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

曾几何时，出口还是中国换取外汇、引进技术和设备的重要手段，可是今天，我们却要为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发愁。太多的储备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升值抬高我们出口产品的美元价格，从而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巨大的外汇储备增加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不利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由于大部分外汇储备是由出口盈余累积而成的，许多人因此认为要减少我国的出口。

另外一个赞成减少出口的原因，是中国的出口产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我们出口越多，越是受其他国家的剥削。另外，三资企业出口占我国总出口额的６０％左右，出口因此更多地是服务于外国资本。

然而，这种看似有理的说法，实则似是而非。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说，帝国主义不仅在军事上侵略中国，而且在经济上侵略中国。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靠的是什么呢？是廉价的产品。斗转星移，今天轮到我们向旧日的帝国主义国家出口廉价产品了，我们却说自己受到这些国家的剥削。这是否是受害者心理在作怪？１９９０年代初我刚到美国读书时，见到的中国产品还比较少，等到我１９９６年底离开美国时，到处都是中国产品了。我为此而骄傲。

那些认为中国在被外国剥削的人，一定也是同情弱者特别是那些在出口加工厂里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的。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减少出口，受打击最大的，正是他们要关心的打工仔、打工妹。这些人是最脆弱的，除了他们的劳动力，一无所有；出口下降，他们就会失业。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出口企业被迫关门，几百万工人失去工作，不得不回到农村去。出口工厂的工资的确不高，但回到农村更糟。全国农村人均年纯收入不过３５００元左右，而进工厂打工至少可以挣七八千元，更何况许多年轻人出来打工只是为了减少家里一张吃饭的嘴而已。

认为中国出口太多的第三个理由，是中国会被锁定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上，从而永远不可能在技术上赶上发达国家。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个理由比前两个理由更具有说服力。但是，要说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后退一步，讨论一下为什么中国的大部分出口产品是劳动力密集型的。这就涉及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

这个理论是大卫·李嘉图在１９世纪初最先提出来的，它说的是，一个国家应该生产具有相对成本优势的产品。比如，美国在汽车和玩具方面都具有比中国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但在汽车方面的优势更明显。按照绝对技术优势，美国应该同时生产汽车和玩具；但是，考虑到中国工人的工资远低于美国工人的工资，美国在汽车方面的相对成本（相当于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比值）低于中国，而在技术优势不明显的玩具方面高于中国；因此，美国应该生产汽车，而中国应该生产玩具。

这个理论的一个推论是，一个国家应该出口更多的使用相对较为便宜的要素投入的产品。比如，中国的人力资源相对于资本在世界上是较为便宜的，因此中国应该出口劳动力密集型的低技术产品。事实上，比较优势理论在经济学家中是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于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声称，是否相信比较优势理论，是区分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的标志。

那么，遵循比较优势如何会让中国锁定在低端产品的出口上呢？让我们做个思想实验，考虑中国和美国的情形。假设美国是技术的领导者，即高新技术源自美国，而中国是技术的跟随者，可以无代价地获得技术。那么，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应该出口低技术产品，美国应该出口高技术产品。我们的问题是，随着美国在高端技术方面的创新，中国在产品技术等级上能否缩小和美国的差距？

当美国开发高端技术产品时，它的劳动力成本会上升，因此会让出一部分低端产品给中国生产。但是，这可能不足以让中国的产品产生追赶，原因在于中国由于生产了更多的产品也不得不提高工人工资，而且，由于美国新发展的高端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低于它让出的低端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中国工资的增长速度会高于美国。因此，仅仅按照比较优势来生产，中国不可能在技术上赶上美国。

然而，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实践并非如此。在１９８０年代，我国的大宗出口商品除纺织品外，就是像石油这样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到了１９９０年代，工业制成品的比重迅速增加，进入２１世纪，电子产品也成为出口的重点。研究表明，我们的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远高于同等收入的其他国家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高出比例达到４０％以上。这说明中国的出口并没有遵循比较优势理论，而是具有很强的赶超特征。

这里的一个问题当然是，由于６０％的出口是由三资企业完成的，中国出口产品的赶超是否就代表了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赶超？我们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本土企业的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的确低于三资企业，但是，它的增长速度高于三资企业，因此我们可以预期，本土企业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会赶上三资企业。

另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三资企业出口技术水平提升本身也具有重大意义。三资企业主要从事出口加工业，而出口加工业一向被认为是限制中国出口技术提升的罪魁祸首。的确，在出口加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关键性零部件都以进口为主；但是，广东省的经验表明，经过一定阶段之后，企业会更多地使用本地零部件，原因是本土企业经过学习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出口加工业早期对进口零部件的依赖相当于我们付出的学习成本。

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中国在出口方面实现了技术追赶呢？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功不可没。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但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却建立了在发展中国家中骄人的制造业基础。在１９９１年出国学习之前，我在西安一家生产输变电设备的大型国企工作了两年。这家企业是苏联援建的１５６个大型企业之一，高峰时期曾经拥有十一家工厂和七家研究所，职工达三万余人。进入１９９０年代后期之后，企业规模锐减至１．２万人，但至今仍然是中国成套输变电设备制造业的龙头老大。

尽管我们无需走计划经济时代的老路，但是，计划经济时代给我们的启示还是可以汲取的，即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资源动员实现跨越性的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给我们打下的基础允许我们用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通过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积累资金；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集中资金进行高技术的开发，提升我们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

中国是一个大国，沿海地区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而内陆地区还与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为伍。这种不平衡尽管带来一系列问题，但同时也为我们用两条腿走路提供了条件。