、蜡染的。而另外一批商人则以名女人的姓名作商标，如大本营设在香港的穆尔詹尼国际公司（Murjani）与美国大财阀的后代Gloris Vanderbilt签有合同，以她的大名做其牛仔裤牌子，其他还有不属于时装设计家推出的“高级牛仔裤”，如Jordache，Sasson，Zena，Sergio Valente，Bon Jour等等，据时装分析家说一共有两百多种牌子。牛仔裤王国终于搞出来自己的特权阶级。正因为是特权阶级，所以市场小，而自八十年代开始，这个高级牛仔裤市场，在两百多家厂牌竞争之下，已经有点不景气了。再过几年，除了四五家实力比较雄厚的尚可维持之外，其他“名牌”几乎全部都关门或改行。在七十年代末期，“时装牛仔裤”的黄金时代，整个两百多家高级牛仔裤的销路，一共加起来也只不过占美国牛仔裤市场的百分之五，还不到利瓦伊式牛仔裤销路的七分之一。况且，人们早已发现，不管是哪位大牌时装设计家设计出来的，也不管用什么昂贵料子裁成的，其基本款式完全是在抄袭我们这位一百多岁的利瓦伊式五〇一双X牛仔裤。

 

回过头来再看国际市场，自一九六五年成立了利瓦伊·斯特劳斯国际公司以来，以欧洲市场发展为最快，拉丁美洲其次，亚洲最慢，但这些地区仍都有它的工厂和批发中心。在香港则成立了利瓦伊·斯特劳斯（远东）公司，并接受了当地的南洋纺织工厂作为其四分之一股东。到一九七二年，尽管欧洲方面因供应超额而使公司蒙受一千两百万美元的损失，但整个国际市场上公司的贸易总额仍超过了一亿美元。国际市场有其特殊问题。一九七四至七五年间，公司在四个国家的当地批发商因贿赂本国政府官员被揭发而使声望良好的公司名誉染上了污点。虽然数目不大，一共不到十五万美金，但公司因此教训而下决心严格管制手下及各国本地批发公司的商业行为。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公司多年来一直不在没有贿赂办不成事的印度尼西亚设立自己的批发中心，直到最近才又开始与印度尼西亚谈判。此外，各国和各区域各有不同的爱好，法国南部青年喜欢的北部人讨厌，瑞士受欢迎的瑞典没人买，英国人不能没有拉链，日本女人的臀部要比中国女人的肥，因此剪裁也因地而异。再如香港或东南亚一带气候闷热潮湿，牛仔布料也不同。以利瓦伊式牛仔裤来说，在香港或曼谷就很难买到美国流行多年的五〇一双X牛仔裤。但最使公司头痛的是日本。在公司于一九七〇年才设法进入时，日本自己早已有了一百多种本国牛仔裤，不少日本人一直以为牛仔裤是他们发明的。但今天最大的外国厂牌仍然是利瓦伊式牛仔裤。中国台湾方面则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问题。一九七七年夏天，公司负责侦察伪造品的安全主任与国际警察合作，查获在台湾有一个香港财团支持的集团大批仿制利瓦伊式牛仔裤，销往欧洲。伪造的与真货一模一样。只有一点，当局规定凡是在台湾制造的任何产品都必须加上“中华民国制造”几个字。不知道伪造集团有没有想到这当中的小漏洞，反正，公司知道自己没有在台湾设厂生产，这简直是自投罗网。这次查获了十四万条，另外已运往欧洲的还有好几万条。结果庭外解决，集团中有三人入狱，另外赔偿五十万美元了事。至于社会主义国家，公司只是于一九七七年和匈牙利签了一个协议，由公司输进牛仔布，由当地工厂制造牛仔裤，再由匈牙利输出一部分成品运往西欧，剩余部分则在本国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销售。另外，公司还向东德进口成品，但公司的劲敌、世界第二大牛仔裤制造商蓝钟公司，两年前即开始与苏联谈判，设法签署一个类似匈牙利式的协议，可是至今没有听到下文。

 

对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来说，社会主义国家买不买他们的牛仔裤还在其次，美国自己还会不会如同过去十几年那样，好像没有明天似的大买特买牛仔裤，才值得他们注意。有不少人一直预言，到了二十一世纪，也许只有妈妈带着小儿子去逛华盛顿国家博物馆看恐龙骨头时才能看到一条牛仔裤了。“喏，你看，二十世纪的人穿这种裤子。”公司的看法是，他们已经把牛仔裤变成一种非常亲切的产品。一点不错，不但亲切，而且实在。卡特总统在白宫里都穿，而谁也不会指控他抗议什么，或反对什么既成体制，他本人就是既成体制的代表。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货真价实的牛仔裤是人们的基本服装，即使落个恐龙的下场，那多半也要等到地球下一个冰河期才会发生。不过有一点是真的，如此庞大的多国企业公司绝不能单靠牛仔裤维持。公司于一九七一年决定将家族企业形式改变，把股票抛上市，其目的即为筹措大批资金来积极执行其拟定好的增长战略。这个战略就是多样化。成绩如何？公司的销售额于一九七五年突破了十亿美元之后，才仅四年工夫，便于一九七九年突破了二十亿大关。而这二十亿美元总额之中，牛仔裤只占百分之三十六，百分之二十八属于青年便装、妇女装、运动装、体育装、滑雪装，以及各种配件，然后整个国际部门占百分之三十六。换句话说，靠牛仔裤起家的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现在是世界最大的、生产数千种货色的服装制造公司，对象不再限于当年的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少年，而是整个男女老幼。光是牛仔裤一个部门就有几十种不同颜色、布料和款式的牛仔裤，然后其他几个部门，从便装到西装，从皮带到皮靴、袜子到帽子，从体育装到运动装，从衬衫到睡衣……反正，不管你是男女老幼，从你学会走路开始到你走不动为止，公司数以千计的服装货式足可为你应付各种场合把你装扮起来。但究竟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是牛仔裤的创始人，今天，根据服装市场专家的分析，利瓦伊式牛仔裤仍占全美市场的三分之一，而其劲敌，蓝钟公司的威格牌则只占市场的十分之一，远远地排在第二。现在，公司因华利的儿子，罗伯特·哈斯（Robert Haas）与彼得的儿子，小彼得·哈斯于前年开始正式掌权而进入了第五代。虽然一上台即遭遇到一个大霉运，因苏联侵略阿富汗，美国不参加一九八〇年莫斯科奥林匹克世运会，使配备美国选手全部制服和运动服、并制作了一百多个半分钟电视广告、借以推出其体育装的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蒙受一千多万美元的损失，尽管如此，这两个也都是加大—哈佛出身、年纪都才三十几岁的第五代上台之后第二年的成绩是，一九八〇年，三十亿美元。

 

“只要有足够的意志力，再加上一点运气……”今年，里根总统进入白宫之后第一道命令，不是关于国内经济情况，也不是关于苏联到处称霸，而是关于牛仔裤。他下令，凡是在白宫工作的人员，无论男女，一律禁止穿牛仔裤上班，连周末都不许。接着，美国内政部也发出了类似命令。一百多年来，牛仔裤从劳动装变成抗议装，又变成个人自由装，又变成高级时装，可算是登峰造极了。如果没人理会，作为时装的牛仔裤不久就会被另一种更新的时装取代，牛仔裤则恢复其本来面目，人们的一种基本服装。可是给里根总统这么一搞，全国报纸一渲染，说不定牛仔裤的运气又来了。总有一天，白宫的一位工作人员，就为了向纪律挑战，偏偏要穿一条牛仔裤上班……

 

想到这里，我走去洗衣间，找出来我为写这篇文章而特意又去买的一条“保证缩水、起皱、退色”的利瓦伊式五〇一双X牛仔裤。洗洗穿穿，穿穿洗洗，现在大概总有三次了吧。我穿上后走到镜子前面站了半天，脑海中飘过了各种回忆和影像，浮起了三十年前那个秋天下午的一幕，深蓝色开始微微泛白，布还不够软，但因为用烘干机，倒是暖暖的，而且我也觉察出牛仔裤已在按照我的体形开始缩了，紧紧地裹着，紧紧地兜着，仍使我感到非常兴奋，可是又总觉得有点什么地方不对，左看右看也看不出来，猛一回头再看，才发现，利瓦伊式牛仔裤依然如旧，只是镜中的人却已非当年那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儿了。

 

一九八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